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了一種相對安全狀態，犧牲掉種種非必要，可是當物理意義上的封控解除，人心卻不一定走出封控，人心依然在緊急狀態。一開始你以為過了緊急狀態，失去的非必要就會回來，後來你發現失去的只會一件件更加失去，所謂正常生活留在了昨日的世界，三年後依然沒有回歸的跡象。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權力面前個人的弱小。多少剝奪假借非必要之名層層加碼，可本該如此嗎？僅僅是為了確保安全嗎？人心的不安全感比現實的瘟疫更難破除，因為它是一種自我規訓的狀態。當一個人習慣了自我規訓，當他默認世界總是不安全的，為了安全我可以上繳自由，這時候，疫情就成為他的無限狀態，因為他已經不敢為了自由冒一點點風險。
當更多人加入到非必要辭令的濫用，出於安全、麻木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將「非必要不……」的話語擴大化時，它會在潛意識層面規訓人們的行為。在封控期間，我們目睹了太多語言開始發生變異。比方說，得新冠的人被叫作「陽人」，醫護人員、志願者被稱為「大白」，封控成為「慢生活」「靜態管理」，詞彙每天都在變着花樣翻新。
人類生活的改變往往是從最細微的地方開始，對於語言損害的容忍久而久之是觀念的退步，進而影響人的行動。語言是我們認知、描述自我和世界的載體，譬如我們先有了一個印象，然後才會說那是身穿白色制服的防疫人員。如何描繪看見的事物，決定我們觀看生活的方式，進一步影響到觀念的水位。
對於語言的反思不但不是無用，反而是個體所能做的具體抵抗。畢竟，捍衛語言的精確是守衛公共生活的第一步，否則一切的思考都容易淪為「現實無用」的虛無。
「人間是由無數個非必要組成的呀」
散步、喝酒、戀愛、見面敘舊，跟爸媽出門看電影，跟戀人手牽手去海邊看夕陽……這些都是非必要，這些又都很重要。
那些真正對我們重要的事物，被一個個以非必要之名暫停了。
反思非必要的濫用，反思的其實是語言的污染。今天你接受了這個非必要，明天會有下一個非必要出現。今天我們因緊急狀態默許了非必要的存在，仿佛只要是與活着無關的，就有合法性將其禁止，但如果每一天都變成了緊急狀態呢？如果緊急狀態不因為疫情而結束，反而成了人們忍耐之下鑄成的生活，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種事實上的倒退？
它不僅是一個語言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人類究竟是為了必要性而活着，還是為了非必要而活着？
《非必要離校》這首作者朱皓月投稿全球華語大學生短詩大賽的詩歌流行，正是因為它擊中了讀者對於「非必要事物」的渴望。詩中羅列的幾個意象——蹲守一朵飛檐上的雲、捂回一袋板栗、被落葉淋上頭髮、坐兩個小時昏昏欲睡的校車，去牽另一半的手，看起來都是非必要的，都不像呼吸、吃飯那麼關乎人的生存。但是，正如詩歌的轉折——
萬一這張照片被傳成經典呢
萬一這袋板栗分給了一個瀕臨崩潰的同學呢
萬一淋濕的是一個詩人呢
萬一這輩子就是他呢
疫情讓這一切都變成了正襟危坐的必要
誒人間是由無數個非必要組成的呀
或許，正是因為人類社會有種種非必要，我們才作為人而活着。對於愛我們的人來說，它就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