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10月的重慶談判，乃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重大契機、民主轉型的最佳檔口。重慶談判表面上搞出《雙十協定》，實質談崩，重開內戰，毛共奪國——吾華進入有史以來最黑暗的「偉大毛時代」，前後至少六千萬國人非正常死亡、二十億國人非正常生存，包括今天習近平整出走回頭路的「修憲」（搞終身制）、「改動中小學教材」（改變文革敘述），令寰內讀書人一聲潼關長嘆！
有關當代國史重大關口的重慶談判，大陸今天八十歲以下均被灌狼奶——只接觸到中共版敘述，從資料到結論均被誤導，正確判斷當然只能建立於史實真相。
《雙十協定》
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43天），重慶談判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似乎射出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曙光。但國共高層都知道，《協定》只能維持短暫和平，內戰必定重開。因為，最重要的裁軍未談攏，中共未接受國府的「和平建國」，而是意在中原逐鹿，繼續井岡山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雙十協定》要點：
1、雙方確認和平建國基本方針；中共承認國府領導地位，國府承認中共合法地位；以對話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堅決避免內戰。
2、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制定新憲法。
3、國府解散特務機關，嚴禁司法機關以外部門有拘審處罰權，釋放除漢奸以外所有政治犯。
4、中共縮編部隊至24個師，至少20個師。
此時，國共都不願承擔「首啟戰釁」惡名，爭扛「和平」大旗。《雙十協定》雖打出「和平建國」橫幅，但只是一份「和平」意向書，民主建國的一系列具體問題（軍隊國家化、議席分配、政府組成……）均留給接下來的政治協商會議。尤其實質性的裁軍，如此含糊，顯存玄機。
此外，中共根據地問題上，國府堅持抗戰前為中共佔領的陝北保持不變，其他根據地一律收回（既然只是為了「抗日」）。但中共只願交出南方13小塊根據地（因很難保持），北方五大塊根據地（陝甘寧、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則寸土不讓。
「彼岸」迷惑性
此時，由於中共尚在野，馬列主義在中國尚為彼岸的「未來時」，朝野上下、左右士林都不清楚中共「堅決拿下中國」的決心，更不清楚尚未放出潘多拉魔盒的公有制、計劃經濟、一黨專政。英美知識界（如「中國通」費正清）也認為中共初心不壞，只是一批土地革命者，只想實現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直到今天，西方漢學界仍將江西鬧紅譯成「土地革命」。重慶談判後期，北洋老吏、64歲的章士釗（1881～1973，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在毛澤東手心寫一「走」字，政治傾向「一字瞭然」。
抗戰時期，中共內修守戰之具，外行擴張之策。1936年7月9日，周恩來在陝北對斯諾說：「無疑中國革命現在正接近另一個高潮。它可能通過抗日運動取得政權。」「假如抗日運動發展起來，蔣介石的獨裁權幾乎一定會被剝奪（喪失獨裁式的控制）。」「抗日戰爭展開之日，乃是蔣介石開始覆亡之時。」克里姆林宮明確指示：利用抗戰擴大部隊，最終推翻國民黨。1939年5月5日、1944年12月20日，毛澤東至少兩次在黨內明確方針：「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中共這一「抗戰有利觀」，甚至滲透這一時期嶺南大學歷史政治系學士論文：「抗日持續時間越長，對中國共產黨越有利。」但中共的統戰與宣傳一直做得很好，長期迷惑中外輿論。
關鍵的裁軍
絕大多數國人不知「重慶談判」關鍵細節：國府額定全國軍隊50個師，中共要佔19個師，國府最初給9個師，一直讓步至15個師，只要求籤約後立即縮編。周恩來同意，毛澤東不同意。主持調停的美國大使赫爾利：「達成統一的障礙來自共產黨的要多於來自國民黨的。」
整個抗戰時期，國民黨遠比中共講團結，更維護「統一戰線」。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的吳國楨（1903～1984）：
從蔣介石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從中央宣傳部到政府控制的新聞界，都下令說不要發表有關共產黨與政府發生衝突的消息。再也沒有比這個政策更使共產黨高興了。當我們傻傻地保持沉默，他們卻大肆宣傳，全世界只能聽到他們的說法而聽不到我們的。
國民黨在丟失中國大陸之前，就早已在宣傳上打了敗仗。
1946年初，蔣介石召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至重慶，要張放中共東江縱隊北撤，語重心長面諭：
經此八年抗戰……民眾痛苦，經濟凋零，社會動盪；在國際上，美國希望中國統一，希望現政府成為強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黨專政。基於上述原則，我們不能不與共產黨妥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可說是一種政策，吾人應當遵守。俟共產黨加入政府後，我們的困難自會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崗位上埋頭苦幹克服困難。我們不必憂慮，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2300餘人的東江縱隊安全北撤，千餘人的瓊崖縱隊亦未加圍剿。而且抗戰一結束，蔣介石就開始裁軍。張發奎認為馬歇爾明顯偏袒中共——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馬歇爾的無知促成了中國大陸迅速「赤化」。
主責在「共」
按《雙十協定》，國府召集國民大會，1946年5月5日延期至11月12日，再推遲至15日，一直在等待中共出席。開幕後，55人主席團仍為中共留席九座。中共拒絕出席的理由：國務會議40席中得佔14席（包括左翼黨團），以便握有否決權（所有決議通過均需2/3票），國府同意給13席，認為只要你能爭取黨外一席，便可否決議案，中共堅不讓步。
司徒雷登認為：蔣介石提交的憲法草案「比十年前準備的那個草案要民主得多，它標誌着委員長的思想進步了。」
馬歇爾也說：
不幸的是共產黨人認為他們不宜參加這次國民大會，可是憲法卻已經把他們提出的一切主要要求包括進去了。
張發奎批評蔣介石敗在戰和不定——
不肯真誠地接受馬歇爾的調停，然而又不具備足夠的財力自行解決共產黨問題，這就是他敗走台灣的根本原因，這是咎由自取。如果我們真誠地接受馬歇爾的調停而中共拒絕並進攻我們，我相信美國人會在軍事上提供援助。結果是和談破裂後，美國政府宣佈斷絕一切對華援助並禁售剩餘軍火予我們，正值敵我戰事進入決戰之際，因缺乏補給而影響士氣，以致國軍不戰而退。
紅士評赤國
重慶談判未能避免內戰，主責在「共」，次責在「國」——未能利用有利形勢「藝術地」降伏中共，竟至敗台，大陸赤沉。
2008年，前新華社副總編、1947年加入中共的穆廣仁（1925～）：
1940年代投身中國革命的我們這一代人……既不知道斯大林的暴政，也從未料到中共解放後一段時間實施的「左禍」。在我所接觸到的那個同時代人當中，極少對他們當時的追求有所悔的……這就是我所以為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語深為感動的原因：「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1946年加入中共、1957年右派、「六四」後開除黨籍的許良英（1920～2013）：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提着腦袋幹革命，為了建立新中國。但是，想不到我們後來得到的是這麼一個國家，我非常沮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