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魯克林
「你駝背呀！」
嚴家祺在布魯克林五十三街地鐵口接我時說。他說駝背會造成內臟偏掛前側，越掛越偏，上年紀就直不起腰了。「那可嚴重啊。」他說。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挺起胸膛來面對命運，那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我們都被壓得喘不過氣。
二〇〇二年底我曾抽身跑了一趟紐約，只想去看一眼八十六歲高齡的戈揚，以及司馬璐先生，覺得再晚也許就見不到了。也只有這老太太還讓我有這樣的牽掛，尤其他倆不久前結了婚，忽然非常想念他們。我先找到嚴家祺，讓他領我去看戈揚。他們兩家都住在布魯克林，經常走動的。後來家祺回憶道：
『從我家到戈揚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鐘。我與高皋常去看望戈揚，戈揚有時也來我家吃飯。有一次，我在華人區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容，背微馱，無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來，正是戈揚。我猛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異國他鄉，在到處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個完全無助的戈揚。而平時人們見到的神采飛揚的戈揚，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來的。』
家祺開了他那輛巨大的舊林肯，帶我從布魯克林去法拉盛，在一簇簇的紅磚樓群中找到戈揚他們那棟。兩年前，八十四歲的戈揚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所有人都替她捏把汗，她說自己因為在美國，才有幸「死而復生」。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老太太。她跟司馬璐相依為命度黃昏的故事，廣為流傳。後來我只間或從家祺那裏獲知一星半點老太太的消息。不知從何時開始，聽說戈揚住進了「安養院」，又得了「老年痴呆症」，誰也不認識了。家祺說他曾數度帶朋友去看她，她已不能說話。大概在〇八年，我數度起心動念，想再跑紐約一趟去看看老太太，卻又怕去了老太太不認識我了。「老年痴呆」大概是比「植物人」稍高一個等級的大腦疾病，然而我守着一個腦傷病人度日，很怕再見另一個。
〇九年伊始，曾慧燕來電郵：「美東時間1月18日凌晨12時16分，接戈揚大女兒胡小米來電：剛剛接到醫院通知，戈揚已病逝法拉盛醫院，享年九十四歲。謹此泣告。」
一周後我去法拉盛參加戈揚追思會，要跑一整天，便為傅莉備好午、晚兩餐。平時我從德拉瓦的威明頓市坐國鐵到曼哈頓中央火車站，快車不到兩個小時，不出站即可換地鐵到時代廣場，再乘七號線去法拉盛。我這個鄉巴佬也只認這麼一條道兒。未料這是個周末，七號線不停時代廣場，我抓瞎了，東問西問，又反覆倒車兩次，好不容易摸到法拉盛會場，追思會早已開始。輪到我發言，我說：
『老太太終於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時，她是北京文化圈子裏的一個精神凝聚的中心，許多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作家、文化人，無論體制內外的，都圍攏在老太太的周圍。她有很大的親和力，不止是她對那個吃人制度的驚人的覺醒，還有她的慈愛、包容、細膩。她常常請我們在最好的餐館吃飯，她坐在中間，那股雍容的氣度，我是見過的……。』
二、壞資本主義
嚴家祺近年來暢遊在網絡知識海洋之中，痴迷於他專業之外的領域，如遺傳學、宗教學、金融學等，最近還看到他的新著《全球財富論》。然而，我無法跟他交談這些陌生領域。
但是他一回到自己專業，就相當高屋建瓴：
『史稱明中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卻中斷，二十世紀早期有新生又遭日本入侵被阻斷，繼之毛澤東上台徹底剷除資本主義根基；鄧小平的改革，又令資本主義回到中國，但卻是最壞的一種資本主義，這三十年充分發展，已顯露許多惡果，郭文貴事件乃是資本主義向權力的反抗，未來就看兩者之間的調整了。資本主義還將在中國橫行一二百年，誰也阻擋不了，返回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沒有，但只要政治制度不修正，壞資本主義的負面性將繼續發作下去。』
三、頭號政治學家被通緝
嚴家琪七十五歲了，關節炎叫他上下樓梯腿腳已很吃力，2017年11月23日他還去華盛頓市中心，呼籲釋放身陷牢獄十五年的基督徒王炳章。八十年代他是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王滬寧是他的政治學會成員，他發言向王滬寧呼籲：搞文明政治，不要搞古代政治。回家他打電話給我說：「我凍得夠嗆！」
