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饑荒》（1929—1934）一書編者介紹，斯大林認為，要解決蘇聯農業分散落後的生產組織形式為農業現代化掣肘的狀況，當務之急是「通過改變農業生產組織結構來急劇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書第5頁），於是推出了迅速發展發展農業的新政，這就是繼續加強「在蘇聯的產糧區強力建立集體農莊，建設國營農場，同時消滅小農經濟，因小農的低效率，農產品的低商品率，在工業化形勢下不能滿足工業建設和城市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書第5頁）這就是20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實行的全盤農業集體化。而消滅農村的剝削階級——富農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具體做法是讓富農多交糧，剝奪他們的財產。但是擁有多少財產的人就是「富農」，並沒有明確的界定。於是在執行中，稍微富裕一些的農民便是富農。他們的財產被剝奪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
蘇聯廣袤的西伯利亞，受地理環境的限制，農作物生長期很短，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主要產糧區——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伏爾加河流域。他要靠農民這個「內部資源」積累工業所需的資金
集體化遇到抵制，斯大林開始整肅。為換取工業設備，1929年8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制定了強硬措施，令各級蘇維埃和地方黨組織堅決配合政府征糧，嚴厲禁止私自買賣囤積糧食。安全部門、司法部門要全面介入，密切配合，監督各處執行情況，凡執行不力者，通通予以撤職（書第11號文件）。對於不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個體戶，要提高征糧標準，強迫他們加入。這樣一來，部分地區缺糧的情況，是年就開始出現了。
1930—1932年蘇聯決定向西歐出口小麥等穀物，1930年初定額是1200萬噸，但是已經建立起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特別是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沿岸等地區的社會組織認為這已經超過他們的能力，開始提出抗議，但是無效。一些基層農村蘇維埃幹部有人做起糧食投機生意，引起農民強烈不滿。農村矛盾開始激化。
由於「反蘇分子」的破壞，一系列針對農民的嚴厲措施也開始實行。斯大林有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於是整肅首先是針對各級幹部。1930年12月21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研究糧食和肉類生產。會上認為肉類果蔬公司「充斥了異己分子，敵對分子和破壞分子（已經槍斃了48名）」。至於直接領導這些部門的共產黨員，則根本沒有直接研究考察果蔬生產，僅僅限於下發官僚主義的文件和一般性指示。故此要把糧食徵收部門的經驗運用到果蔬生產和徵集方面，「要對機會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第174號文件）。
幹部們是在努力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1930年農民糧食被徵收後，已經有百萬人缺少口糧，拿不到憑票證分配的定量，饑荒出現。使情況日益加劇的是，幹部們沒有或不敢說真話，斯大林手中沒有確切的糧食產量統計材料，國營農場官僚主義嚴重，官員只對上級負責，為了迎合高指標，便高報產量，因為按科學規律辦事、從實際出發，那樣的產量是根本達不到的。然而，不照上級的意見提供浮誇產量就會被說成「右傾機會主義」「保守」等，從而招致嚴重的政治後果。於是浮誇數量變身為「政治任務」，一股腦兒壓到農民頭上。1932年主要產糧區遭遇災害，旱澇交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糧食產量，而城市人口增加了400萬，又加大了口糧需求。書中稱斯大林在1930—1933年出口西歐1200萬噸穀物賺回的外匯4.42億多（442109000）盧布，是用「白骨」換來的。據統計，1932年一年出口量就能養活700萬人（書第47頁）。
