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國內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過去兩年多的精準防控成效也說明，上海確實擔當得起這個評價。但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來的問題，又讓人驚詫不已。兩年前，中央指出疫情是一項大考，這個命題仍然有效。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這項工作並未完成。
1.常規能力不等於應急能力。一般而言，常規能力較強，其應急能力也比較強。畢竟，兩者都是建立在治理資源的儲備、治理體制機制的順暢以及治理者的素養之上的。但任何事情都是一體兩面。更多情況是，常規治理能力越有效，其慣性也越強，轉化為應急治理能力的制度成本也就越高。這次疫情防控，上海遲遲下不了決心轉換為「全政府-全社會」防控策略，某種程度上就是已經將「精準防控」策略常規化了，形成了制度慣性。客觀上，這次疫情防控出現的問題，與奧密克戎病毒特性導致應急性大大增強有關，不應否認「精準防控」策略在「動態清零」方針中的應有地位。
2.最高形式的治理是群眾自治。最高形式的戰爭是游擊戰，幾乎每一個游擊隊和游擊隊員都能夠根據實際情況和既定的戰略發展，獨立自主、靈活機動地作戰。如果把疫情防控比作戰爭，則最高形式的防控策略是群眾自治。每一個居民小區都可以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覺執行疫情防控要求。很可惜的是，哪怕是上海，也做不到這一點。
3.基層不是店小二。這麼多年來，基層組織存在體系性的錯位。我們看到疫情防控中居委組織和動員群眾毫無辦法，在行政壓力下甚感委屈，其原因就在於，居委的日常工作是提供服務，完成上級下達的行政任務。平時不做組織和動員群眾的工作，也不開展群眾性自治活動，關鍵時刻群眾當然就是一盤散沙。在一個將基層組織視作服務型政府的代理人，甚至於普遍將政府公共服務庸俗化為「店小二」角色的氛圍里，不要說群眾自治這個最高境界，連政府治理這個基本功能都發揮不了，也就難怪疫情期間精緻利己主義者、「社會巨嬰」泛濫成災。
4.提級防控很關鍵。縣一級出現疫情，市一級主導；市一級出現疫情，省一級主導；省一級出現疫情，更高層級督導。提級防控不僅是為了更好地調配資源，更重要的是打破地方常規，使得常規體系在較短的時間內轉化為應急體系。上級領導坐鎮指揮，也是為了更好地凝聚共識，統一指揮。游擊戰在戰術上體現為獨立自主和靈活應變，但在戰略上則體現為自覺服從全局。如果指揮部都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甚至於指揮官隱身不見，基層都無法掌握上級疫情防控的方針路線，疫情防控必定是一團亂麻。
5.必須堅持「又紅又專」。疫情防控既是科學，也是政治，兩者不是對立關係。在具體實踐中，「又紅又專」是基本原則。疫情防控是一個公共衛生政策執行，也是關係到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事情，是關係人心的大事。尤其是到了今天這麼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中，不同人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場，要在最大程度上凝聚社會共識，不是政治又是什麼呢？但疫情防控如何「四早」，如何保供，如何安撫人心，都是各個專業的問題。「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話應該準確理解。一方面指的是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政府要遵循專業原則，要避免出現一些違背科學的、非專業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指，專家要遵循專業原則，儘量不要在非專業領域和場合誤導決策，誤導大眾。具體到個人，具體到具體工作，當然是要在疫情防控方針指導下發揮專業優勢。
6.基層治理要返璞歸真。這些年，各地都很重視基層，都在想盡辦法提高基層治理能力，創新基層治理。這種姿態不錯，但也就是姿態而已，大多數創新，除了折騰，浪費資源之外，也沒什麼意義。特別要警惕那些「高、大、上」的做法，把黨群活動中心建得如同五星級酒店，僱傭了一大幫的臨時工「服務」群眾，採用「外包」的形式讓人包裝治理經驗，運用一些炫酷的技術來體現「現代」。基層也有了「帕金森定律」，哪怕是最基層的幹部希望自己手下有兵有項目有資源，當個只用耍嘴皮子的「領導」，這樣不脫離群眾才怪。如果把疫情防控當作一把尺子，表現最好的絕對不是那些高大上的地方，而是貧窮落後的農村。2020年湖北疫情期間，恩施、十堰等一些山區縣，把扶貧工作隊就地轉化為防疫工作隊和「尖刀班」，簡單、高效又實用。在這個意義上，在基層治理水平上，發達地區得向落後地區學習。
#作者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