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在大連海關工作。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每位幹部都寫了一份《對蘇聯看法的思想演變過程》思想匯報，時隔八年，這份匯報成了我「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證，我被打成「右派」。此後二十多年，我一直努力為自己翻案，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因此，我後來受人之託，到上海著名的大「右派」孫大雨（1905-1997）教授家傳授自己豐富的翻案經驗，也算是一段因禍得福的際遇吧。
如今，孫大雨教授已經去世多年，但他高大、堅韌、坦蕩的身影一直活在我的記憶深處。我願意提起筆來，回憶耿介清正的教授，完成教授生前對我的囑託，以此寄託對他的敬佩緬懷之情。
訴訟風暴
1957年苦夏的颱風季節，颱風還沒有降臨，狂飆般的政治風暴席捲了上海灘。被捲入風口浪尖的是復旦大學教授、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孫大雨。大字報鋪天蓋地，報紙、電台等宣傳輿論都調動了起來，來勢異常兇猛。
7月，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欽點」了死不悔改硬骨頭的孫大雨，他成了轟動全國的大「右派」之一。此後，市委書記親自出馬召開會議，面授機宜：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帶上「工人」到孫大雨的家裏開現場批鬥會。令人驚詫的是這位被批鬥的教授，非但不低頭認罪，承認錯誤，反而指責批判他的人是「反革命」，「出口傷人」！
「欽點」的大右派如此囂張怎麼得了？於是，書記掛帥，四方行動，找了在公開場合被孫大雨斥責罵過的領導幹部、社會名流共16人，聯名向法院遞了訴狀，控訴孫大雨誹謗罪。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為了批捕孫大雨動足了腦筋，副檢察長方行連夜查閱資料找法律依據，總算找到了可以「傳喚」孫大雨的法律依據。
孫大雨接到「傳喚」通知，奉命準時來到檢察院。當時的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位於外灘15號（中山東一路15號），上海市總工會的隔壁，中間隔了一片籃球場大的院落。在外灘的建築群，這座三層樓的西式建築只能算是個矮胖子。事隔半個多世紀，這裏已變成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除大樓的輪廓還在，內外已面目全非。
孫大雨被勒令不准從面向外灘的正門進檢察院，通過內部人員出入的小便門（大鐵門的右下角是個小鐵門）進入。當時，在檢察院的正門，貫通三層樓的空間到處貼滿大字報。正中懸掛了一幅特大的「漫畫」——一隻穿着長袍的狐狸，掀起袍衫，露出粗長的尾巴，袍內藏着牛鬼蛇神，配上毛筆寫的黑體大字「打倒頑固不化的右派房群」，上樓的梯口是另一幅「漫畫」——紅皮白心的大蘿蔔，題字為「房群你究竟想做什麼？？？」一前一後，這樣戲劇性的一幕，成為我和孫大雨教授最初的緣分。
為什麼關於我的批判漫畫貼在樓梯口呢？我所在的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三處反右運動開始時討論的題目是「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問題。我的觀點是搞自然科學的應重其才，無論他們的世界觀如何，都應重用，搞社會科學的應重其德。反對意見指責我歪曲了黨的幹部政策，還批駁我對匈牙利和波蘭事件的看法，最後甚至說我早在中央政法幹校就應該定為右派。辯論中我一直不承認錯誤，情況升級的結果是，我成了頑固不化的「右派」，結論抄錄了建國前我在大連海關親筆所寫對蘇聯看法的思想小結，並給我定了性，「房群一貫反對蘇聯，早在1945年旅大解放時，房即視友為敵」云云。我雖不如孫大雨「欽點」之身，也是檢察院重點「關照」的對象，批判漫畫高懸於正門。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心情，冒着風險，一定要親眼目睹心目中敬佩的教授。我躲在院子左邊車庫樓上的暗處，對準大鐵門的小角門——只見一位身材魁梧、風霜滿面的學者，拄着手杖，從大鐵門的小角門進來，因角門太小，只能彎腰進來。他那高大的身軀微微顫抖，步履艱難地斜穿過籃球場的邊角處，踏上一方木質階梯，由幾乎碰到腦門的小便門進了檢察院。這一情景此後常在我的腦中浮現。