斯大林認為干擾其政策執行的不僅有國內反動勢力，還有國外敵對勢力，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把工作困難歸咎於國外敵對勢力的攪局的傾向，從而緊繃階級鬥爭的弦，加強了對國外敵對勢力的防禦和鬥爭。如摩爾多瓦農民秘密挖掘了許多地窖藏匿糧食，以圖自救，有關領導便認為那是當地的敵對勢力受鄰國羅馬尼亞的鼓動進行的破壞活動。對國內，凡是完成上交計劃不力的地區，則惟當地領導是問，因他們奉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那些覺悟不高的「貧下中農」沒有進行足夠引導和教育，致使他們受「富農」蠱惑，對黨和蘇維埃領導持激烈的對抗情緒，甚至從事破壞活動（書第158、207頁）。一系列相當嚴酷的針對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措施因而出現。
斯大林及其近侍又「找到了」計劃不能完成的原因：「富農抵制」，便組織幹部對富農鬥爭，因後者破壞並鼓動階級界限不清，覺悟不高的貧農、中農不向國家交糧，致使「貧農與中農都反蘇。他們脫離我們的控制。挨餓，不向國家交糧」。（書第260頁）
《真理報》公開發文，要求把混入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富農和准富農分子清除出黨，因他們「破壞黨的威信。」要求出現問題的地方立即「組織若干次審判」，以殺一傲百，威懾不參加集體農莊的個體戶和部分集體農莊莊員。該報指示，若有必要則以「工作組」形式從上級派遣可靠的人前往領導不力的地區。（書第160—161頁）
全民的悲劇，大饑荒。從各地發向中央的關於饑荒情況的文件在書中占絕大多數，大饑荒從糧食主要產區開始，因為國家向那裏征糧的數額高於其他地區。
由於斯大林的農業政策，饑荒從1929年就出現了，農村形勢動盪，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過進口糧食解除危機以維穩。但是國家僅有的錢首先要發展重工業。此說遂作罷（第3—9號文件）。斯大林認為不能降低工業發展速度（書第79頁），富農手裏有了糧食，他們就有了籌碼，敢向我們施壓，所以「徵收富農手中的餘糧，不僅有利於我們對城市的供應、對紅軍的供應，而且是打破富農從經濟和政治上施加壓力的手段」。（書第80頁）
然而問題恰恰就出現在什麼是富農的問題上。有多少餘糧就是富農？界限的模糊性決定了政策的隨意性。在落後的農村，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農民只能靠天吃飯，維持溫飽而已。政府派遣的征糧隊，強行拿走農民的糧食，許多地方不僅口糧無法保證，連種子也被徵收，來年播種無望，這才是普遍情況，乃至到1932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在年初就專門開會研究保證種糧的問題。
一些征糧隊的全權代表以支持國家建設為名，要求當地蘇維埃讓農民把全部收成一粒不剩地交給國家，然後獲得自己的口糧（第123號文件）。然而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口糧。疾病多發，成為普遍現象。許多人的遭遇很是離奇。如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報告裏有這樣一些文件，稱1930年7月29日，25名婦女抱着嬰兒到村蘇維埃要糧，遭到拒絕。當時的場景是：
「我們只給餓得浮腫的人發糧。」村蘇維埃主席宣稱。
「你們想幹什麼？要我們都餓成浮腫才給糧食嗎？」眾怒吼：「我們幫助國家，交糧食，可現在有些職員和集體農莊莊員到市場去賣，一個燕麥小麵包就是80—90盧布。」（書第259頁）
再如同日30餘名婦女到村蘇維埃要糧食遭拒，群情激憤：「你們這些王八蛋，把我們的糧食搶走，我們沒有飯吃。等着，有收拾你們的時候！」報告稱，叫嚷最凶的是富農的女兒。（書第259頁）
1930—1931年春季，農民無隔夜之糧，飢餓面前人人平等。他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對抗這種掠奪式的徵集，地方蘇維埃的幹部也和農民一起搶劫糧倉。嚴寒的冬季里，農民屠宰牲畜，存欄數急劇下降（書第287—288頁）。運糧車遭搶的情況時有發生，當局通過安全部門監督，派遣軍隊武裝押運。
許多人開始退出集體農莊。農民中更加普遍的情緒是什麼主義都無所謂，不管你什麼農莊，什麼主義，不給吃飽飯是不行的，今天餓死了，明天看不到共產主義了。牴觸情緒相當強烈，被剝奪基本生存條件的農民不再相信政府。一名《真理報》記者寫給編輯部的密信描述目睹的慘狀：一些農民用種種辦法藏匿糧食，他們用火柴盒、罐頭瓶、小口袋、玻璃瓶裝起來，掛在桌子底面。萬一被發現，後果可想而知。在摩爾多瓦，征糧隊到後，為搜糧，幾乎把一些村莊裏各家的炕爐均予掀翻，脫掉女人的裙子，扒掉男人的靴子，把窗戶連框一起拆除，房子無法居住。農民被打傷的情況司空見慣。有時候一輛大車上裝滿被打傷的農民。需要住院時，醫生不敢寫某人什麼原因致傷殘，只寫「×××處受傷」。
