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紅衛兵南下
1966年9月11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人員到達上海，上海有關方面派出由摩托車開道的車隊迎接，一路風風光光地進入位於市中心，緊靠人民廣場的市體育宮安營紮寨（今上海大劇院的位置）。當天，南下兵團即以「全體戰士」的名義在上海散發《宣言》，一方面聲稱這次是「帶着黨中央、毛主席的無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戰鬥友誼」而來的；一方面表態：第一，我們是戰鬥隊，是舊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封建主義的反。第二，我們是學習隊，要向上海的工農兵、紅衛兵，向赴滬的其他紅衛兵學習，永遠做群眾最恭謹的小學生。第三，我們是宣傳隊，要讓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方針政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根據有關方面的安排，9月13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分別在上海第二棉紡織廠，與楊富珍、王林鶴、程德旺等40多名勞模座談；在市學聯，與上海學生代表舉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北京紅衛兵提出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對像是否反抗、報復？抄家物資如何處理？），上海紅衛兵如何組織，如何貫徹階級路線等問題。上海的工人和學生（依據統一的口徑）一一作了介紹。最後，北京紅衛兵對打人作了解釋，強調北京的「階級報復」很厲害，確實打死過一些「壞人」等。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開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運動。
應該承認，首都紅衛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優勢；因人員眾多，隊伍整齊而具有組織的優勢（其下屬十六個縱隊，分散在楊浦、虹口、靜安、盧灣、黃浦、徐匯、長寧等區域）；因初來乍到就領受上海有關方面的關照而具有行動的優勢。
二、現場之一：面上的行動
9月13日，就在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與上海勞模、學聯代表舉行座談會，聲稱「是來上海學習的」時候，北京語言學院、外國語學院的南下紅衛兵奔走呼號，在上海的大街上散發鉛印版傳單《最最緊急的革命倡議》。《倡議》指出「現在，上海存在一種不能容忍的現象」，即一些「黑幫分子」仍然「養尊處優，逍遙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體紅衛兵、廣大工農兵群眾倡議：凡「牛鬼蛇神」一律減薪；銀行存款、電視機、照相機、沙發等一律沒收上繳；保姆一律解僱；高級公寓、別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進勞改隊，晚上一律寫交代；一律掛「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將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它們永世不得翻身」。
與此同時，南下兵團各路縱隊主動與各區聯繫，廣泛查摸「敵情」，反覆詢問有關人員「抄了多少戶？鬥了多少人？鬥服了沒有？有沒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檔案和大字報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單等。當晚，南下兵團即以徐匯區為重點，分別在盧灣、虹口、靜安、黃浦、閘北等區實施抄家，約查抄五十多戶。起初，北京紅衛兵還「注意調查研究，組織得比較嚴密」，如徐匯區的行動組成立了「訓話組（對家屬）、」「訊問組（對本人）」、搜查組、記錄組、登記組（對搜查的東西進行登記）等。當發現原單位搜查不徹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便一邊宣稱「若在北京則基本掃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門進去，而是把門打壞了進去，不老實就揍」；一邊向街道幹部提議：「黑六類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們掃地出門好不好？」。
