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是周恩來一手培養起來的外交官之一。「文革」初期喬冠華很是看不慣江青的，然而在「文革」後期，周恩來病重之際，喬冠華卻換了腔調，像變了一個人。
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文晉夫人張穎在《故友二人行——懷念龔澎並憶喬冠華》一文披露了在周恩來病重期間，喬冠華是如何倒向江青的細節。
老喬變了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老喬正生病住在醫院裏。不久我和文晉到醫院看他，他很生氣，責怪文晉不來向他匯報。文晉是寡言少語的人，沒有說什麼。我向他解釋了那次是秘密訪華，總理直接領導，有保密規定。
那次看望喬，我突然感到他有點變了，火氣很大，還有點斤斤計較。隨後基辛格第二次來訪、尼克遜訪華，喬都參加了並做了許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難忘。在起草《上海公報》的過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經恩來同志審定，交文晉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喬等人參與。
當時老喬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內容，文晉等人不同意。但老喬很固執，一定要改。因為他是領導，別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總理，總理當即發現改得不對。
在第二天接待組的會議上，總理髮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晉嚴厲批評：膽子太大又不動腦筋，為什麼要改？文晉沒有做聲，默默承受。會後他才告訴我實情，並講老喬變得狂妄了。我當時很不高興，心想老喬為什麼不站出來承擔責任呢？
龔澎去世兩年多，老喬又戀愛了，朋友們也為此高興。可是，喬的子女對他的戀愛對象章含之不大滿意，我也曾勸說，父親的事你們不必過問。喬的兒子告訴我說，他並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訪一下鄧穎超大姐，要我聯繫一下，我答應了。不久喬的兒子去見了鄧大姐。
我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隨後我接到喬冠華的電話，在電話里他大為震怒，質問我為什麼要給他兒子聯繫去見鄧大姐，斥責我多管閒事。
當時我驚愕片刻，即給他頂了回去。你兒子去見鄧大姐有什麼不對嗎？你別忘了他同時還是龔澎的兒子！他把電話摔了。
過了不多久，鄧大姐給我來電話，她有點不高興地問我：老喬到底怎麼啦？他居然打電話來質問我，為什麼要見他兒子，都和他談了什麼？難道我不能見見，我會談無原則的話麼？……我勸鄧大姐千萬別為此生氣，老喬已經在電話里把我責罵了一頓，我也不解為什麼會這樣。
喬冠華與「維特克事件」
1972年夏，美國一位中國問題學者洛克珊·維特克到中國訪問，了解中國婦女革命史。她與鄧穎超、康克清等幾位老同志座談兩天以後，又提出要採訪江青。
幾經周折，總理批示：可以禮節性接見。豈料江青對維特克大感興趣，在人大會堂談了幾個小時，設宴招待，還陪維特克去人民劇院觀看樣板戲《紅燈記》。江青的做法使我們陪見人員大為吃驚。
江青還特別約定在廣州繼續會見維特克，談她的歷史，希望維特克為她寫傳。這一情況與總理批示的禮節性會見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時，我即向喬冠華匯報並請示他該怎麼辦？
老喬皺了一下眉說：江青的事情誰管得了？我沒辦法，隨她去吧。7月間，江青去廣州，隨後把維特克接到廣州，我們陪見的全班人馬也到了廣州。江青到廣州會見維特克近10次，講了60小時，內容無所不有，自我吹噓、編造歷史、詆毀別的領導，還有泄密等等。
在這過程中我曾數次打電話向喬等領導匯報情況，他們都回答說沒辦法，隨她去吧。直至把維特克送走，我們回到北京，我又向他們匯報，江青要整理記錄翻譯成英文寄到美國。喬只聳聳肩，攤開兩手，斷然決定說，這事我真管不了，以後也別向我匯報了，你直接找周總理匯報吧。
這之後近半年時間，我和外交部編譯室徐爾維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釣魚台江青住處，陪她整理記錄，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冊，編號登記，作為絕密文件送給周總理以及王、張、姚，還有外交部姬、喬、王等審閱修改。
這期間我曾多次向總理匯報情況，總理也審閱過一部分記錄。最後總理認為這份記錄實在不能寄到美國去，他找江青談話，告訴她，將文字的東西寄往美國十分被動，勸她不要這樣做。江青不僅不聽總理勸告，還糾纏總理幫她修改，總理只好請示主席。