因無法交足糧食，農村普遍存在私設公堂的現象，某一處村蘇維埃的辦公室里就關押過120名集體農莊莊員和個體戶，一般長達七晝夜。這是正式拘留，還有種種「不正式的拘留」。（書第158—159頁）但是農民並沒有被壓服。隨着災情的日益嚴重，一些地方特別是1932年春季，農民攔截運載種子的車輛成為普遍現象，再後來，牲畜餓斃（書第485、680頁），大量農民因飢餓患病喪失勞動能力，無法下地耕種，最後情況惡化到連政府貸予的糧食和種子都無法運到農民手中（第485號文件）。
萬戶蕭疏鬼唱歌！在西西伯利亞，為了生存，農民剝樹皮，挖野菜，許多人中毒或患病（第456號文件）。1932年情況更加嚴重，人們盼望着1932年莊稼快快生長，哪怕不等成熟也能充飢，農民要去「搶收」地里的糧食，從而醞釀着來年更大的危機。（第721號文件）
現用聯共（布）中央收到的1932年3月26日報告中的一個文件，看西西伯利亞波克羅夫區的一個農戶家的情況。這家的男主人是一個優秀的集體農莊莊員。
「鮑羅庭·菲力浦掙了650天的工分，家有妻子和五個孩子，最小的一歲半，最大的9歲。妻子臥病在床，兩個孩子坐在炕上，面色蠟白，臉浮腫。一歲半的孩子面如土色坐在窗台上，全身浮腫，9歲的孩子衣衫襤褸，躺在地上。鮑羅庭·菲力浦本人坐在長凳上，一刻不停地抽着一種像煙不是煙的東西，氣味十分難聞。哭的像個孩子。」他的家裏臭氣難聞，桌子放着一些無法下咽的東西。「他罵孩子們『怎麼不死』，懶得看你們。」報告人稱「說實話，他有些精神失常，飢餓難耐，再這樣下去，他很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吃掉」。（第506號文件，下冊第105頁）
這裏的人用種種植物磨碎做成餅，有何營養可談，最可怕的是中毒現象時有發生。家家戶戶的窗戶框架全被拆除。街上沒有牲畜，處處是糞便，偶爾見一個瘦削的狗。（下冊第105頁）
大饑荒中的蘇聯人
1932年7月11—16日《消息報》收到的政情報告描述的是一幅十分嚴重而悲慘的農村畫面。
政策使「千百萬人在呻吟，」「就因為不加入集體農莊，那一點點可憐的家產全被沒收」，把一些「指示和計劃強加於我們來提高收成，可這有百害而無一利，我們要去的是貧窮的社會主義。」
「報紙上說得天花亂墜，百姓生活幸福，人人滿意，自願完成所有任務和交稅。」處處鶯歌燕舞，可是「農民在挨餓，大批大批的人餓死。斯大林和他那些有意無意的幫手（莫洛托夫、加里寧以及其他『領袖』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他們是工農不共戴天的敵人……黨癱瘓了，下有書記們的專政，上有斯大林的獨裁」。農民憤怒地呼喊：「到村里來吧，看看農民怎樣歡迎劊子手斯大林」（第474號文件，下冊第65、67頁）「人們滿腔怒火，咒罵斯大林同志本人，是他造成了這場災難。」（書第218號文件）
書中有30個（第475—484號）文件介紹了各地的形勢和反抗。「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然而，令斯大林等擔心的，並不是餓死多少人。他更加重視的是握緊鋼槍以維穩。因為許多官兵的家在農村，他們的眷屬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優惠，但是整個國家經濟情況日益惡化時，遍地餓殍中有了他們的親人。形勢嚴峻，軍心動盪，軍隊不僅糧食奇缺，肉食也一樣。1932年主要產糧區遭遇旱災，更加劇了社會危機。烏克蘭軍區把保證軍隊及其眷屬的供應作為主要問題提了出來（第670—674號文件）。1932年7月7日蘇聯供應人民委員部主席米高揚緻密信給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科西奧爾，稱已經決定從6月份起用魚類代替肉類供應軍隊（第674號文件）。到這時，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感到問題的嚴重，開始「糾偏」（第675—681號文件）。
然而僅僅1932—1933年間（筆者目前沒有見到第2卷，1929—1934年間饑民死亡總數還待查找）就有500萬一700萬人飢餓致死。餓死一個人給國家做出的是10個盧布的貢獻（上冊第47頁）。
難怪學者們在描述編選材料時的心情說，對於神經衰弱者，那些檔案令人髮指。他們認為是斯大林「反農民的農業政策」製造的大饑荒，是他及其「幫手」製造了俄羅斯「全民的悲劇」，斯大林犯下的是「是反人類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