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第十六回裏面，吳用、晁蓋等人用計奪走了由楊志負責押送的生辰綱，這也就是所謂「吳用智取生辰綱」的故事。這一家喻戶曉的故事，甚至也曾經被選入課本，成為了一代人的記憶。但是我們知道，這生辰綱在故事中原是京城蔡太師的女婿送給蔡太師的生日賀禮，令人疑惑的是，這批賀禮明明是錢財，為什麼要在最後加一個「綱」字呢？
一、「綱」為何物？
在原著《水滸傳》第十六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中，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準備送往京城給自己的岳父蔡太師，苦於沒有負責押運的合適人選，經自己的夫人提醒，梁中書想起了小有名氣的青面獸楊志。
央視版水滸傳里智取生辰綱時，吳用、晁蓋等買酒解渴的劇照
梁中書將這批禮物稱之為「生辰綱」，既是蔡太師生日，喚為「生辰」倒也沒什麼值得奇怪的，但是為何又要在生辰後面加一個綱呢？這綱是何意？難道是專門與賀禮連用的嘛？其實這綱字的背後大有來頭。
《漢語字典》解釋「綱」字的第二條說綱是「中國從唐代起轉運大批貨物所行的辦法」，在唐宋時期，以綱作為計算單位的運送方法叫做「綱運法」。據記載，綱運法起源自唐朝，《唐語林》載：「劉晏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每以十隻為一綱，載江南谷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
劉晏是中唐時期著名的理財專家，他上任諸道鹽鐵轉運使時，國家正對周邊的奚和契丹族政權用兵，再加上國內軍閥割據，國家對於江南地區的賦稅愈發倚重，江淮漕運便是國家運輸江南賦稅的生命線。但是戰亂的頻發使得這條生命線卻屢屢受阻，劉晏下車伊始，便對漕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作為改革的重點之一，綱運法應運而生。
唐朝各藩鎮形勢圖
劉晏主持下的綱運法「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這樣的好處在於若運輸隊在中途遇到危險，後續的運輸隊即可獲悉從而將損失降到最低；並且這種方法使得每次運輸權責明確，管理方便，易於褒功罰失。
劉晏的改革雖然在當時作用有限，但是綱運法卻被後世多個朝代所沿用，影響深遠。宋朝在唐朝綱運法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形成一套複雜的綱運體系。首先，唐朝的綱運法起初只限於漕運，也就是水運，到了宋朝，綱運也就不再限於水路，而是擴大到了陸路，運輸的對象也不再限於糧食，諸如馬、茶、鹽、銀甚至石頭都成為了綱運的對象，相對應的就出現了馬綱、茶綱、鹽綱等名詞。也因此，《水滸傳》中梁中書為蔡太師準備的生辰禮物，本質來講也是一種貨物，因此也就被稱之為「生辰綱」了。
蔡京（1047年2月14日－1126年8月11日），字元長，北宋宰相、書法家
二、怎麼運？誰來運？
在唐朝劉晏原本的設計中，綱運法似乎只是一種地方施行的制度，每次運輸的負責人都是武官，並沒有固定的運輸官和運輸部門。《水滸傳》中的描寫和劉晏的綱運法極為相似，或許是因為生辰綱是梁中書的私人貨物，所以梁中書只是遣派了楊志並且在廂禁軍中點拔了十多個軍士。但是事實上，宋朝的綱運法絕不會如此隨意。
宋朝在中央設立鹽鐵司、度支司、戶部三司，三司掌管財政大權，其中就包括錢糧物資的轉運。具體而言，綱運是度支司的職責，在京城和重要的州、軍等地，度支司設立了司農寺，司農寺的職責就是專門負責接收由各個地方運輸而來的錢糧物資，同時負責將這些錢糧物資登記入庫。
司農寺下設排岸司和下卸司兩個部分，排岸司的職責大概是核實貨物的數目，如果貨物的數目有差錯，就要立馬上報進行調查。相比而言，下卸司的差事就要苦了一些，顧名思義，下卸司主要是負責卸貨的。
《宋會要》共500卷，宋代特設「會要所」修撰《會要》，《宋會要》就是由宋朝本朝史官編寫的
在地方上，度支司設立了專門負責水路綱運的發運司。《宋會要·食貨四十六》中記載：「凡水運，自江淮、南劍、兩浙、荊湖南北路，運每歲租糴至真、揚、楚、泗州，置轉搬倉受納，分調舟船，計綱溯流入汴至京師，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發運司由發運使管理，負責每次運輸物資的調配，具體事宜包括管理倉庫、調發運船、招募士卒運送等等。但無論地方上是否有發運使，地方上一般都會設有催綱、撥發等官，主要負責催發綱運、點檢物資和緝拿盜賊等事情。
