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憶是從弄堂里的1號開始的。
一天上午弄堂里傳來陣陣嘈雜的聲響，我和弟弟趕緊爬上窗邊的椅子探身往外看，只見不少穿軍裝戴軍帽的小青年從停在總弄堂的卡車上跳下來就直奔弄底，他們強行闖入1號底樓人家的房間，過了一會把住在二樓的男人拖拽出來，隨後就用皮帶狠狠抽打，那人頭上很快就湧出了鮮血……我們還想再看時，卻被從樓下廚房匆匆趕來的姆媽所阻止，可她來晚了一步，我們啥都看見了。
後來我回想小時候的事情時，發現再沒有留下比這個血淋淋的場景更早、更深的印象了。
被打的那個男人姓強，是電影演員，也是個導演，演過《今天我休息》裏的派出所所長。他家在我家隔壁的隔壁。我和弟弟上學後，與他的女兒妞妞成了同班同學。我和弟弟曾去她家一塊兒做功課，當然我們對讀書學習並沒啥興趣，倒是對住在她家樓上的「阿鬍子」充滿了好奇心。
「阿鬍子」是弄堂里的憨大。他爸媽住三樓朝南的大房間，他姐姐的一雙兒女因在這邊讀書而寄住在三樓的亭子間，他則住在二樓大衛生間上面搭建的閣樓里。我家也有一個大衛生間，但沒有搭建，所以我們就很想知道住在閣樓里是什麼感覺。我們躡手躡腳地爬上妞妞家的樓梯去偷看，閣樓不大，但高度足夠讓成人在裏面站直身子；亭子間儘管是孩子們的房間，但收拾得十分乾淨，東西也擺放得相當整齊。
後來得知巴金作為文青時曾借住在這個亭子間裏，期間（1932年）還創作了小說《春天裏的秋天》；這倒是應了魯迅作於1932年的《自嘲》詩，「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據巴老說那裏是他舅父的家。只是不知道阿鬍子家是何時來此居住的，所以巴老跟阿鬍子是否有瓜葛（阿鬍子姓葛）就不得而知了。
阿鬍子以前也上過學，只是他迎來送往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學後，自己卻始終堅守在原地踏步，不知不覺地在班裏、年級里及整個學校里都像是鶴立雞群、出人不止一頭地了；馬齒徒增，鬍子漸長，因此就得了一個雅號——「阿鬍子」。有小心眼與多心機的學生家長向校方抗議，認為阿鬍子不僅絕對起不了「帶頭大哥」的好作用，倒是肯定會欺負他們家的乖小囡；校方明知實際情況正相反，遭受霸凌的無疑老是阿鬍子，但轉念一想覺得阿鬍子真要是活到老而學到老，那小學堂豈不成了養老院？於是便假託民意而順水推舟，迫使阿鬍子告老回了家；不過好歹也算是幫他在茫茫苦海中渡盡了劫波。
儘管阿鬍子的家考究而舒適，但阿鬍子顯然並不願宅在家裏頭，他老是跟他姆媽同進同出。他姆媽去里弄生產組上班，他就逗留在弄堂里，等他姆媽午飯或晚飯前回來時，再一塊兒回家去，很少見到阿鬍子單獨跟他爸爸在一起。他爸爸是個儀態從容，衣着挺刮的老先生，自有一種拒人於三五米之外的氣場；他以前在洋人的爵士樂隊吹小號，樂隊解散後，便不再工作，但他難得在弄堂里露面，也從不與弄堂里的人搭訕。
阿鬍子出現在弄堂里的時候，老是戴着帽子，有時是鴨舌帽，有時是圓頂帶舌頭的皮帽，有時是絨線帽，有時是翻毛帽；他穿的衣服乾乾淨淨，鬍子也颳得乾乾淨淨，但阿鬍子還是常常要用手去摸下巴，一絲不苟地檢查是否還留有殘餘，拔個精光之後，他才安心地將雙手插在上衣前面的口袋裏，然後慢悠悠地走近某個人家前門外的牆邊，輕輕地靠上去，並屈起一條腿往後抵住牆，接着便陷入了沉思，即使有人經過他身邊，他也目中無人而無動於衷；沉思中，他也會自言自語地會心一笑；時間長了，他會換一條腿；當意識到有人在注意他時，他便會害羞而主動避開去，再走到另一人家的門牆邊繼續一門心思地摸門道。
