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幸蜀圖》，明，（傳）吳彬，紙本設色，縱112厘米，橫65厘米，現藏天津博物館
具體而言，唐代儒學真正的復興，始於對安史之亂原因的反思。於天寶年間的文儒階層而言，其多出身於公卿豪門，在思想上具有嚴重的局限性，他們中的一批人，將肇亂之因繫於科舉制度導致的基層空虛，無疑是魏晉以來以禮學維護士族地位的老調重彈，意義不大。但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在安史之亂中，士大夫們毫無儒家道德所要求的忠誠與氣節，苟且自保，為賊所污的貳臣半於天下。甚至許多人在偽燕（安祿山建立的偽政權）附逆為官後，又聲稱自己是為賊人逼迫，混過朝廷審查，搖身一變重新在唐為官。亂平之後，蕭穎士在《登故宜城賦》中宣告，文儒內部已經意識到當時深刻的道德危機。由此出發，他們開始對開元、天寶年間轟轟烈烈的「以禮為治」運動進行了全面反思，普遍轉向漢儒「以德化民」的思路，開始格外強調儒學的道德屬性。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如何拯救世風、重新找到中國人的精神歸宿，成為韓愈最為關切的元問題。對他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儒學的缺位。
自唐以來，道教、佛教之間，儒學、佛教之間，都有着漫長的論辯史，這表現出佛教作為外來思想，與本土的文化產生了不少衝突，並且逐漸在發展過程中取得優勢地位，對中國本土思想的主體性造成了嚴重衝擊。
面對這一問題，韓愈創造性地實現了儒家的心性論轉向，得以突破當時「內外之分」的思維定式，在「內典」層面與佛教相抗衡。宋人張舜民在《韓愈上下篇》中記載：「昔張籍嘗諷愈排釋、老不如著書，愈亦嘗以書反覆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籍激而作之也。」在張籍等人的鼓勵之下，韓愈創作出其散文中最重要的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其中最重要的《原道》《原性》二篇，標誌着儒家開始心性論轉向的開始。
在《原道》篇中，韓愈論述道：「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歸於墨；不入於老，則歸於佛……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韓愈回顧了之前的思想史發展，認為發源於儒家的「道德仁義」，也已被楊、墨、老、佛所僭，儒家反而喪失了概念的定義權。由此，他在文中振聾發聵地提出：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之謂德。
這幾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意義重大，其價值在於韓愈重新發現了儒學的基本精神。所謂「博愛之謂仁」，不是墨家式的「愛無差等」「兼相愛」，而要用「行而宜之」的「義」節制約束，沿着「仁」的方向行進就是「道」，最終達成「足乎己而無待於外」的至高境界「德」。可以看出，在《原道》篇中，已經出現了後世程朱理學「仁包四德」思想的雛形，「仁」是統御一切的精神核心，「義」是它的分寸和界限，「道」是實踐它的方法論，「德」則是沿着這條路達成的終極目標。在這個最終目標中，韓愈特地指出要「足乎己而無待於外」，強調以儒家的仁義之道是可以使人不假外求而安頓內心的。這麼一來，儒學就可以打通內外，貫通表裏，與佛教、道教相抗衡了。
客觀而言，韓愈的心性論、人性論思想，還較為粗疏、原始，到了宋儒那裏，對他的批評就逐漸多了起來。如《朱子語類》中朱熹評價其「博愛謂之仁」：「說得卻差」，認為以博愛解釋仁過於淺薄，只是「大體規模極分明」，認為其不深入的原因是「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見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說他的理論是「無頭學問」，但宋儒精深幽微的理學理論，正是沿着韓愈開闢的道路產生的，他的開創之功不容抹殺。
宋刻本《昌黎先生集》，現藏國家典籍博物館
