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在痛斥楊蔭榆、驅逐章士釗發揮積極作用後，於1925年被免去公職。1926年「三·一八慘案 」後，他再度表態支持學生運動，其後決意南下。需要了解的是「三·一八」學生運動的組織者正是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地下黨員，因此「三·一八慘案」背後極有可能也是中共推崇暴力抗議的結果，這也是為何李大釗等人被政府通緝的原因。頗具諷刺的是，民國時一再鼓動並發起學生運動抗議民國政府的中共，在自己掌權後卻不容許任何學生抗議，甚至屠殺抗議學生，血流成河。這樣的中共魯迅看到又會作何感想呢？
至於魯迅 南下的原因，也並非是受到北京政府的通緝。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政府確實頒佈了一份「通緝令」，但上面只羅列了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5人的名字，表示要「一體緝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魯迅南下真正的原因除了兄弟失和、疾病原因外，應該是為避開「流言蜚語」，即來自家人和社會對他與許廣平 師生戀的非議。要知道，師生戀現象不要說是在20世紀20年代，即便是在當今社會，同樣也是一個飽受爭議的道德問題，很難被一般的中國人從情感上加以接受。
南下生活富裕 不願許廣平 工作
魯迅先是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1927年1月，45歲的魯迅前往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開始了與許廣平的同居生活，兩人一直沒有結婚。在否定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影響下，這種同居關係在那個年代是非常流行的，而這無疑也是在破壞傳統的倫理道德，以魯迅的身份造成的影響也是非常惡劣的。10月，魯迅搬至上海。1929年9月27日，許廣平生下一子，魯迅為其取名周海嬰。
稍微提一嘴的是，口中否定傳統文化、參加新文化運動的魯迅，在行動上卻與之相反。魯迅與受過高等教育的許廣平同居，卻讓她做起了家庭主婦，不願意她出去工作。
許廣平婚後想辦份婦女雜誌，魯迅就說：「這種不疼不癢的東西，辦它幹什麼？」許想要出去工作時，魯迅又會說：「你做這些的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裏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吧。」
以至於許廣平同居後，發出這樣的哀嘆：「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是個家庭主婦吧！」直到魯迅去世之後，許廣平才從家庭的事務中解脫出來。而在魯迅去世後，編訂其生平年譜的時候，她表示尊重魯迅曾經的婚姻，在年譜上保留了魯迅曾經成婚的條目，並且之後經常接濟朱安，其去世後也主動為其置辦喪儀。
許廣平與魯迅同居生活無論是衣食住行都很體面。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魯迅被時任教育部總長的蔡元培聘為「特約撰述員」，四年共領取了14700元大洋，在當時是相當有錢了。
幫助宋慶齡解救中共黨員
在上海期間，魯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區的越界築路區域（所謂「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區北部魯迅公園一帶），先後有三處寓所：橫浜路景雲里、拉摩斯公寓以及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也是在此期間，魯迅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撰寫雜文抨擊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謾罵他看不慣的各色人等，也創作了一些回憶性散文，翻譯介紹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
魯迅還和共產國際的地下黨員宋慶齡有交往，接受着左翼思想的薰陶，儼然是左翼文壇的盟主。他積極參加並任執委的人權保障大同盟主席就是宋慶齡，蔡元培為副主席，該民間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營救被民國政府抓捕的中共黨員和親共人士。他們不但成功解救了陳賡、廖承志等一大批中共黨員，還成功營救了當時共產國際駐華機構「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牛蘭夫婦。
宋慶齡在1977年8月2日寫的《追憶魯迅先生》中寫道：「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魯迅、蔡元培和我們一起熱烈討論如何反對白色恐怖，以及如何營救關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學生們，並為他們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這個同盟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1933年6月楊杏佛被暗殺後，同盟即停止活動。」
在參加該組織期間，因為同盟北平分會的主任胡適在調查後發現，並無證據證明民國政府對政治犯曾經使用過酷刑，他還反對釋放共黨政治犯，主張保「政府權」。這當然讓身為地下黨員的宋慶齡等人深為不滿，同盟遂開除胡適盟籍，魯迅還著文《光明聽到……》加以痛斥，當時正在魯迅家中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也寫了《王道詩話》一文批評胡適。兩篇文章很好地配合了中共詆毀胡適的宣傳。
在民權保障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被國民黨暗殺後，魯迅親往萬國殯儀館送別，還寫詩悼念他。以魯迅的名聲做這樣的事，無疑對中共是非常有利的。宋慶齡等中共黨人意識到，魯迅是屬於中共革命的，因此在魯迅生病後，她曾在給魯迅的信中稱呼他為「周同志」，並請他立刻入院醫治。
有錢兼有閒的魯迅，就這樣一邊享受着民國政府的出版自由、學術民主、教育包容氛圍，一邊幫助中共，一邊罵着這個內外交困忍辱負重的政府，自由出版着《偽自由書》。如果這是「偽自由」，魯迅是想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嗎？
在他的眼中，完全看不到民國政府抵禦外侮、清剿中共的努力，完全看不到民國政府給予人們的諸多自由，看不到這種制度的益處，而只是一味地批評。在他的眼中，除了人性的醜惡，除了共產虛幻主義，沒有其他。這與同樣批評民國政府但在關鍵時刻支持民國政府並為之效力的胡適相比，是遠遠不如，因為胡適意識到了這個制度的好處，看到了共產主義的虛偽和危害。
性格中的戾氣
魯迅在文章中，罵了很多人，所罵之人，基本都是當時地位比他高名聲比他響的人。如章士釗、楊蔭榆、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徐志摩、陳源、李四光、成仿吾、顧頡剛、沈從文、施成蟄、朱光潛、徐懋庸等。而且魯迅用詞侮辱性極強，動輒用「狗」、「叭兒狗」、「走狗」、「落水狗」之類詞彙。這只能說明魯迅心胸並不寬廣，而且自戀，甚至睚眥必報。
另外，魯迅性格怪異，脾氣不小。當他不願意見某人時，就告訴保姆，讓她對來人說自己不在。有次有個來客比較二，說他是親眼看見魯迅回家才來敲門的。魯迅大怒，對保姆說：「你去告訴他，說我不在本是對他客氣！」
民國新月社的主力、曾在美國研究心理學的肖雲山說：「魯迅其實是個精神病患者。魯迅的雜感來源於他的多疑、敏感、自戀，而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徵。也是之所以在魯迅的眼中，滿世界都是敵人的原因。」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