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科與他父親是3月中旬到的上海。在徐匯區零陵路的一個小區里租了房子，小區緊鄰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下簡稱「腫瘤醫院」）的職工入口，走過去到正門，只消5分鐘。
也正是因為包括它在內的幾家大醫院的緣故，這一帶的小區里，為看病短租的外地病人非常常見，市場價基本是單間200元/天。
江科父子住的是三居室，另兩個房間住的也是癌症病人和家屬。上海封控後，這群外地癌症病人成為特殊群體，腫瘤醫院的規定是，持24小時內的陰性核酸證明，允許進醫院治療。上海市原則上也不允許社區阻撓這類病人出門。不過小區對待他們的態度，時緊時松。
通過江科的講述，能看到癌症病人在特殊時期下的艱難與妥協。
入醫院
去年秋天，我父親的癌細胞轉移到了肺部，又得開始新一次化療征途了。那時我剛做完博士畢業論文，我就想，那這次我陪父親去上海。從最開始罹患癌症，父親就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看，這次也是同一位主治醫生。到今年3月這趟過來之前，我們已經做了五次大化療，按計劃，還有1次化療和1次放療。
這一個月來，最曲折的是4月11日那天，那是最後一個療程的最後一次放療。
4月6日，上海，社區持續實施封閉管理。（圖|人民視覺）
我們通常都是頭一天做核酸，第二天正好拿着檢測結果進去。結果10日那天，我們單元樓大門給上了鐵鏈鎖。我回房間後，起初也沒告訴我父親，怕他又着急。到了晚上8點多，鐵鏈還在，就跟父親商量說，要不就周二再去，緩一天。說的時候我沒找到好理由，他就發現鐵鏈鎖的事了。他頭腦里立刻警鈴大作，擔心鐵鏈是個信號，從此我們就要被鎖在裏面了。他非常焦慮，一會兒說要衝出去，帶上被子，睡到街上。我勸下來了。但他一晚上沒睡好，第二天早上5點就去看門，發現能開，就出門去腫瘤醫院了。
那麼早根本沒用，因為腫瘤醫院的核酸檢測點早上8點才開門。但我父親真是非常固執，5點就開始排隊，還給我發消息說，自己不是最早的，前面已經有十幾個人了。7點，他給我發了張照片，後面排了100多號人。等到8點他做完出來，排隊的人已經拐了幾個彎，目測至少有300號人。腫瘤醫院門口經常有如此特色景觀：一大早排長隊做核酸，隊伍中拿行李箱的不在少數，做完了就到對面坐着，關閉着的餐館台階上整個上午總是坐滿了人，大家都是一早做完核酸，下午能儘早進去看病。前幾天，父親從醫院出來，還看到一個蓋被子露宿街頭的人，他一看就知道這肯定也是第二天要來治病的人，怕出不來乾脆就睡在街上。他看到後心裏就很不舒服。
那天早上5點出門後，我父親不敢吃東西，不敢喝水。因為大街上的公共廁所也都封了。做完核酸，他找了一個地方等，一直等到下午1點40分。放療中心在地下二層，入口處要做一個抗原檢測，進去後全程口罩戴好，等到下午3點多做放療，回到家已經5點多了。等於是他在外邊待了12個小時，一點東西都沒吃，一口都沒喝。我趕緊給他煮了點餃子。
3月26日，上海，新冠疫情下的城內景象。（圖|人民視覺）
為什麼我父親單獨行動？他今年58歲，雖然作為癌症病人有兩三年了，體重從130多斤掉到一百斤出頭，但比起那些七八十歲的病人，體力方面還算能支撐，頭腦也不算落伍，我可以教完他如何掛號後，讓他自己去。我作為家屬，不陪同是因為，小區保安和志願者們，總是為難我們這些來看病的外地人。我就儘量不給小區添麻煩，不給自己找麻煩。