姆媽老是叮囑我們要認真讀書，不然就跟阿鬍子一樣去立在弄堂里；姆媽這是想當然地以「君子」之心而度「小人」之腹，因為其實我們還真巴不得這樣哩；我們仍然堅持不好好學習，天天想上弄堂里去撒野，但姆媽卻始終不肯兌現她的諾言——放我們去弄堂里；姆媽是」家庭婦女「，相當於如今的全職媽媽，這就意味着我們很少能鑽到空子溜出去，所以我和弟弟就只好趴在窗沿上望野眼；有時候弄堂里實在沒什麼動靜，只有阿鬍子像一尊「思想者」的雕像矗立在那裏；我和弟弟觀察了好久，觀察得都累了，阿鬍子還是一動也不動；那時我們並不懂得發呆原是一種物我兩忘的高境界，只是驚奇他思想高度集中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而我們在上課時老是因思想不集中而被老師罵；我們當然認為自己跟阿鬍子比起來可要聰明得多，所以我們堅信一定有極其特殊的東西才能引發他的全神貫注，但我們想像不出是什麼，那東西實在是莫測高深又莫名其妙；我們就連連叫喚「阿鬍子、阿鬍子……」來擾亂他的沉思默想，再討教他到底在想什麼；可阿鬍子總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就走開去，偶爾會迅速抬頭瞥我們一眼，低聲念叨出我們的名字「ChenyiLeilei--」（模仿阿拉姆媽的腔調），然後微微搖了搖頭再輕嘆一聲「唉……」，似乎已預見到我與弟弟大未必佳的前景，而那或許這正是他愚者千慮之所得。
阿鬍子的姆媽待人很和氣，遇見誰都眉花眼笑地點頭打招呼，她跟姆媽講，「儂兩個小囡蠻好咯」，大概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欺負過阿鬍子；後來她又常跟姆媽表揚說「小弟（指我的弟弟）手腳老jia（靈巧的意思）咯」；那是因為學校曾安排學生去里弄生產組「實習」繡花，弟弟不費吹灰之力便碾壓「群芳」，於是便博得婆婆媽媽的交口稱讚，一致認定他將來有成為裁縫師傅的巨大潛力；而我連穿針引線都要百折不撓地耗盡九牛二虎之力，好在她口下留情沒有揭露我的呆頭呆腦與笨手笨腳。
好幾年前，我又回到以前住過的弄堂里，再沒看到阿鬍子倚在門牆邊的身影，他得病去世了；弄堂里沒有了憨大，剩下的都該算是聰明人了吧，不過碰到這樣的問題，我寧可去發呆也不願去深思。
1號底樓陰暗窄小的樓梯間裏住着弄堂里的幫傭——婁媽，弄堂里的男女老少都與她相熟，也都隨意而親切地管她叫婁媽，只有少數幾個上年紀的老東家會直呼其名——素娟；新搬來的人家也有直接喊她名字的，婁媽應答不誤；不過這讓老住戶聽着不舒服，背地裏會說新來的人家不大懂規矩；婁媽為弄堂里的人家服務了很多年，有時她會跟幾個搗蛋的「野小鬼」說，「倷(na)爺（爸爸）小辰光也沒有儂ga(這麼)皮！」
弄堂里其實還有一個年紀更大的幫傭——黃師母，從稱呼上也可見黃師母的輩分之高。彎腰駝背、發白齒落的黃師母住在弄堂底部自己搭建的房子裏，所剩無幾的牙齒使她的寧波腔上海話聽上去像在雲裏霧裏。據黃師母說她十六歲時結的婚，她的大女兒是啞巴，但她老是發出怒不可遏的吼聲；啞巴的兒子與黃師母的小女兒年齡相仿，他們住在別處，逢年過節來看望自己的姆媽與外婆，來的時候總打扮得油頭粉面、花枝招展，讓弄堂里的人們羨慕嫉妒恨地對他們品頭論足。
黃師母仍在為個別老東家鞠躬盡瘁地提供服務，似乎這是她不忘初心永遠奮鬥的職責。其他人家見了她的龍鍾老態，自然識相地不敢勞她大駕，因此婁媽便眾望所歸成了大家賴以生存的主心骨；而胖乎乎笑眯眯的婁媽也總是有求必應，不過為了不負眾望，她不得不起早貪黑地忙活着。
婁媽每天天沒亮就開始掃弄堂（月底她會挨家挨戶去收取掃弄費），接着便到小菜場幫一眾人家去「團購」，回來分發完畢，再一家一家去汰衣裳、燒小菜、做各種各樣的生活，因此很少有空閒；只有吃飯時能見到她獨自坐在家門口的小矮凳上，面前的方凳上擺放着一碗「什錦菜」，那是從各家的小菜里盛來的，她自己從不獨立「開伙倉」，其實當她吃飯時早就過了飯點了。
