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變成男人。」——變性人告訴作者馬特·沃爾什：當我們告訴「最脆弱的孩子」可以改變性別時，美國是在向他們兜售一種醫學上的「幻覺」
這是馬特·沃爾什（Matt Walsh）寫的書《什麼是女人？：一個男人回答一代人問題的旅程》（What Is a Woman?: One Man’s Journe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a Generation）的縮減版，該書於6月14日在《每日來電書店》（Daily Wire Books）發行。
原文：
當我在紐約一間漂亮的房間裏，坐在斯科特·紐金特（Scott Newgent）對面，沐浴着溫暖的陽光，我覺得她看起來幾乎像個中年男人：留着胡茬，稀疏的頭髮，肥胖的體型。
我從最基本的開始，」是什麼導致你決定變性的？「我問。
她開始嘆了口氣說：」嗯，這是我經常聽到的一個問題。「
她告訴我她是一個女同性戀者，並且深深地愛上了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女孩。
這個女孩知道她不是女同性戀，並告訴紐金特，她的動作就像一個披着女人皮的男人。
「所以我想了很久，」紐金特說。「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更換我的生命，如果我把我的染色體從女性換成男性，我的生活就會完全不同。我會終歸變成男性。」
她的心理學家和她周圍的人依然傳播她真的是出生在錯誤的身體裏的說詞。
突然之間，她身為女同性戀者（的感覺）和不舒服的經歷開始交織在一起。
四十二歲那年，她鋌而走險，決定做醫學變性。
當我坐在紐約一間漂亮的房間裏，坐在斯科特·紐金特（左）對面，沐浴着溫暖的陽光，我覺得她看起來就像一個中年男人：留着胡茬子，稀疏的頭髮，肥胖的體型。
42歲時，紐金特(左)決定冒險一試，做醫學變性。我問紐金特這個變化對她意味着什麼。痛苦涌了出來。
我猜現在她認為自己是個男人。我想問問她那段經歷。但後來她說了一些讓我吃驚的話。
她宣稱：「我是一個生理上的女性，通過合成性激素和手術，在醫學上變成了男性。」
「然而我永遠不會變成男人，永遠不會…。醫療變性只是一種幻覺；你形成了異性的錯覺——壓根就沒有改變性別這樣的事，你根本不能。」紐金特繼續說道。
我開始有點緊張了。
如果我對支持」跨性別「的人群說這樣的話，他們會立刻衝着我來。
我試探性地問：「現在這種跨性別恐懼症不是對你自己不利嗎？是不是也許這樣？」
「不，這是現實，這是現實。」她說。「現實情況是，如果你在醫學上變性，製造出異性的幻覺，那是為了舒服。為什麼叫它』跨性別恐懼症『呢？」
紐金特向我描述了整個醫學變性的過程，為了尋找由他們所承諾的幸福，是怎樣讓人們陷入漫長的螺旋式墜落中的，以及它已經如何影響了我們的孩子們。
她從她的經歷中告訴我：「我們正在帶走全世界最脆弱的孩子，我們告訴他們有辦法解決它……因為這就是醫學變性所做事。「
「你從『我出生在錯誤的軀殼裏。但感謝上帝，現在生活會變得更好『的想法開始。對吧？所以我們開始接受荷爾蒙治療，荷爾蒙開始後六個月，我們說，『哼，這好像沒有任何幫助。』」
但這些人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他們現在不能回頭了。他們覺得唯一的選擇就是繼續下去。
每個權威人士都在告訴他們，如果他們還不開心，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肯定。
紐金特繼續說道：「』但我仍然需要進行上身的手術。『所以你做了上身的手術，然後你說，』好像我內里仍然有內在的那東西存在，你明白的。『」
「我仍然需要做臀部手術，我需要改變我的代詞，我需要這樣做。而社會對』跨性別『持有恐懼，因為他們對我的性別有誤解，而且總有某種聯繫，對吧？那麼，在某些時候，你需要左右看看，然後說，』看來，這並沒有解決問題！『」
紐金特的故事情節與研究數據是一致的，因為近100%開始使用青春期阻斷劑的兒童會繼續接受變性激素注射和手術。
我問紐金特，這種變化對她意味着什麼。
痛苦如潮水般涌了出來。
」我做過七次手術，我有過一次應激性心臟病發作，我曾因肺栓塞而乘坐直升機急救，我用過十七輪抗生素治療，我曾經接受了一個月的抗生素靜脈滴注。「
」我有一個外科醫生，他被禁止在三藩市進行手術，搬到了德克薩斯州，因為在德州有一項侵權改革法案規定，該法案規定用實驗性醫療程序是不足以告倒某個人的。他使用了錯誤類型的皮膚來重建我的尿道。「
」我的尿道里有一段6英寸長的毛髮長達17個月之久。我17個月無法入睡。我丟了工作、房子、汽車、妻子，以及我曾經為之奮鬥的一切。沒有人知道我哪裏出了問題。「
我不知該從何說起。她讓自己的身體經歷了地獄。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她告訴我：「醫學變性竟是實驗性的。」
