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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頂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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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企圖被抹去的日子,謹以此文致敬所有與遺忘做抗爭的人,這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也將被永遠紀念下去。

2022年初的時候,他收到一件禮物,是一頂帳篷。

帳篷被卷裹在一個白色的袋子裏,靜靜放在臥室一角。早晚他都能看到,但一直沒有打開。

一直到畫廊要開展了。四月的一天,他打開了它。‌‌「嘩‌‌」的一下子,帳篷在眼前突兀地撐了開來。他愣住了。它實在是太新了,飽滿、沒有一絲褶皺,頂部淡藍,下面是深藍。33年過去了,它被塵封的太好,完完全全是當初的樣子。

沒有煙塵,沒有呼喊,沒有初夏的微微燥熱的風,沒有血,沒有淚,眼前只是一頂平靜的帳篷。在最後的那個黎明,它被一對來自西安的大學生情侶,細緻地卷裹起來。在燈光熄滅後的一片黑暗中,在生與死的界限前,從全世界最大的廣場,被帶了出來。

‌‌「這將是永遠的紀念。‌‌」當年帶走它的一對年輕人,或許就是這麼想的吧。

1

畫廊在樓下,其實是這棟房子的地下室。

這是位於紐約新澤西的一處房子。這個五月,先有落櫻遍地,藍莓開出白色燈籠一樣的花,隨着漸漸進入初夏,混色的玫瑰也冒出來了,粉色花瓣間跳出一瓣深紅。竹子成林,芳草萋萋。這是生命中難得的安寧時刻。

故國故土都在一萬多公里之外。此時,秦嶺山下,麥浪成片,他在長安郊野的家鄉,那關中平原上的村莊,如今已被拆遷抹平,代之以一片廠房和商品住宅了。

33年前的五月,他在北京的廣場上。一個雨後的傍晚,天空如洗,白色的女神像,青春飛揚,驕傲地對峙着那古老城門上的巨幅毛像。那一幕,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從此在心中,自由就是純潔的白色。

每天,穿過熱情洶湧的人潮,郵遞員騎着自行車,郵包鼓鼓囊囊的,送來無數封信和電報。年輕人,沒心沒肺,不知道牽掛。還是在郵遞員的提醒下,他寫了一張明信片給家人。說,‌‌「中國人終於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了。我們沒有任何恐懼‌‌」。

秦嶺腳下的母親,牽腸掛肚,不知發了多少份電報到學校,‌‌「母病危,速歸。‌‌」他沒接到。那時,他在廣場上的人潮里。

後來,他才想到,他在品嘗自由的滋味時,親人們是多麼的心驚膽戰啊。

如今,他已不再年輕,去國也已有28年。他沒有鄉愁,也不流露哀傷。行至生命的中年,那個關於自由的理想,沒有片刻消歇。當初那抹明亮的潔白,已烙在生命里。他一直在做事,於艱難繁複中,不惜餘力。理想更堅硬,但同時,更深的同情與理解也在心頭滋生,卻沒有牽絆向前的腳步。

2

畫廊開幕了。受邀而來的,都是熟悉的朋友。年年此時,每個初夏,都是這一生中最特別的時刻。今年,除了一群中年人,也有了一位千禧年後出生的年輕朋友,也是佈展的志願者。

推開白色的門進來,第一眼,就是這頂帳篷。矗立在地上,一如當年在廣場上,所有的記憶一下子被喚醒了。

這是當年同樣的100多頂帳篷之一。33年前的5月27日,被HK的支持者送到廣場。在最後的那個黎明到來之前,有8天時間,它們如一片淡藍色的海洋,讓很多騎自行車路過的市民驚奇。那時候,這種野營帳篷,在物資依然匱乏的中國,還是很少見哩。

他也進過帳篷,去找過同學,但從未在帳篷中休息。那時候,22歲的他指揮着廣播站,是最繁忙的人之一。

此刻,幾乎每個人都會問,這帳篷怎麼會這麼新?