由此可見，宋代由中央到地方其實都設有專門負責綱運的機構與官運，這樣便形成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垂直系統。不僅如此，每次押綱人員的選擇也不能馬虎。每次綱運，官府都會確定一個「主綱人」或者是「管押人」，《水滸傳》中的楊志就是這樣的角色。但如果說楊志是虛構的話，那麼在南京發現的一枚宋銀鋌上（宋朝一種束腰狀的銀塊），就赫然刻着「肇慶府銀綱押綱人李達監官」，很顯然這個叫做李達的人就是這次綱運的押綱人。
宋代銀鋌
剩下的押綱人員，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負責綱運安全的士卒，這些士卒大都來自於廂軍、禁軍或者民兵，另一類則是民夫，他們在押綱的過程中，主要負責一些雜事和操縱交通工具，例如水運的民夫就包括駕船人、艄工、水手等等，陸運的就包括腳戶、車夫、馬夫和扛夫等等。押綱在宋代是一種徭役，所以押綱人員既可以從軍民中選派，也可以選擇僱人，但是無論是哪一種，綱運所需的交通工具都應該由官府事先準備好。
每次綱運出發前，地方的知州、通判、排岸司或者發運司的人都會親自到場點檢核實清楚，點檢完畢之後，押綱人就會用鎖鏈、木箱等密封，還會貼上封條。不僅如此，押綱人的身上還必須隨身攜帶着一本「行程歷」，每日綱運到何處，途中有何意外發生等都要詳細記載，而押綱的路線也是事先規劃好，押綱人員不得隨意取道。
押運途中，押綱人要負責監管士卒民夫，防止貨物出現意外，不能無故擅離職守，《宋會要》記載：「諸押綱人無故離本綱經時者，杖一百；雖有故而經三時者，罪亦如之」。到了南宋孝宗時，押綱人一般有文武兩人，互相監管，沿途的排岸司、發運司都負有對押綱人的監督之責。
央視水滸傳中的楊志
《水滸傳》中的楊志押綱時，可謂是步步小心，押運生辰綱時是夏日，眾人一行都是山路，沒走多久便大汗淋漓，見到林子便想鑽進去歇息，但是楊志卻擔心有匪徒不依他們，可見楊志深知押綱人的職責重大，萬不能有任何馬虎，奈何他碰上了《水滸傳》裏面智商最高的吳用。正是因為押綱人責任重大，所以楊志在得知生辰綱被劫之後，只能畏罪潛逃而不敢再回去見梁中書。
綱運一般也有時間限制，雖然宋朝沒有秦朝「失期，法皆斬」的苛刻規定，但亦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到達目的地之後，再由目的地的排岸司等機構堪合點檢，相關機構點檢核實無誤之後，一場綱運才會正式結束。
宋朝的綱運法較之唐朝的綱運法，無論是在機構的設置上還是人員的配置上，都可謂細緻入微，有着詳實可依的法規條文。這一方面當然體現出了宋代統治者對於綱運的重視，但其實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排岸司、發運司以及各地的催綱、撥發等一干官員，其職責是類似甚至是有重迭的地方，這也映證了宋朝「冗官」的政治弊端。
隋唐運河及漕運 （圈黑處為古代開封位置所在）
三、綱運與國家命運
就綱運的本質而言，其實就是古代運輸的一種組織方法。在視漕運為生命線的古代王朝中，朝廷對漕運等運輸事務極為重視並非鮮見，但是宋代重視綱運卻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
宋朝承五代之亂，而五代之弊實由唐代的藩鎮割據所造成，唐代的地方藩鎮「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集軍、政、民權於一身的地方節度使，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割霸一方的土皇帝。趙匡胤崛起於行伍之間，對五代之亂有着深刻的認識，北宋建立之後，趙匡胤採取了趙普的意見，即「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而綱運就是其中「制其錢穀」的重要保障。
趙匡胤（927年－976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明確記載趙匡胤明令各地：「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管權榷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絡帛之類，悉輩送京師 」 。地方政府在留夠足夠的費用支出之後，便要將剩下悉數的賦稅送往京城。如此一來，地方便無力組織起與中央相抗衡的勢力，國家分裂的可能性也就這樣被消弭了。
地方政府所要向中央輸送的稅賦，沿途靠的便是綱運這種運輸方法。「國家 常賦，皆自諸路綱運起發具有」，也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宋朝對於綱運法所設置了一整套複雜且嚴密的體系，這些都是為了保障綱運的正常運行。
綱運原本是為了收取賦稅，制衡地方而服務的，但有些時候，綱運也時常被用來滿足皇帝個人的私慾。
宋徽宗的《瑞鶴圖》卷
生活在北宋徽宗年間大運河的沿途居民，一定會看見這樣一番情景：前後相接的運船載着一件件特殊的貨物正朝着北方進發，這貨物不同於平常綱運所輸送的貨物，既不是糧食，也不是銀兩鹽茶，而是一塊塊奇形怪狀的石頭。而這些勞民傷財的綱運也只是為了滿足一個皇帝的個人愛好罷了。