每次父親都拿着放療表單、24小時內的陰性核酸證明，但是登記出入的一個志願者，經常說些風涼話。他會對治乳腺癌的大姐說，「你這個病，去治也沒用，每天保持開開心心的就行了」，看看表單上我父親的主治醫生又說，「你是肺癌，你怎麼找他？」
我父親一般就忍忍算了，有一次實在把我氣着了。志願者說，「你們這個病，死人不要緊，新冠疫情傳播了，一大批人是要跟着倒霉的」。後來來了一位醫生，給我們兩個n95口罩，叮囑我們說，去醫院要注意，現在感染很多。也安撫我們，「有些人說話就是比較難聽」。病人跟社區起衝突，在這一帶還比較常見。有一天我們就看到，旁邊一個小區有點要打起來的意思，那個小區有兩道鐵門，「大白」們站成一條線，攔着門裏面那些人。人都有求生欲，很多人是傾家蕩產來上海治病，能怎麼辦，難道就不化療了嗎。
《我不是藥神》劇照
出小區
在小區那些團購群里，有時我會看到他們在說，我們小區怎麼每天還在新增。有的說，都是那些二房東，把房子租給來看病的，居委會不是說把他們趕出小區，去住賓館嗎，怎麼還沒操作。實際上，癌症病人不願住賓館，一來是因為賓館不如小區安全，一旦出現一個陽性，可能會全都封在裏面，更加出不去。更重要的是，他們這些放化療病人特別需要補充營養，現在這種情勢下，只有自己做飯一條路。
4月7日，上海市楊浦區五角場街道某封控小區，志願者輪流值守封控小區的大門。（圖|人民視覺）
我們住的房子大約七八十平，三個房間，另兩個房間住的都是乳腺癌病友。其中一間住了位合肥大姐，她就自己一個人，沒人陪護。剛做完化療那兩天，身體是非常虛的，人躺着，像是釘在床板上，動彈不得。沒人陪護，生活是非常困難的。我陪父親做過5次大化療，我知道那種無能為力。她女兒有天幫她搶到一點凍鮑魚，她就抱着手機一直看，生怕錯過送貨，鮑魚在這種時候對她非常關鍵，我幫她下樓取的時候已經夜裏11點了。沒經歷過的可能不知道，化療最常見的副作用是白細胞急劇下降，很危險，所以需要多吃增加白細胞的食物，還要去醫院打「增白針」。
另外，病人做化療，往身體裏打藥，需要放置PICC管，通過它導入藥劑。像我父親，就是在胸口和肩胛骨之間植入一個硬幣大小的東西，之後每次打藥就是往這裏邊扎一針。但類似這種管都需要定期去醫院清理，一旦感染就很危險。3月份，我們回來上海之前，看到一個視頻，一個我們安徽來的腸癌晚期病人，住在我們旁邊的一個小區，救護車已經在小區門口了，但是遭到保安阻攔。當時下着雨，那位阿姨跪在保安室門口，求放行，保安還是沒鬆口。第二天凌晨，她丈夫就去世了，她說「我老公沒有了，再也看不到他了」。這裏很多病人感覺到自己在垂死掙扎，他們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現在趕上疫情，治療受阻，遭受很大的心靈折磨。
我看到這個視頻和後續，心裏很難受，也擔心到時會遇到類似情況。但我們已經預約好了，治療不能耽誤，從初診開始，都是這個教授給看的，臨時換城市、換醫生的選項完全沒考慮過。而且我當時還是對上海有信心，就算在網上看到那種衝突，我也會想，如果是我，我不會去下跪，因為保安也是只聽從指令，跪他解決不了問題，還加劇衝突，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我總認為，這個社會還是講理的，如果我更清晰地表達訴求，更合理地找到訴求的渠道，可以避免悲劇後果。