一群中國流亡者、基督徒，背靠新落成的聖經博物館，為王炳章祈禱。這座殿堂金碧輝煌，極其豪華，雖然嚴家琪並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是他當然知道，政治從古代演進到現代，其最早的緣起，應在歐洲中世紀的政教分離，所謂「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歐洲世俗政權擺脫了天主教會的控制，才出現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嬗變，人類才擺脫思想言論鉗制、迫害異端等等，一路走向現代文明。
嚴家琪曾為鄧小平設計了「廢除終身制」，是中國頭號政治學家，但是沒幾年他就名列被通緝知識分子之首，也即「頭號異端」。一位政治學家個人政治安危的驟變，再生動不過地彰顯了一部中國當代政治迫害史。二十八年前嚴家琪被追殺，預示了中國政治要倒退，但是全世界都未曾預料到，倒退居然如此快速、徹底、無所顧忌。北京的「皇權復辟」，比袁世凱的「洪憲」稱帝，還要寡廉鮮恥。
政治這玩意兒，不進則退，一退就沒底線，因為缺少制衡，猶如汽車沒裝剎車。嚴家琪太明白了，「終身制」一旦廢除不了，馬上就會有人想當「第二顆紅太陽」，於是政治必定返回野蠻中世紀，迫害異端必定司空見慣。這種時候，政治學還能怎麼講？海外爭吵的諸如「中國戈爾巴喬夫」、「第二次辛亥革命」，乃至「推特革命」，都淪為口炮，中國的政治論述空間幾近枯竭，政治的事情，難道只剩下營救政治犯？
四、其實是「微創手術」
2019年9月中旬某晚，嚴家祺忽有電話來：「我住院開刀，動了心臟手術……大出血……沒想到這個結局……」他哽咽了。
「你有什麼事情要交代嗎？」
他說沒有。
但是我被驚嚇得夠嗆。這是本地流亡者病老事務第一次出現。
嚴家祺自己後來寫道：『2019年9月11日，一場「9·11災難」向我襲來，因心跳急速、呼吸困難，我住進了華盛頓市內的MedStar Washington Hospital Center。當天全身麻醉，作了心導管方面的手術。9月13日，第二次全身麻醉，Dr. Ammar S.Bafi為我作了心臟手術。』
事後據跟蹤他病情的李恆青介紹，嚴感覺胸悶，查有二尖瓣異常，遂住院做一微創手術，非常成功。
五、中國三大危機
嚴家琪又有深長的思考：中國若摒棄和平的民主轉型道路，2022年後將陷入一連串的重大政治危機。他歸納如下：
1、1982年憲法漏洞
1982年中國公佈的新憲法修改草案，明文規定國家元首和首腦連任的限制，是中國政治的巨大進步，但憲法另設中央軍委主席，沒有任期限制。嚴家琪當時研究各國政體，發現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政權，全國武裝力量統帥權總是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掌握，他撰文指出，把這一權力從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手中分離出去，是有危害性的，只有伊朗、朝鮮保持這種分離。
2、中國面臨「2022最高權力更迭危機」
在未來五年或十年中，中國有可能會對1982憲法進行修改，使得國家行政權集中統一，但受憲法限制和議會監督。修改後的憲法讓國家元首掌握最高國家行政權，包括武裝力量統帥權，也就是取消上述的憲法漏洞，這是進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
嚴家琪指出，在2020年前，習近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修改1982年憲法關於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他會走江澤民2002年的老路，繼續擔任軍委主席，並擔任黨的主席或總書記，這樣習近平就要面對明顯的或看不見的政治風暴，中國隨時會面臨「最高權力更迭危機」。
3、「兩極分化」引發政治危機
中國掀起的新的「毛澤東熱」，是中國近二十年來兩極分化的反作用。中國貧窮階層，以懷念毛澤東的方式來表達對共產黨政權的貪污腐敗的抗議，就像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人們以懷念周恩來，表達對毛澤東和文革的不滿和抗議一樣。
但是從總體上說，「毛澤東熱」是對鄧小平時代「有限非毛化」的倒退。
市場經濟造成的兩極化，只能用市場經濟和財政貨幣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來解決。
緩解兩極分化，求助於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必將南轅北轍。
利用「毛澤東熱」，搞新個人崇拜，必將適得其反。
昨天魏京生72誕辰.我因太忙,決定生日晚餐的通知幾天前才發,但朋友們都踴躍回應,讓我感動...嚴家琪、王丹、王軍濤、北明、鄭義、陳光誠、袁偉靜、蘇曉康、傅莉等都來了...因推特限制數,就不一一列舉了.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