1958年6月2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誣告、誹謗罪，判處孫大雨有期徒刑六年。至此，孫大雨響亮的名字，從喧囂的城市裏消失。關心他的人們私下揣測、議論：有說他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有說他不甘屈辱，抱着他的畢生心血譯著投了黃浦江。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人們慢慢也就忘記他了。
膽大包天的批語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央五十五號文件《貫徹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落實以後，我這個翻案翻了二十多年也沒有翻過來的「極右分子」也得到了改正。偶然機會，我結識了法國里昂大學文學院博士翻譯家徐仲年，他是中國第一位在法國獲文學博士學位的人，也曾不明不白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又稀里糊塗地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1980年，在徐仲年的家裏我們談起了孫大雨，他曾和孫大雨一同在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他說，孫大雨剛正不阿的倔強性格由來已久：1949年前為了教育部長的貪污問題，他當面指責過蔣介石；1949年後，他原來看不上眼的學生都變成了他的領導，他們說他反動，他就回敬他們是「反革命」。他的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我不方便去看他，你去勸勸他，現實一點，不要老這樣頂着。徐仲年的提議正中下懷，點燃了我心中潛藏已久的拜訪孫大雨的念頭。
從老城隍廟的後門出去就是晝錦路，過馬路不足五十米，狹窄的弄堂右首處那磚木結構、上下五進的院落，就是孫大雨父親孫廷翰置下的產業，也是孫家的祖宅。孫大雨從茂名公寓被掃地出門就回到了這裏。這座院落早已被居委會佔有，僅在樓上劃出一間10平米左右的房間給他夫妻居住。樓下是街道製作豆製品的作坊，夏天酷熱喧囂，環境艱苦。
房間裏僅有的物品是一張紅木圓桌，一分為二，一半靠牆，上面放着油鹽醬醋，瓶瓶罐罐，碗筷也在其中，剩下的空間就是吃飯用的餐桌；另一半擠靠在床頭，上面堆滿了書稿，顯然也是書桌。三尺半的鐵床上，唯一的床上用品是那破舊不堪的棉花胎，床下、牆角堆滿了泛黃的書籍（抄家丟下的剩餘物品），除了幾把破舊的凳子，沒有任何財物，一貧如洗，如果我不是親眼目睹，不敢想像這就是孫大雨的處境。
我這不速之客進門時，孫大雨正專心致志地伏在案頭工作。得知我的來意後，他毫無表情地點了點頭，隨意地問道：「徐兄可好？」我將徐仲年已獲改正的事情原原本本告知，孫大雨聽後，臉上才露出了點笑容。
孫大雨的夫人劉月波從外面進來，見有客人，連忙從餐桌上的竹殼熱水瓶里倒了杯白開水遞到我的面前，抱歉地說：「實在對不起，家裏沒有茶葉，慢待了。」孫夫人身材矮小，面慈心善，談吐謙和，是位容易親近的人。她告訴我她是位普通的教師，拿的還是一百多點的保留工資，否則也不至於狼狽到客人來了連杯茶水也請不起。
在交談中，我對夫婦兩人這些年的經歷有了大致了解：孫大雨被判了六年徒刑，送去蘇北大豐勞改農場差點被折磨死，又逢三年困難時期，孫夫人把家裏值錢的東西全部變賣，往勞改農場送藥和食補品。她當時只有一個想法：無論如何也要把人保住，不能死在那裏。硬撐着煎熬了三年，看看實在不行，她又四處奔波，求爺爺，告奶奶，總算能夠讓孫大雨保外就醫。
所謂的天災還沒度過，人禍又接踵而至。紅衛兵闖進了他們的家，不依不饒地揪鬥孫大雨，比「反右」時來得還要兇猛。孫夫人挺身而出去保護丈夫，卻被紅衛兵小將們打翻在地，還準備再踹上一腳。孫大雨氣憤不過，揮拳教訓了紅衛兵。這下禍可闖大了，從監獄死裏逃生熬過來的孫大雨再次被投進了監獄。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關押了三年，實在找不到理由宣判，只能莫名其妙地把他放了，美其名曰交給群眾監督勞動，掃大街的差事又落到了他的頭上。二十多年來，兩人備受折磨。
