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什麼快速感染的方法?」
今天上午,幾個媽媽群不約而同熱議起這個話題。有人說共食,有人說親吻,有人說,最怕孩子已被接走數天,自己才迎來遲到的陽性。
這不是段子。
事實上,上海本輪疫情爆發至今,無論搶菜大戰、居家雲蹦迪、盛裝核酸排隊,處處自有段子野蠻生長,唯獨嬰幼兒單獨隔離這一樁,熱搜長掛,無一筆輕鬆釋然。
對此,上海市衛健委給予回應:根據《傳染病防治法》與防控工作要求,感染者應與非感染者隔離。只有在家長同是陽性感染者的情況下,才被允許陪護照顧自己的孩子。
而實踐中,由於孩子未注射疫苗且免疫系統薄弱,多的是孩子單獨感染、單獨隔離的情況。
法律莊嚴面前,媽媽們啞然。懷抱稚子,本就是比誰都小心翼翼的良民,核酸排隊兩米線一寸不敢逾越,遑論觸碰紅線。於是才有了那些狀似瘋魔的追問:如何能讓自己快速感染上新冠病毒?
這個問題,我也在守望答案。
因為親子分離的苦,嘗過一次,就再也受不住了。
2020年2月,我大腹便便,四肢浮腫,像粒隨時爆裂的西瓜。疫情烽火一點燃便迅速燎原,我甚至還不能準確拼寫被世衛組織新近命名的「COVID-19」,只顧應付接踵而至的壞消息:助產士門診關閉,產檢醫院出現發熱病例,守望多日的口罩疑似被徵用,小區因多人確診封鎖,家中蔬菜已經告急……
預產期倒計時,基礎性疾病傍身,身心苦楚讓我夜不能寐。2月23日,又添一顆炸彈:醫院通知,從分娩到住院,禁止家屬或護工陪同。
當夜,我所在的孕婦群一片慌亂。有視頻顯示被趕出病房的產婦家屬與醫護人員發生劇烈衝突,而一張「流着羊水獨自辦理入院手續」的孕婦照片更是引爆眾怒。我們決意通過12345市民服務熱線集體投訴,拒絕將高危、早產、新生兒照護等未知風險託付給本就不足的醫護力量。
一夜無眠。
次日中午,上海發佈更新疫情期間醫院陪護政策:每位患者/產婦限一名家屬陪同,憑健康承諾及行動軌跡辦理陪護證,期間只進不出。
從抗議到變通,不及24小時。
曾經,這是所謂的「上海速度」;於我,也一度成為與這座城市締結歸屬感的樁基。
有賴於此,2020年的那個3月,似乎不及今日難熬。儘管集齊了順轉剖、嬰兒住院、母乳停送、乳腺炎發熱、舊疾復發、停藥換藥等多重體驗,但尚有規章、秩序、信念托底,都市齒輪依然運轉穩健。
唯一啃噬意志的,是親子分離。
我的孩子住在37床,護士站電話6*******。
唯一一部電話,每天下午2點開放,2點半關閉。
平均撥打50次,接通1次。
每次通話,30秒問答。
於是,從3月到4月,我幾乎每天只活過那30秒,其他時空的記憶,一片空白。
此刻回望,我清楚地知道,彼時自己更多是被天然的母性驅動,那個面目模糊尚未滿月的嬰兒,尚未來得及與我編織雋永的情感。
那麼,如今呢?
我試圖去想像。
凌晨2點後,他大多已睡不安穩。與很多有過獨自住院經歷的孩子一樣,他從小夜驚頻繁,極度缺乏安全感。當他再次哭醒找媽媽時,誰會回應他?如果無人回應,他會再一次哭到抽搐昏厥嗎?會影響其他孩子的休息與情緒嗎?
早晨5點,他必然試圖從小床向大床翻滾,而後未果。是否會因此誤傷同床的孩子?尚無社交能力的他們,懂得彼此保護嗎?掙扎哭鬧時,會不會有孩子被不鏽鋼管卡住四肢或脖頸?如果他一心想要找媽媽,翻過圍欄高墜呢?