藝術天賦極高的宋徽宗不僅僅在書畫上造詣極深，他對中國的古典園林更有着獨特的看法，他繼位之後，便在開封城北修建了一座皇家園林，名為「艮岳」，艮在八卦中就是山嶽的意思，又隱含男子的意思。為了修建這座皇家園林，宋徽宗下令在全國各地尋找各式各樣的奇石，並將這些奇石運往開封裝點艮岳。而這些從江南運至開封的石頭，也採取了綱運的方法，稱之為「花石綱」。
趙佶（1082—1135），即宋徽宗
宋徽宗第一次下令運花石綱是在建中靖國元年，《續資治通鑑》中記：「是歲，以修奉景靈宮，下蘇、湖二州采太湖石四千六百塊」，緊接在崇寧四年，宋徽宗又下令「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於蘇州」，這個朱勔和童貫、蔡京等是一丘之貉，專以逢迎宋徽宗為己事。包括朱勔在內的諸多奸臣見宋徽宗熱衷於花石綱，這些奸臣每年都會想方設法運送花石綱。
這些石頭被運送到了開封之後，主要用於點飾艮岳，但也會用來裝飾其他宮殿。光艮岳一處，所需的花石綱數量也是極大。史書記載，艮岳「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這些景觀基本上都是人工製造，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若要營造出幽谷深岩的感覺，需要用多少花石綱。光艮岳中的一處宮殿華陽宮就「左右皆大石林立」，其中最大的一塊石頭叫做神運峰，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妥妥的龐然大物。
艮岳圖
艮岳的修建，在中國園林史上確實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是他的修建對於百姓而言又是一頁血淚史。朱勔、童貫等人以購買花石綱為名，收刮百姓，侵吞國孥，國庫幾為一空。而當朱勔等人知曉哪處有奇石之後，就算是在深谷幽林，也會要求當地州縣不惜一切代價將石頭取出，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有百姓為之殞命。
那時候蘇州一帶的奇石珍木幾乎被這些人掠奪乾淨，但朱勔等人為了討取徽宗的歡心，更不惜強取豪奪，朱勔只要以看見某戶某家有奇石，便會「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 以大不恭罪」。
花石綱遺物
在搬取花石綱之時，百姓的房屋也多被破壞，更令人氣憤的是，若有人敢抗命不遵，朱勔便會令人強拆民居，然後帶着奇石悠然而去。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或者奇石珍木，百姓的祖墳都會被挖掘，而更多的百姓也因此家破人亡。朱勔的行為與強盜幾無區別。
為了將這些體積龐大的花石綱運往開封，大運河上的運船更是首尾相連，絡繹不絕。規模如此龐大的綱運既耗費了大量的錢糧，又給百姓民眾帶來了極其沉重的徭役，有時漕運不通，便取道海上，海運風險極大，葬身魚腹的百姓又不知多少。運送花石綱的途中，若遇橋樑城門擋住了船隻的去路，便「毀橋樑，鑿城郭」，前面提到的神運峰，因為體積龐大，運送它時「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閘，數月乃至」，可謂是耗費大矣。
汴河漕船
綱運法被製造出來的初衷原本是為了向京城輸送賦稅，這樣既能夠保證京城物資充足，也能夠確保地方無力與中央抗衡，可謂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方法。但是當它服務於個人的私慾，它便成為了助紂為虐的工具，致使勞民傷財，哀鴻遍野。無論是艮岳還是大運河上運送花石綱的運船，都是宋徽宗統治下的一個縮影，百姓的哭泣終究成為了揭竿而起的怒吼，艮岳也抵擋不住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的腳步。
公園1127年，金朝攻破北宋都城開封，擄徽、欽二帝及一干皇室大臣北還，北宋就此滅亡。宋高宗趙構南渡建立南宋之後，將臨安其中一扇城門命為「艮山門」，與徽宗修建的艮岳遙相呼應，以示故國之思。
——————
參考資料：
〔1〕《
〔2〕《宋代綱運與階級矛盾》 王瑞明 《歷史研究》1978年第10期
〔3〕《
〔4〕《論北宋時期的花石綱》 單遠慕 《史學月刊》1983年第6期
〔5〕《北宋漕運押綱人員考述》 陳峰 《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
〔6〕《宋代的綱銀及綱運制度》 劉翔 《東方收藏》2011年第9期
〔7〕《唐代江淮漕運的歷史考察》 高榮盛 《安徽史學》199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