但北京紅衛兵的這種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日晚），在盧灣區，130多名南下紅衛兵分頭搜查了三戶。其中資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婦被剪了頭髮。當時，紅衛兵問其女兒，你站穩立場嗎？答：站穩的。紅衛兵就叫她用皮帶抽打其父親，她不肯，也被剃了發。一戶被稱為「洋奴」的是個八十多歲的癱瘓老頭，北京紅衛兵將其兒子、媳婦、女兒綁在浴室里，兒子被鞭打、搜查以後，將東西裝了三卡車運到體育宮。在徐匯區，30多個北京南下兵團紅衛兵在永福路某號陳某家搜查（原三青團分隊長），將搜查對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頭，並用皮帶、長柄傘、火鉗、拐杖等打抽。陳某說：「十六條講要文鬥，不要武鬥」，紅衛兵說「沒有打死就是文鬥」，把陳打得頭部、胸部、背部皮肉裂開，處於昏迷狀態。當時，紅衛兵在門口把守着，街道幹部和群眾都不准入內，鄰居則在屋外喊叫「要文鬥，不要武鬥」。據統計，至9月15日以前，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在上海十個區共搜查了九十戶左右，其中徐匯區搜查了五十八戶，並在徐匯區、靜安區舉辦了「資本家剝削罪證展覽會」。其間共發生武鬥48起，98個對象中82人被毆打，其餘的是被剃陰陽頭、罰跪、塗漆的。
與此同時，南下兵團廣泛介紹北京對黑六類的武鬥，認為上海太強調文鬥。例如第十縱隊在黃浦區的各個活動點上製造輿論，大肆宣揚「文鬥是沒鬥」、「敵我矛盾就是用武鬥」、「打死人沒關係，花八元錢」（指火葬費）。以北大學生為主的第七縱隊在靜安區活動時也宣傳，北京已殺許多人，「就是要紅色恐怖！」，「要亂，要大亂特亂，越亂越好，亂出一個鐵打的江山，一個嶄新的世界」。正是具有這般強烈的意識，這般強烈的情緒，據9月15日至17日的三天統計，北京紅衛兵打人30起，被打達百人以上。武鬥往往利用晚上關門毆打，打後不准被打對象去醫院，被打人有血跡的衣服要洗過，而且被打人天天換房間。由此可見，僅僅數天之間，北京紅衛兵的武鬥涉及面已經從「四類分子」、「資本家」，擴展到被認為有「問題」的「社會青年」、「遊民」等；武斗方式已經從抄家現場的毆打，演變成私設刑室的摧殘。這種歸趨的必然性決定了北京紅衛兵一定要在上海製造騷動和事端。
下面請看來自「面」上的數例行動報告：
9月15日，南下兵團紅衛兵第五縱隊進入龍華醫院婦科主任陳某家搜查，中醫學院「文革」組織聞訊趕到，說明陳家已抄過五六次，為此雙方發生爭執。17日，北京紅衛兵破門搜查，第二天又借陝西路小學開鬥爭會，將陳的老婆、子女、孫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罰站、抄身、鞭打，還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陳多次被縛住手腳，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帶、棍子抽打。經醫檢，陳腰以下及臀部皮膚呈青紫色，有腫痛，肩部、兩肋、臉部、頸部也有傷痕。
9月17日下午4時，紅衛兵南下兵團在天馬電影製片廠廣場台上揪鬥了廠領導丁一，陪鬥的有謝晉、徐昌霖、湯曉丹、顧而已、黃宗英、蔣天流等13人。北京紅衛兵給丁一掛上「黑幫大紅傘」的牌子，責令陪鬥者「一個個交代罪行」。
9月21日上午8時至夜11時多，上海圖書館工作人員聽見隔壁中蘇友誼館傳來叫喊救命的聲音。從樓上窗口望去，看見被打的是三個男的，一個女的。當晚，上圖工作人員邀請中蘇友誼館、上海體育宮的負責人了解情況：參與打人的紅衛兵屬南下兵團十六縱隊。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態度不好者」、「流氓阿飛」、「無執照小商販」、「說北京紅衛兵壞話」等。這批北京紅衛兵從17日開始，打的人已有十四、五個。23日晚上，十六縱隊紅衛兵拉上窗簾（從縫隙中看到一白襯衫者跪在地上），繼續在陳設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間裏審訊打人，他們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帶抽打。當晚12時，上圖群眾請來師大七、八十個紅衛兵，不僅派出代表與南下兵團指揮部交涉，還強行察看了十六縱隊的打人場所，看到在押的6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
9月25日晚八時，北京紅衛兵查抄徐匯區永福路某號肖某家（肖某72歲，曾任國民黨駐法使館參贊、外交部秘書。時任市人委參事），責令交出手槍（因其兒子單位抄家時抄出子彈），肖交代「手槍留在法國」。北京紅衛兵將他脫光衣服，只剩一條短褲，用皮帶抽打得很厲害。凌晨三時，肖死亡。
應該承認，恰如北京紅衛兵所宣稱的：「在上海必須造成一個短期的紅色恐怖現象」，那就是通過「革命」（武鬥），清晰階級陣線，教訓階級敵人。其實，這些「恐怖現象」在一些重點單位的發生，則更加驚心動魄。
三、現場之二：點上的行動
下面請看來自「點」上的行動報告。
上音（附中）事件：
9月13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七縱隊12名紅衛兵（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生），乘三輪卡、摩托車，帶着電影攝影機來到上海音樂學院附中。他們在車上高唱「鬼見愁」歌，在大門口、各大樓和行道上寫下「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接着，他們與校內的紅衛兵造反派串聯，來到接待組，責問該院紅五類子弟所佔比例？教師隊伍家庭出身情況如何？這批北京紅衛兵還鬥了賀綠汀，往賀臉上吐唾沫，並叫賀下跪，脫鞋脫衣。晚上，這批北京紅衛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已安排在化工學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6日，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七縱隊120人強行住進上音南樓（男二樓、女四樓。主要為北京工學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學生）。他們宣稱「上音紅五類子弟只佔30%，是黑幫統治」。第二天晚8時，第七縱隊紅衛兵用拖車把賀綠汀夫婦從家中拖至附中，到達時，賀的頭被巨布纏繞起來，賀妻姜瑞芝已被打得披頭散髮，鬥爭中，賀夫婦被剪了頭髮，並在臉上塗了墨汁，還被打耳光、下跪……