婁媽是紹興一帶的人，她把「他」說得比較複雜——那個老倌（hang ge lao guan），弄堂里的人跟她說話，說到「他」時也喜歡學她的腔調。因在眾人家中登堂入室，婁媽自然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資料；弄堂里總不乏關心家長里短的人，而婁媽似乎也覺得盛情難卻、卻之不恭，所以當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之下，她便會湊近人家的耳朵邊爆些小料，但每次都不忘提醒人家，「哎，儂千萬勿要跟別人去講哦！」不過弄堂里的人們還是即刻得知了如1號底樓人家新娶的媳婦是多麼厲害的角色。其實這也怪不得婁媽，因為那媳婦果真十分威猛了得，每次與丈夫婆婆吵架時都能引得「滿堂彩」，使得整條弄堂的人都為之刮目相看、傾情關注。
婁媽的老伴與兩個兒子都住在鄉下，婁媽不識字，所以接到鄉下來信時，便來找姆媽讀信與寫回信；因此姆媽了解到婁媽寄回去的鈔票已為兩個兒子蓋起了新房子。姆媽驚嘆婁媽的深藏不露，於是自己手頭緊的時候就悄悄去向婁媽借用一下；婁媽答應得很爽快，也不計利息；不過等她兒子來上海時，婁媽便來跟姆媽商量，希望能讓她的兒子在我家的亭子間裏住幾天。
那年冬天我離開那條弄堂時，婁媽還在汰衣裳，她的手指頭因生凍瘡而腫得像胡蘿蔔。我小時候也一直生凍瘡（後來去北京讀書才莫名其妙地徹底好了），姆媽為此說是我生活做得少，我就說婁媽做那麼多生活怎麼也還生凍瘡呢？但婁媽終於老得做不多、做不動了，她常跟人家講自己不想回鄉下去；讀過她兒子來信的人說，那是因為鄉下的兩個兒子誰也不願接納她。
再後來，婁媽在這條她奉獻了大半輩子的弄堂里去世了。
在那個缺少娛樂的年代裏，弄堂里的吵架幾乎可算是一項群眾喜聞樂見的活動了；儘管抑揚頓挫的叫罵遠不及松濤、海浪聲那麼富有詩意與韻味，也不同於晚歸電車「愉快地打着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張愛玲《公寓生活記趣》），但吵架——這一弄堂里的尋常市聲所帶來的樂趣還是絲毫也不亞於人們在聽戲或看電影時所獲得的精神享受，當然還不用花錢買票子，等於是「看白戲」。
吵架，上海人說成是「吵相罵」，相罵，顯然是對「吵」的更具體形象的說明；吵相罵，如按其對象的不同而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家人相互爭吵，就是所謂的「窩裏鬥」，另一種則是與外人之間的紛爭；在弄堂里這兩種形式的吵相罵總是此起彼伏地在上演；它們也差可比擬從前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兩者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同樣有着顯而易見的差別。
如果是自家人吵相罵，當事人進入狀態後，其他家人的反應就是先要去掩上門窗，身手要快、動作要輕，以免引發不必要的注目與傾聽，然後再開始勸架或者表明立場加入舌戰；如沒有其他家人在場，那就必須由當事人親自動手了，另一方不會上前去阻攔，相反會稍等片刻，這也算是爭吵雙方唯一的配合默契，畢竟這是開戰前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之後當事人才會將音量、語氣調整到適當程度，以達到唇槍舌劍既能發揮出最佳殺傷力又可避免家醜外揚的最佳效果；因為弄堂里的房子比不上相對封閉獨立的公寓（張愛玲要是住在弄堂里的話，必定會樂此而不思「啞嗓子的車鈴聲」了），幾家合住的房子自然免不了上下通風與隔牆有耳，比鄰而居的人們也早已練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特長；緊閉房門、拉上窗簾的防範措施其實無異於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因為他們顯然低估了鄰居聽壁腳、察秋毫的超強能力。
