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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真正的國恥,廟堂中竟無一人是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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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不僅顧准)的思想上,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大國。」,「所以我認為,歷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

最近,中共將文革浩劫定性為「艱辛的探索」,引發眾怒。圖為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網絡圖片)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中共官方決議,「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領導者是誰?人人心裏清楚,就是要打啞謎。為尊者諱,於此可見一斑。

其實,「文革」十年,無論是在當時煌煌典籍上,還是在官方各種媒體上,無不白紙黑字寫着、鏗鏘有力地宣稱: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老人家似乎也沒對這番表述提出過異議。

所以,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冠以領導者,似可不必,徒給人以思想上混亂,更給對要了解這段歷史的後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至於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就更費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澤東視為一生乾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後一件事。寫腳本的是他,總導演也是他,製片人還是他,可謂在茲念茲、情有獨鍾,寶貝得不得了。以他對《二十四史》興亡治亂爐火純青的研究和犀燃燭照的洞察力,怎麼可能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重複的還是「皇上聖明、奸臣弄權」的老故事。看來,官家說辭,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終究還是不能不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

但無論如何,對十年「文革」是災難、內亂、動亂、浩劫的定性,從官方到民間,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達成共識。持異議的人不是沒有,但無非是兩岸的猿聲,是秋後的蟬鳴,是毛澤東所說的幾聲悽厲、幾聲抽泣。

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要隨着時代的發展變化而深化而提高。對「文革」的定性,決議不是完美的終結,而是良好的開啟,也許還是當時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約數?不好說。

解放思想,就包括對已有的結論,哪怕是權威的結論的懷疑、批判和揚棄。定於一尊,祖宗之法不可違,現成的結論不能變,從來與解放思想絕緣。循此,說「文革」是給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恐怕還不夠,不夠在國人對歷史教訓更深切的認識與把握上。好在,從那以後,國人對那場浩劫沒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對「文革」的定性更準確更實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

文革摧毀中華傳統文化,詆毀神佛,侮辱孔夫子。(網絡圖片)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對「文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給出了自己的說法,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確提出,「文革」是國恥,值得探討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寫的《只有一個顧准——的補充》一文中,鄭重地指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不僅顧准)的思想上,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大國。」,「所以我認為,歷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

同年底,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說:「錢先生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李先生所言極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當時的國家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開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經毛欽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當局認定和通過的。

沒有證據證明這個通知和決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沒有證據證明當時台上袞袞諸公,有誰在這個禍國殃民的通知和決定出籠前後,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公開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面析廷爭,從而為這個國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樑,一份天地間的正氣。

不錯,當時黑雲壓城,壓力山大,但你既然佔着那個位子,你就是國家的棟樑,就有抗爭的義務,就得有所擔當。

可惜,我們看到的是,在「文革」發動之初,廟堂中竟然無有一人是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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