19日晚7時，上音附中紅衛兵造反派夥同第七縱隊紅衛兵一起對賀夫婦拳打腳踢，用皮帶抽打，賀被打倒在地上翻滾。他們還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後就輪流坐上椅子用皮帶抽打。當時，姜的哭聲驚動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電話給音樂學院，上音師生再三要求他們停手，他們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賀夫婦一直被打到十一點。
上外附中事件：
9月15日下午1時，屬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十六縱隊的北京外語學校學生11人，帶着照相機和手提擴音器來到上外附中，宣稱「北京運動轟轟烈烈，資產階級狗崽子已威風掃地」，與該校紅衛兵一起高呼「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該校參與行動的多為高幹、革乾子弟，動武者約五十人左右）。4時左右，這批紅衛兵砸碎窗子，破門進入校長室，用旋鑿撬開抽屜，拿走了公章，拆走了電話機（裝到紅衛兵營部）。接着，這批紅衛兵又勒令總務主任交出鑰匙，打開保險箱，拿走了支票本（後經勸說還回），但公章拒不交還，還說：「這是奪權。」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教師中的紅衛兵不敢出來講話，支書嚇得躲在辦公室的櫥子後面。當晚，該校紅衛兵便分頭外出抄家。與此同時，這批製造事端的北京紅衛兵和該校紅衛兵骨幹召開會議，策劃第二天「如何使資產階級威風掃地」的行動計劃，直至深夜。
16日清晨，該校紅衛兵營在校園裏貼出「實行紅色恐怖」的勒令佈告。6時左右，教師們陸續到校，即被紅衛兵攔住，逼令填寫成分。隨後，紅衛兵廣播令教師集中，按成分列隊，強迫所有成分不好者剪髮，當即有五名女教師剪成「陰陽頭」和「花頭」，男教師都剃成光頭。接着再揪至校門口罰跪、臉上塗墨，衣服上畫上烏龜，寫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資產階級分子」、「大右派」等字樣，胸前掛「牛鬼蛇神」牌子，並強令他們相互罵打，誰不打不罵或打輕了，就用腳踢，用木棍、鐵的大鉗戳、推。當時有拉拖車的工人路過該校門口，停車勸告被趕走，還被指認「他們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時許，又一批約20多人的北京紅衛兵增援到校。一女教師（因轉移黃金到校被紅衛兵搜出）趴在長凳子底下，兩手舉起，這時一學生（一北京女紅衛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腳，頭碰在水泥地上，隨即地上出現一攤鮮血，幾個紅衛兵還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
中午11時左右，紅衛兵強迫所有的人（被批鬥者）赤腳，有的還被迫嘴裏銜着一隻鞋子、一隻襪子進行勞動，有的將鞋子掛在脖子上（筆者按：此處應指「生活作風」、「男女問題」者），個別還掛着大磚塊。當時，教職員工大多表示不滿，卻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裏。同學們也多不敢聲張，非紅五類子弟說：「我們講了話，也要被剃頭的。」有同學幾次找支部出來講話，但沒有一個敢出來，全體黨員也是如此。
下午3時半，紅衛兵集中對被批鬥者訓話，讀毛主席語錄，然後為被批鬥者拍照，有集體照、個別照，也有將問題嚴重的一男二女合起來拍。最後，又逼迫所有被批鬥者在樓梯上跑上跑下。
晚6時，被批鬥者中有9人押送派出所，其餘自己回家。過往的工人見一些教師赤着腳走在馬路上，一致認為「這樣做是違背黨的政策的」，而這批首都南下兵團的紅衛兵們則興致勃勃，認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勁了」。據統計，上外附中的這次行動共鬥爭了31人（占該校教職工的20%）。家庭出身情況為：地主3人、資產階級5人、小業主1人，職員2人。政治情況為：中共黨員3人，共青團員7人。有關材料認為「僅4人問題較嚴重」。31人中，有懷孕者、哺乳者、高血壓症患者各1人，還有一人準備當天結婚，因參加運動而來校。
四、辨析與思考
圍繞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南下兵團在上海的活動，應有一系列的追問和探究，其中既有事實的辨析，更有問題的思考。
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行動，引出文革史研究中的一個重大命題：為什麼「文革」運動初期會發生以「暴力」對待「非暴力」為特徵的武鬥？且以北京紅衛兵為典型？