毛主席立刻指示，記錄絕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譯。總理召集外交部有關人員傳達主席批示，並囑咐我和徐爾維把這次談話的所有記錄，貼上絕密封條，交外交部保密室。
1975年冬春我們從加拿大回京述職並休假。就在那年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晉約見喬冠華部長，向他匯報加拿大的情況並請示工作。老喬要我們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原本是要向喬請示匯報工作的，但文晉沒說幾句，喬就擺擺手制止他。
喬與我談起來，章含之也和文晉單獨對話。我記得喬對我態度很親切，開始也問及加拿大使館一些工作情況，但很快就轉了話題，談起國內的「文革」，重點是談江青。說她領導「文化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稱讚重用。
我覺得奇怪，「文革」初期喬很是看不慣江青，說她打着主席的旗號把全國都擾亂了，這會兒反而變了調。喬對我說，江青認為我很能幹，知道我從小參加革命表現不錯，要調我去「文化組」負責什麼工作。我直瞪瞪地看着喬，不知道該講些什麼。喬感覺到了，接着說：當前「文革」的形勢你知道，周總理病重，看來不久於人世，識時務者為俊傑嘛，應該好好想想，何況江青那麼看重你哩。他習慣性地哈哈大笑起來，我卻感覺渾身發顫，難以控制。
我們離開喬家，走過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氣襲人。我忍不住問文晉，你們都談了些什麼。文晉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認識江青，她卻一個勁說江青對我有好感很欣賞，真是莫名其妙。我脫口而出，這是在為江青搜羅人才，真是拉幫結夥哩。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晉又回北京休假，在機場得知，總理在當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氣氛中。外交部許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領導在外交部內舉辦小規模的悼念，喬都不加理會。
一次。回國學習的駐外大使和參贊在學習會上，一致要求在內部舉行追思活動，又被拒絕。當場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質問部長有沒有起碼的人性？由於過分激動，引發心臟病被送往醫院。而喬還是不作任何解釋。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外交部將我從中國駐加拿大使館調回北京，成立專案組，讓我和當年陪同江青會見維特克的人員，把有關情況詳盡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領導參考。我們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鐵櫃材料。
經領導同意，我們去保密室索要。豈料保密室的同志說，材料在兩年前就被江青連鐵櫃一起都搬走了。我們大為吃驚：這些材料是主席和總理指示封存不許動的，江青經過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據江青當年的秘書和保衛人員回憶：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評江青和「四人幫」，江青很緊張，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經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批准，把鐵櫃搬到釣魚台江青住處，全部燒毀了。
拒談與江青的關係
1976年10月，喬冠華開完聯合國大會回到北京。中央責令外交部對喬與江青的關係進行審查。當時喬住在家裏，章含之住在辦公室，要求他們各自說清真情。在這期間，外交部曾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在北小街祿米倉北京陸軍總院禮堂。
我記得當時部領導坐在主席台上，喬也坐在旁邊。大會請喬說清與江青的關係，並作自我檢查。喬一言不發。部里有兩三個人發言，批評喬在文革後期的一些行為。另一次批判會是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主持會議的部長還是希望喬能作自我檢查，喬仍是一言不發。
1984年喬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喬冠華生平的稿件請我們審讀，大概是準備印發或作新聞稿之用。此稿肯定了喬一生中的成績，最後一段也寫了喬在「文革」後期犯了政治性錯誤。章含之一定要把這一段刪去，否則寧願不發。文章最終沒有發出，報上只登了一則簡短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