除了思想層面，就韓愈親眼所見，當時佛、老之學對於國家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破壞。寺廟佔據良田、藏匿人口、逃避賦稅，逐漸成為中晚唐難以解決的痼疾，最終引發了晚唐時期武宗滅佛。據《舊唐書·武宗紀》載，會昌年間共計「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從這些數字可見當時佛教對經濟的損害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關於韓愈排佛的功績，除開創心性論之外，最有名的當然是其上《論佛骨表》被貶官一事。當時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的指骨一節，塔三十年一開。中興大唐的唐憲宗十分青睞佛教，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恰逢開塔，憲宗皇帝就派遣使者前往法門寺迎佛骨。當時好佛的王公貴族「奔走舍施，唯恐在後」，狂信佛教的百姓們甚至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這引發了韓愈的極度警惕，他不顧個人安危，寫成雄文《論佛骨表》，上書勸諫。在表文中，他歷數佛教未傳入前，古之帝王長壽者多，東漢之後佛教傳入，短壽者眾，乃至於梁武帝虔誠事佛，最終「餓死台城，國亦尋滅」，言辭十分激烈。被觸怒的憲宗皇帝一度想要處死韓愈，在裴度、崔群奔走營救之下，韓愈最終被遠貶為潮州刺史。這表現出韓愈作為儒家士大夫的凜然氣概，滿朝都迎合皇帝盲信佛教，只有他敢於清醒地表達反對。清人梁章鉅《退庵隨筆》贊韓愈云：「韓文公膽氣最大，當時老子是皇帝祖宗，和尚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意壓得他下。」
廣東省潮州市韓文公祠。韓愈上《論佛骨表》後，被觸怒的憲宗皇帝一度想要處死韓愈，在裴度、崔群奔走營救之下才被遠貶潮州，後又移為袁州刺史
就算放在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中，韓愈上《論佛骨表》也是最具戲劇性、話題性的事件之一，其個性之張揚、人格之偉岸，至今猶為人津津樂道，在某種程度上不斷提醒後人注意「事佛有害」，真正接近了「排佛」的目的。雖然韓愈的心性論思想不如後世宋儒精深，但就排佛的功績而言，宋儒卻無法望其項背。
「道統說」與「師道運動」
對於儒學的復興，韓愈另一項偉大的貢獻，在於重新發明儒家道統。所謂「道統」，指儒家傳道的脈絡和系統，追溯歷史，我們可以在《孟子》末章中找到這種思想的起點。
從堯舜至於孔子，孟子得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結論，試圖為儒家構建出一套清晰、完整的傳承譜系，從而構建其合法性和根源性。到了漢代，儒學依然體現出重師承、講家法的特點，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許多經典的傳承都有明顯脈絡。但到了唐代，士子卻變得多有學而無承了，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
一方面，儒家自漢末以來的衰落導致了傳承的斷裂，西晉永嘉之亂又導致大量文獻的散佚，到東晉時居然要廣徵經籍恢復傳承，如豫章內史梅賾獻《尚書》，這其中就有偽古文二十五篇。經典散佚竄亂背後，也必然有師承譜系的斷裂。
儒家學術譜系斷裂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釋、道二家競相通過構建新的傳承譜系，將孔子隨意指認為老子、佛陀的弟子，從而將儒家思想矮化為釋、道二家的附庸，世風之下，儒生們也不自信起來，甚至開始自我矮化。
與「道統說」相呼應的是安史之亂後的「師道運動」。經歷變亂的儒家學者們，在嚴重的危機感驅使下，開始逐漸不滿足於章句之學，希望能發揮儒學救世的作用，故而很多學者開始模仿漢儒，重新收徒授業，主動開始了重建師承關係的運動。在這種風氣下，韓愈主動地發現、引薦人才，他與孟郊、張籍、李翱等人相友善，又曾為牛僧孺、李賀等士子鼓吹奔走。《唐摭言》記載，貞元十八年（802）的科舉考試，權德輿、陸傪為主考官，韓愈向陸傪推薦李紳等10名士子，當年即有4人登第，剩餘6人也在5年內先後取得功名，從中可見韓愈在提攜後進上的不懈努力。由此，在韓愈周圍逐漸形成一個規模不小的「韓門弟子」群體，這對於擴大其思想的影響力助益頗多。
明萬曆刻本《昌黎先生文集·師說》
在理論方面，明確地將「師」與「道」結合起來的，韓愈也是第一人，其名篇《師說》即表明了他心目中的新型師徒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