鄰里之間的紛爭則恰好相反，不僅要儘快打開房子裏所有的門窗，而且還要儘可能將音量調到最高點，以便讓正義的呼聲儘快傳遍整條弄堂，從而爭取得道多助，哪怕紛爭的起因再雞毛蒜皮的微不足道。弄堂里的人們聞風而悅，像是聽到了集結號響，迅即相互轉告並催促着趕緊去事發地匯合；不過即使晚到一步也不用着急，有的是熱心人幫你分析講解紛爭的來龍去脈。當然大家擱下手頭活奔過來可不是為了主持公道而勸架的，相反是急切地盼望事態能儘快升級而往高潮處演變。而當事雙方一看此刻已門庭若市，自然也不願令父老鄉親失望而歸，於是開始互揭對方的重磅底牌，比如說揭發對方直系親屬中有地富反壞右的政治問題，還有就是曝光對方主要人物存在搞腐化、軋姘頭等生活醜事，抓住了這兩方面的把柄基本上就相當於掌握了殺手鐧，或用現在時髦的說法是擁有了核彈頭。不過拋出生活醜事雖然具有王炸一般的殺傷力，但也極有可能遭到對方猛烈反擊的高風險——通常是一記響亮的耳光。觀眾一看抖出如此包袱，頓時群情振奮，滿懷期待，都為自己沒有錯過如此精彩的一幕而慶幸；接下來就是耳光是否刮上去，因為證明是惡意誹謗還是切中要害，根本用不着趕去派出所明辨是非，耳光一記足矣。因此這記耳光非常關鍵，一定要當機立斷、乾淨利落，絕不可猶豫不決、拖泥帶水。有了耳光環節，也就意味着整齣戲堪稱精品傑作了，評分應不低於9.0；心滿意足，曲終人散，餘下的只是尾聲；尾聲是不久之後那身敗名裂的人家從弄堂里消失了，就像暴露了身份的地下黨必須趕緊轉移才能尋得一條活路。
這兩種吵相罵的形式在弄堂里沿續了多年而一成不變，最終被1號底樓人家新娶進的媳婦所徹底打破。她執意要將家裏的吵相罵公開化，毋庸置疑這一開放的改革措施馬上引起了整條弄堂的強烈反響與轟動效應，因為眾所周知那戶人家可供挖掘發揮的素材異常豐富。那是阿鬍子的叔叔一家，他叔叔過世後，就由阿鬍子的嬸嬸及其小兒子阿胖還有大兒子阿K的女兒三人共同居住；但那小姑娘其實是個私生女；阿K的賣相非常好，是個大帥哥，早先與同去新疆插隊的女友生下孩子；阿K將女兒丟給老娘之後，另與他人在外成婚；偶爾小姑娘的親媽（弄堂里的人稱之為阿K娘子）會悄然光臨來探望女兒，阿K夫婦也難得會來省親，但他們均行蹤詭秘，致使弄堂里的大多數人因緣慳一面而引以為憾，因此便極大提升了這戶人家的神秘感；而早日揭秘這個家庭錯綜複雜的關係就成了大家翹首以盼的共同夙願。
眼見弄堂里的人都對自己寄予厚望，阿胖媳婦就決定在日常的吵相罵中多添些調料以饗觀眾，儘管每次吵相罵時阿K娘子都不在場，但她無疑是那媳婦心目中與嘴巴上永遠的「女一號」，至於祖孫兩人則只能分擔「老XX」與「小拉三」的反派角色，雖說是配角，但戲份也着實不輕；那媳婦雖以一抵三，但絲毫不露怯色，且越戰越勇；據婁媽說那媳婦沒有啥文化，但她似乎無師自通而深諳「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手法，所以她語焉不詳卻偏能動之以「情」，讓人深感餘音繞樑而意猶未盡，暗合了當今「言情」與「懸疑」相結合的劇情模式，因此這家人吵相罵的「收視率」便節節攀升，且始終穩居「同類節目」的榜首地位。究其原因，除了女主一以貫之保持着潑辣凌厲猛追窮寇的風格之外，還在於她不斷地勇於突破底線，把向來視作不足為外人道的「家庭秘檔」層層遞進式地一一抖落,所以每次都為大家提供了一頓內容豐富多采形式酣暢淋漓的視聽盛宴，以致沒過多久弄堂里的人們又要惦記，「1號里好像長遠沒吵相罵了嘛，......」言語之中流露出對「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
後來身心俱疲的阿鬍子的嬸嬸倉皇落跑，據說遠嫁去了澳洲，小姑娘後來考取了衛生職校，如今在幫港商老公打理生意，阿胖夫婦的兒子長大後考取了醫學院，後來在美國獲得了行醫執照，我的同學妞妞也很早就去了美國，她告訴我說阿胖媳婦托她一定要幫她兒子物色一位溫良賢惠的女朋友；阿胖夫婦仍住在1號底樓；妞妞的爸爸已去世多年，她家搬離後又住進來一家人，男主人也是一位導演。
五十多年過去了，小時候發生的許多事，我都記不大清了，其實還遠不止小時候，只是妞妞爸爸被打得鮮血淋漓的場景，我至今也無法作出選擇性的記憶或失憶，難道它真的要跟隨我一輩子而成為我永不磨滅的印象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