它不受監管，說是已經得到了完善。然而儘管如此，很多環節都可能出錯。她盡力幫助我了解她肉體上的痛苦有多深。
「（醫生）用了皮膚錯誤的一面來構建我的尿道。」就是將尿液從男性膀胱中排出陰莖的那段管道。
「想像一下猶如你臉上的毛髮往皮膚裏面長。現在，想想尿液在尿道內流過這根毛髮，因為感染而變成膿液流出。」
她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抽搐，每一次不得不去洗手間的時候，都疼痛難忍。
她又說：「我當時病得很重。現在還生着病。」
但身體上的痛苦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她首先花了很多錢做手術，後來她又需要幫助來修復手術所造成的問題。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做了三個月——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因為我的大腦已經不會思考了。找工作是因為我感染了敗血症，必須買保險，想像一下你怎麼會思考問題呢？我走遍全國各地想辦法找人來幫助我。」
我想知道為什麼造成問題的醫生竟無法解決問題。
那時她對我說：「沒有人會幫助我，包括對我這樣做的醫生，因為我失去了保險。我工作了三個月以求得到保險，直到保險開始生效。」
她自己和她的保險付的醫療費用加起來超過了900,000美元。
這還不是唯一的問題。因為她的問題太特殊了，她不能去看任何老的醫生（譯者註：原文是 old doctor，意思可能是「原來的醫生」）。
很少有人了解變性手術的複雜性。
她告訴我：「我不得不離開我所居住的州，因為該州沒有人懂得他們在做什麼。我曾經有感染，現在仍然有，而且在我的餘生中還會反覆感染。到了某種程度，抗生素也不再起作用了。」
我凝望着紐金特，意識到我正在和一個被判了死刑的女人說話。
她繼續說：「我每三到四個月就會感染一次。」「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了解到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些後，我問紐金特為什麼她不能對這位不僅完全搞砸了她的手術，而且還違反科學文獻中如此大量證據的醫生提起訴訟。
她告訴我：「每一個（律師）都拒絕了我。」
「你知道為什麼嗎？嗯，找到大概是第八個的時候，我在和律師的電話上就徹底崩潰了。我的意思是，我瘋了；可能應該有人打電話給精神病院。我在扔東西——我打碎了一台電視機——我在我的公寓裏到處亂扔垃圾，我開始放聲痛哭。」
她之前已經被拒絕過很多次，她只是想知道為什麼。這個案子看起來像是一個大難題。
「你能告訴我你為什麼不接我的案子嗎？」紐金特問律師。
「她告訴我：』好吧，我們查詢看了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WPATH），沒有護理的基準線。因此，就你的情況而言，我們必須為護理創立基準線。那需要數百萬美元。在你簽署的那張紙片上，你說過它是實驗性的。」
在醫學上，護理基準線建立了共同的、最低限度的行業和行為，以確保患者得到很好的護理，且不會因疏職或虐待而受到傷害。當醫生未能遵守該護理基準線時，他們就要承擔責任。
然而，由於變性手術被認為是實驗性的，因此從未建立過護理基準線——外科醫生很少被追究責任。
「創建護理基準線會涉及什麼？」我問紐金特。
她告訴我：「這需要大量的案例研究。」——用於變性治療和手術的這種類型的案例研究並不存在。「像利普安（Lupron）這樣的公司實際上必須對（青春）激素阻斷劑進行研究，以獲得 FDA的批准。」
但是，如果他們將利普安（Lupron）之類的藥物提交批准，全世界都會知道真相，不僅是關於利普安可怕的副作用，而且它目前除了被用於「性別肯定療法」的標籤外，還由於接受激素治療的變性人在醫學上的轉換，實際上並不比那些沒有轉換的人更快樂。
利普安和變性手術、激素治療和跨性別主義一樣，已存在幾十年之久了。
FDA還沒有批准像利普安這樣的藥物用於變性，醫生也沒有為變性手術建立護理基準線，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而是因為沒有這種意願。
紐金特告訴我：「利普安公司拒絕做研究。因為當他們做研究時，世界上沒有一個醫生會報名參加，說：『太好了，我要報名，太好了！』」
用紐金特的話來說，」我們正在帶走那些已經想自殺的、有自殺念頭的孩子們。我們告訴他們，他們有問題。我們把他們放在實驗程序中……我們將告訴他們，他們會好起來的。「
「不！他們會打電話給我。這就是為什麼我晚上睡不好覺；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電話中不嘗試着為這些人尋找治療師；這就是為什麼我怒視媒體人說："你們真可恥！這是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