是的,它是新的,33年前的歷史也依然是新的,那些傷口依然流着血。當記憶的閘門打開,一切會傾瀉而出。只不過,太多的包裹屏蔽,讓太多的人,根本觸摸不到它。

在這方帳篷背後,還有一面旗子,上面寫着‌‌「深圳大學‌‌」。藍色的旗幟已有些許褪色,上面寫滿了簽名。時間太久了,旗子的下面一角已有點爛了,掉着一些悉悉梭梭的線頭。

他整理了一下,簽名有90多個,其中一位是當年新華社的一位記者,署名之外,寫下四個字:‌‌「筆不由己。‌‌」

那一年,呼喚新聞自由曾是最強烈的聲音。就如他徵集到的一張自己當年主持油印的傳單,已經發脆、變黃,黑色的字跡已模糊,但題目依然看得清:‌‌「為什麼我們要堅決支持新聞自由?‌‌」

此時,由着褪色的旗子,他想起了一個名字,‌‌「羅徵啟‌‌」。他是當年深圳大學的校長。那一年之後,唯一一位被開除的大學校長。

他在手機上搜索羅校長的消息,才知道,這位89歲的老人,已於2022年4月12日去世於深圳。對他的離世,沒有媒體的報道。有一些悼念的文章,但都沒有關於那一年的隻言片語。

3

不止帳篷和旗幟。2022年的這個五月,在他家這個不足40平米的地下畫廊,首次展出的,有近二十件‌‌「作品‌‌」。

從天花板上懸垂下來的,是一件粗糲的裝置作品。兩塊滄桑斑駁的大木板,被緊緊釘在一起,中間,用粗鐵絲、釘子、木條一起封着的,是當年的一摞報紙。

報紙已經陳舊黃脆,歲月的塵土淹沒了它曾經記錄的吶喊與抗爭——那裏面都是當年海外報紙的報道。

33年前,那個悲傷的黎明過後,在紐約的藝術家羅振亮,曾呼籲所有在紐約的藝術家,創作作品,來做永恆的紀念。當時,一批作品誕生了,這件沒有題目的裝置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媽媽您幫我問一問‌‌」。是一副水墨畫。紀念那一年最小的死者,9歲的小學生呂鵬。黑色的畫面中間,孩子胸口的彈孔,和母親破碎的心頭,各有一抹殷紅。

有一批作品創作在‌‌「門‌‌」上。一個無名死者的照片,佔據了其中的一面‌‌「門‌‌」。他曾許多次站在照片前,沉吟端詳。也曾四處搜索尋找,希望能找到這位逝者的真實姓名,但都是徒勞。

那些無名的人,在那個黑色的黎明,失去生命,成為時代的背景。他們是誰?他們的親人在哪裏?這一切,會有答案嗎。每每想到此處,他的心也會墜入無邊的沉痛。

4

這麼多年了,他所做的,大半是留住記憶、與遺忘抗爭的工作。

2014年11月,他去了香港。當時年輕人佔據街頭,在金鐘,他也住進了帳篷。剛坐下,就被人塞進手裏一個飯糰,記憶在瞬間鮮活,仿佛重回到當年廣場的人群中。

每年的初夏,他都頻頻接受採訪,去和年輕人交流,奔波在東西海岸,幫助今天身處艱難中的同道。事兒太多,但他顧不上倦怠和疲憊,歲月在臉上刻下印痕,心卻更堅定了。他漸漸體味到,自由,就是保持真正的自我。就是喚起人們意識到:我是一個人,在任何境遇下,要像一個真正的自由人一樣活着。

也不是沒有挫敗和創痛。穿過喧囂的人群,他也曾懷疑,‌‌「人民不需要自由‌‌」。

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那一年,奧運潮席捲全球,在三藩市的火炬傳遞現場,他和另外幾位去抗議的同道,遭遇到同胞的暴力圍攻。

他至今記得那一刻,一群陌生人謾罵着圍攏過來。他們用紅旗環繞,遮住眾人的視線,開始暴力毆打。他護着自己的頭部,眼前是一片旗幟的血紅。因為個頭高大,他沒有受傷,但他的另一位朋友,被打到頭部出血。

那一刻,他仿佛能聽到心碎的聲音。但也更為憤慨:原本自由的同胞,怎麼能被奴役異化到這樣的程度?

‌‌「我是幸運的。‌‌」在一則採訪中,他曾說。那時,因紐約疫情的緣故,他難以出門,隱居在家,長發過肩。在閒暇時,他攀上屋後的樹頂,眺望遠處。享受着自由風,他卻難以忘懷過去。也原本,在一個自由人的生命中,過去、現在、未來,一切都緊密相連。

‌‌「沒有記憶的人,從本質上說,就是和過去生命割斷的木頭和板材,它們的未來是什麼物形和東西,由鋸子和斧頭說了算。‌‌」這個五月,他轉推了作家閻連科的一段文字。

在另一天,他轉發了一段澤連斯基的致辭,其中一句是:人終將一死,而自由永不終結

他叫Zhou Fengsuo,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到這篇文章,請恕我不說出他的中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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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NGOC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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