關於「武鬥源」：中國「文革」運動初期的「武鬥源」在北京。1966年6月18日，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即發生游鬥、毆打六十多名教員和幹部的武鬥事件，北大工作組曾出面制止。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便三次在北大召開全校萬人大會，宣佈「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結果，當着江青等人及上萬北大師生的面，北大紅衛兵將鬥爭對象揪上台，演示了掛黑牌、戴高帽、拳打腳踢、用銅頭皮帶抽打等。就此，武鬥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國普及。
針對社會上越演越烈的武鬥情況，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說：「提倡文鬥，不要武鬥，這是今天要談的第一個問題。」誰知在聽取了各方的匯報發言後，毛在插話中又說：「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總是多數，壞人總是少數」，「總之，我們不干涉，亂它幾個月」。《毛澤東傳1949—1976》的作者逄先知、金沖及評論說：運動中出現的這些極端行動，同毛澤東的初衷並不相符。但從總體來說，毛澤東仍認為紅衛兵行動的主流是好的，認為他們的激烈行動對破除舊思想和舊秩序、打開一個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現某些偏差並不奇怪，有問題也只能適當引導或到以後再解決，決不能潑冷水，更不能進行「壓制」和「打擊」。此後，北京的暴力進一步升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紅衛兵從對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如火如荼的現場，來到上海相對冷清、和緩和克制的現場，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鬥來打開局面，來顯揚和證實一切。
如果說對「武鬥源」的確認屬事實性的判斷，即它在事由的層面上解說了發生的來路，那麼值得追問的是：北京紅衛兵面對「非暴力」的徒手的對象，其崇尚暴力、施展暴力的思想理論是什麼呢？內心衝動是什麼呢？人性承擔在哪呢？這裏僅談兩點原因。
首先，是「教育缺失」。誠然，十七年在數理教育方面確有成效，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沒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良知、慈愛、寬厚、溫良、中庸、和諧等義理，給青少年以道德的薰陶；又沒有宣揚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博愛、人權、慈善等精神，給青少年以文化的啟蒙。尤其臨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幾年，整個教育的主題不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訴苦把冤伸」的階級教育；就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結果，青少年們的思想、情感被一種仇恨的情緒所浸沉；意志、慾念被一種戰鬥的渴望所振刷，以至當「文革」爆發的時候，這種意識形態的塑造自然衍變成武鬥的行動了。
其次，是「非常時代」與「精神世界」。「文革」標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實際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紀律和規則的正常管束，放縱了批判和鬥爭的自由。然而，當這種批判和鬥爭披掛着革命的旗幡，成為階級鬥爭的展開時，實際上也就放縱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動上構造了一個「非常時代」。作為這個「非常時代」的前驅者，紅衛兵不僅滿懷着戰鬥的衝動，更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國的梯架。這個理想之國就是「徹底剷除帝修反」，「創立一個毛澤東主義光輝燦爛的紅色新世界」，在紅衛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為理想所蠱惑的激情。然而，這種理想是要通過革命造反來達到的，是要通過武鬥來表現的，這便是一條充滿刺激和瘋狂的理想之路，以至這種理想並不曠遠，而很狹窄；並不寬厚，而很尖利；並不和諧，而很激盪。正是這種虛幻的情懷和僭妄的情緒的混合，紅衛兵的群體人格在「非常時代」中背離了求學期的生態（學生身份），完成了向戰士身份的突變。應該承認，1966年時的紅衛兵武鬥是少有功利的（1967以後的兩派武鬥則與權利和利益相關聯），如果說僅此一點在紅衛兵的「精神世界」里還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麼它的主義之上的執迷，它的現場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發生解體的確證。因之，紅衛兵在「非常時代」崇尚武鬥就不是偶然了。
作者附記：本文引用了一部分「文革」中的簡報，文中不一一註明出處。
《世紀》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