早上7點,睡眠淺又起床早的他,多半已經很餓很急。那隻嗷嗷待哺的小鳥,喝上奶了嗎?一對十的護士,會記得他的特殊醫用奶粉嗎?如果懵懵懂懂誤喝或搶喝了其他孩子的奶,肚子疼又不懂表達時有多無助?
上午8點,早餐來了嗎?尚不會自主進食的孩子,誰來慢慢餵?能吃飽嗎?會燙到嗎?潰瘍反覆發作,誰能隔着防護服窺察到他的崩潰大哭是因為口腔深處的傷口?兩歲的孩子,大多食物還需要剪碎才能消化,誰會坐下來為他剪完一整盤菜?
上午9點,尿不濕滿了,大便溢出了,多半還在餵食其他孩子的護士,有空分身嗎?即便有空,我們平日總教育他不能讓陌生人觸碰私隱部位,他會因此害怕嗎?他能逃向哪裏呢?
上午10點,這時他該將小狐狸、小兔子、小老鼠玩偶一字排開,挑出翻爛了的繪本,纏着媽媽再講一遍了。可是,這是哪裏?他想問護士爸爸媽媽小狐狸小兔子都在哪裏,要怎樣找回他們,可是他還不會用語言表述這一切。他只能哭,聲嘶力竭,歇斯底里。
中午12點,或許他還沒有哭暈過去。這一頓飯,誰會給他烹製呢?誰又記得他對什麼食物過敏?瘙癢、紅疹、腹瀉……誰有空留意?一天便血十幾回的噩夢,會重新上演嗎?那時媽媽和外婆交替換尿布清洗塗藥都忙不過來,現在呢?託付給誰?
下午1點,嬰幼兒一天中最難哄的鬧覺時刻,滿堂齊哭,此起彼伏。陌生環境的刺激,持續哭泣的疲勞,驟然缺席的情感回應,隨之而來的是應激狀態啟動,免疫力急速下降,但凡一個孩子攜帶手足口、水痘、輪狀等病毒,交叉感染,無一倖免。
……
原本擬寫24小時,實在殘忍。
這份殘忍,指向孩子的遭遇、家長的煎熬,也指向醫護的壓力、政策的隱患。
關於隱患,丁香醫生(疫情之下,不要把母親和孩子分開)、兒科醫生歐茜(上海這些被單獨隔離的嬰幼兒面臨五大風險,我很擔心)和心理諮詢師藝家已有清晰易讀的表述與呼籲,不必贅述。
我只想,單純地以一個工齡兩年的笨拙母親的身份,問一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
其一,鼓勵生育時,我們以金錢、福利、榮譽嘉獎那些為撫育兒童放棄一部分個人權利的女性。那麼,當她們真正成為母親後,為何危急時刻自願放棄個人安全去陪護自己的孩子這件事,卻不被鼓勵,甚至不被應允?這裏是否存在前後的矛盾與失信?
其二,孕育待產時,醫院宣教幼年人類是哺乳動物中最為脆弱之一種,無法站立,不能自理,無從覓食,情感需求強烈,必須精心照拂才得小心生存。那麼,將7歲以內身心遠遠不夠完善的嬰幼童納入沒有細分的傳染病感染者範疇,與成人同一標準實施隔離,是否與科學、人倫兩相違背?
其三,抗疫宣傳時,「人民至上」是面面紅旗上鮮亮的標語,也是制度優越性的濃縮概括。那麼,罔顧各專業領域的疾呼,置嬰幼兒於隱患重重的隔離環境,為親子雙方帶來已可確證的巨大傷害,留下難以消弭的心理陰影,倒逼媽媽們幾近瘋魔地想方設法主動感染新冠——哪一個環節,可供人民為之擊節自豪?
最後,如果頒佈於1989年的《傳染病防治法》已可覆蓋今日所有情形,那麼何須歷經多次修訂?
魯迅先生言猶在耳:
從來如此,便對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