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凱西案」中所謂的「自由」，本次多數意見書中反駁道：在解釋第十四修正案中提到的「自由」含義時，我們必須防止人類的自然傾向，即把該修正案所保護的內容，與我們自己對美國人應享有自由的熱切看法相混淆。這就是為什麼法院長期以來一直「不情願」承認憲法中沒有提及的權利。
根據多數意見書，大法官們認為，衡量是否是一種權利，關鍵在於其是否深深植根於歷史和傳統之中。墮胎權不能證明是一種基本權利，訴諸於「自治權」（是「個人尊嚴」）來為墮胎辯護，太離譜了。如果依照這樣的標準，那麼非法使用藥物、賣淫等也可能變成基本權利。
多數意見書還提到，墮胎提出了一個深刻的道德問題，憲法並不禁止每個州的公民管理或禁止墮胎，羅伊案和凱西案的裁決僭越了這種權力，而且導致了許多重要但互不相關法律理論的扭曲。
「羅訴韋德案」和「凱西案」的後果
根據古特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數據，自1973年以來，估計有6000萬未出生的胎兒被墮胎，相當於紐約和加利福尼亞的人口總和。在很大程度上，這應該歸因於羅案。
羅案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將幾乎所有墮胎政策相關問題，從美國人民手中奪走，交給非民選的法官。羅案成為左派墮胎「先例判決」的護身符，製造出一個法律雷區，在近50年裏墮胎權被視為不可侵犯，每一次都受到該裁決的保護。
羅案後，美國司法陷入一邊倒的局面，支持墮胎被允許寫入法律，而反墮胎的法律卻處處受阻。
比如，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是美國保守州限制墮胎的一種法律，只要胚胎或是胎兒可以檢測到心跳時，墮胎即屬非法。而通常情況下，自懷孕六至七周起，就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
2013年北達科他州通過第一個心跳法案，由於1973年「羅訴韋德案」判例，被視為違反憲法。接下來的2018年及2019年，許多州相繼提出心跳法案，但立即被墮胎支持者起訴，結果無一例外，這些心跳法案一個接一個地被法院以羅案判例推翻。
在反墮胎的法律被推翻的同時，幾個民主黨藍州控制的州議會，卻可以頒佈法律，擴大了在所有九個月的懷孕期間進行墮胎的機會。
2022年6月24日，在華盛頓特區，美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結果後，支持墮胎權和反對墮胎權的人士擠滿了美國最高法院前的一條街道。
羅案並沒有解決墮胎辯論，而是火上澆油。使得在其後的近五十年，墮胎問題變得越來越兩極分化，恰恰表明羅案的法律裁決，是多麼的脆弱，而且還影響到美國法律體系的方方面面，使司法機構陷入無休止的爭鬥。
羅案不僅腐蝕了法律，還嚴重損害了美國政治。其結果導致支持和反對的雙方，將所有政治能量，投入到爭奪最高法院控制權的鬥爭之中，墮胎問題黨派化在大法官的提名和確認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明顯，沒有妥協的餘地。雙方還將力量投入到總統和參議員競選中，成為一場沒有底線的激烈廝殺，大法官和其家人面臨騷擾和其它暴力威脅，包括謀殺。
最高法院回歸本位
美國奉行普通法，遵循判案先例，也就是說，法官判案先例對其後的案件具有法律約束力。特別是最高法院具有憲法解釋權，其判決與國會立法具有同等分量。
通過國會立法確定一種新的法律，都必須經過兩院的投票批准，然後由總統簽字，比較困難。相比之下，最高法院判決可以繞開這些障礙，成為左派推行政治議程、爭取「權利」的捷徑，通過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將左派的意見變成法律。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在美國三權分立中最弱的一環的最高法院，越來越一家獨大，成為類似的准立法機構。
2020年9月21日，位於華盛頓的美國最高法院。
在這個過程中，自由派發展出「活憲法主義」（living instrument）的司法解釋，將憲法視為一個「活着的」並不斷「進化」的文本，其判例從一開始就在為結論尋找理由，論據、標準和規則不斷變化，敘事曲折委屈。例如，在為「墮胎權」尋找理由的過程中，先後就有私隱權、自主權、不當負擔等多種說辭。而私隱權本身在憲法中找不到，也是通過解釋憲法產生的一種新的權利。
通過對憲法的新解釋，左派不斷地製造出各種各樣過去並不存在，甚至也不敢想像「新」的權利，比如跨種族婚姻權、同性婚姻平等權等等，都是通過最高法院的判例建立起來的。
回到上世紀60、70年代，當時的美國社會搖滾樂、嬉皮士、女權運動、性解放等背離傳統的運動甚囂塵上。美國最高法院也做出了公立學校禱告違法、全面允許淫穢信息出版發行的裁決。
這次推翻「羅訴韋德案」意味着，最高法院將回歸本位，將墮胎權問題交還給人民選出的代表，不再充當立法機構的角色。
但這並不意味着全國性禁止墮胎，而是說將墮胎權問題交給選民，如果美國人想制定一個全國的墮胎權，可以通過美國國會制定法律、或批准憲法修正案來實現。美國人根據自己的信念採取行動，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他們也可以在自己的州內工作，通過反映其觀點的法律。
推翻「羅訴韋德案」也意味着，推行保護嬰兒、母親、鞏固家庭的法律，不再有憲法上的障礙。推翻「羅訴韋德案」，無疑是一個司法回顧傳統、正本清源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