隨後，我們的談話轉入了正題。我以現身說法告訴他，我翻案翻了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翻進了監獄，也是在第一看守所關了三十個月，二十一年的「右派」帽子也沒有摘掉，真的以為要帶着花崗岩的腦袋進棺材。但五十五號文件的落實是大勢所趨，我拿自己翻案經驗，和徐教授的真誠意願，推心置腹地勸說孫大雨，先「改正了」，服個軟，改變一下現狀再說。
出乎意料的是，孫大雨無動於衷，原來復旦大學黨委早已放出話來，他只要認個錯馬上就給他改正。「我錯在哪裏？錯的是他們！」這就是孫大雨的回覆。我勸他，硬頂不行，我的經驗是可以在書面結論上表明態度。
復旦大學黨委拖了一陣子，實在拖不下去了，派了個小姑娘（黨委的工作人員）拿着書面結論來到孫大雨的家。他順手從案頭的書堆里抽出那份書面結論的抄件給我看。我記得這份抄件的大意是，根據中央五十五號文件的精神，對右派分子孫大雨予以改正，時間是1980年的某月某日。
令人震驚的是，孫大雨在該簽字的地方加了一段批語：「毛澤東有什麼權力餓死一個教書為業的教授？我錯在哪裏？毛澤東已經死了。鄧小平先生應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
我一時語塞，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說什麼是好。我一生閱人無數，審閱了不知多少案卷，從未見過像孫大雨這樣一位風骨剛毅，寧折不彎，敢做敢為的人！
最後的遺憾
以後的日子裏，我與孫大雨先生多有交往。那時政治氣氛寬鬆了點，我們兩個大難不死的「右派」，時常坐在一起促膝談心。關於孫先生的為人，沈從文早年就對他有過評價：「多才、狂放、驕傲、天真」。毛澤東也曾說「像孫大雨這種人，如果他頑固得很，不願意改，也就算了」，可見孫大雨的頑固非常出名。相處越多，我越能感佩孫大雨先生的剛正不阿，人品高潔。以至於我曾私下對夫人說：「孫大雨都判六年徒刑，把我拉去槍斃也無話可說。」
後來，他們搬進衡山路近吳興路的高層住宅，居住生活有所改善。我去拜訪過幾次，進門後，孫夫人總先給我倒杯茶靦腆地說：「再甭請您喝白開水了。」想來還是記着當年待客不周的窘迫。她又抑鬱惘然地對我說：這高樓大廈她並不滿意，住在這裏沒有人氣，連個說話的人都找不到。城隍廟那邊是他們的老宅，鄰里鄰居都熟悉，走動起來才方便。閒聊時，她向我提了個請求：「房先生，我們真的是冤枉，我們家先生就是脾氣不好，可他心地不壞。政治上拖着不給我們解決，紅衛兵搶了我們家的東西，總該還給我們吧？」我深表無奈，只能說這類事情太多了，這筆糊塗賬，恐怕一百年也算不清楚。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孫大雨輕蔑地插嘴說，「何足道哉？」的確，他畢生所追求的確實不是這些身外財物，否則，他不會謝絕加拿大知名學府的高薪厚職毅然回國，也不會在悲慘的政治命運剝奪了他二十七年的寶貴時間後，在七十多歲時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屈原詩選英譯》《古詩文英譯集》《暴風雨》《離騷》等多部譯稿，以至耗盡了他畢生的心血。
「我的年事已高，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心願。」他憂傷地對我說，「房先生，你年輕，我們交往一場也是緣分。但願你能像對待楊兆龍先生那樣，用文學形式也給我留下一筆。」我曾將楊兆龍先生的遭遇寫成文學作品《劍與盾》公之於眾，引起了社會很大關注，所以孫教授才有此請求。我極少見到一貫鐵骨錚錚的他流露出如此傷感的情緒，想來這並非源於遭受到的磨難，而是感嘆自己浪費的歲月和無法實現的學術理想吧。
孫夫人搬到新大樓沒過多久，就離開了人間。她陪伴丈夫度過坎坷苦難的歲月，然而因長期抑鬱，身體羸弱，最終還是先孫教授而去。遺憾的是我那時正在長春電影製片廠改編《劍與盾》的劇本，沒能送她一程。後來又為了籌措資金拍電視劇，南北奔波，連孫大雨先生去世的消息也是事後才得知。
根據嚴祖佑的《人曲》所記，孫大雨最後的二十年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學術。他將楚辭和漢樂府，唐宋各大家的詩詞，按照英文古典十四行詩（桑納特）的韻律，翻譯成英文，又把莎士比亞的劇作，儘量按照其固有格律翻譯成中文。
因時代的機緣和歷史的荒謬，我接觸過許多包括孫大雨、楊兆龍、徐仲年在內的「大右派」，他們都是學識淵博、人品正直的知識分子。與撰寫《劍與盾》初衷一樣，希望重提孫大雨教授的遭遇能令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