我們小區一直比較人性化，但到4月10日那天，我們下午要出門去做核酸，小區保安突然說，接到最新通知，出小區可以，但出去之後，不讓進了。旁邊還有一位病友大姐，她跟我們一起周旋、給居委會打電話。後來我們沒出，大姐出了，果然就沒讓回來。有人拍到一個視頻，是她在小區門口哭，拍視頻的人試圖說服保安，放大姐進小區，因為天氣蠻冷的，又是虛弱的化療病人。視頻鬧到網上，反響又挺大，我一看，就是早上跟我們一起周旋的那位大姐。後來街道給她安排了醫院對面的酒店，據說還補貼一部分房費和餐補。但這只是個例，其實不解決本質問題。
好在我們小區只出不進的規定實行了兩天，後來又寬鬆了，病友們都鬆一口氣。
「等」
封控之後就沒法住院了。準確地說，是無法接收新病人了，原來腫瘤醫院是一個病房4個床，家屬再把折迭床鋪開的話，8個人，確實很密。我記得去年住院時，我們那個病房，擠得房門都關不上，我有幾天晚上是睡在儲物間裏的。4月開始，病房按規定減少一半床位，所以不只住不進院，還得縮減住院病人。沒法住院，意味着做不了手術。比如合肥大姐，她目前還在化療階段，也不知道治療進展到需要手術切除時，上海能解封了沒有。如果沒有，大姐這病情就很麻煩。
我父親本來還要做第6個療程的化療，以前都是住院做。醫生這回說，不做了，直接放療。父親還挺高興，覺得能少吃點苦。但我心裏其實在想，這或許是不能住院的一種妥協。我想，肯定有一些病人，因為不能住院，治療方案需要妥協，比如輸液港就裝不了。但我也沒有拿這個猜測問醫生，他每天已經非常累了。我們這位主治醫生很受人尊敬，他不管病人說話慢也好，說話不清晰也好，他都能等，很耐心地聽你說完，其他醫生已經叫到第60個號了，他還在看第30個病人，他願意多花點時間在看診上。對煎熬中的癌症病人與家屬來說，這是大風大雨里的一絲溫暖，所以我們全方位相信醫生的決策。
我現在心情狀態還算好，畢竟父親已經做完治療了。吃的東西，這兩天陸陸續續家人幫忙搶了一些，冰箱裏邊也算有點菜。唯一就是，治療也結束了，在這純等，每天憋在一個小屋裏面等。最難過的是看不到希望。我父親心裏非常煎熬，一個癌症病人，時日還剩多少，現在要浪費在異鄉一間小屋裏。
3月20日，上海楊浦區五角場街道社區，防疫工作人員為老人上門採樣做核酸檢測。（圖|視覺中國）
我父親是個很悲觀的人。有時他會說，早知道上海這樣，我還不如在家陪你媽，她每天上班這麼忙，我能在家干點兒活，每天能見着她。但其實也見不到。我媽媽是高校老師，她最近也不能回家了，住在學生宿舍，高校現在防疫形勢也挺嚴峻，他們學校要求各個學院院長、書記等人都要住在學校搞疫。
我媽媽每次給我打電話都會哭，她覺得愧疚，憂心我把大好青春虛耗在這裏等。我本來工作也找好了，可以去入職的，現在卻耽誤在上海。我們是安徽人，我在杭州上了十幾年學。我後來修改畢業論文等工作，都是在上海的肯德基、便利店裏完成。原本，我跟女朋友兩個約定好，以後就生活在杭州了。但經過這一次，我改變想法了。前一陣，我把簡歷投給安徽的高校。我想，以後等我媽媽退休了，假如她一個人，她是不會來杭州的。我得回家鄉陪她。
《滾蛋吧！腫瘤君》劇照
我父親一直都想着，經過這次折騰，受了這麼大的罪，老天爺不得再讓他活五年十年的，最起碼能看到孫子上小學。我是知道他的，很情緒化那麼一個男的。今天開心的話，就多吃點東西，焦慮的話就吃得很少。前一陣，我博士學位證下來了，我也沒回學校，一個師妹給我發了照片，就那天，我父親特別開心，吃下一大碗麵條。
（註：應採訪對象要求，部分個人信息有模糊化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