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許多經濟評論家紛紛警告，1970年代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歷史可能重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則認為，模擬1970年代可謂引喻失譬，因為當前的通膨迥異於1979-1980時期，也比較容易終結。
克魯曼在紐約時報專欄撰文指出，更貼切的模擬是跟1914年作比較，且有充分理由擔心當年情景可能重現。有些經濟學家聲稱，「第一波全球化」就是斷送於那一年，鐵路、汽船和電報電纜促成的世界貿易擴張期戛然而止。
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19年著作《和平的經濟後果》中，感嘆一個「人類經濟進步非凡時代」落幕。凱因斯在書中提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前夕，倫敦居民可輕易訂購「整個地球上生產的各式各樣產品，數量隨心所欲，併合理預期貨物早早送到門口」；然而，那段榮景因「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種族和文化對立」作祟而告終。
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爆發的今天，這段話讀來格外眼熟。
克魯曼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確實終結了一段「全球經濟」時期。舉個明顯例子，1913年，俄羅斯帝國還是小麥出口大國；但後來過了三個世代，幾個前蘇聯共和國才重拾這個角色。而且，約莫要等到1990年，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才真正興起，這回是因為貨櫃化和電信通信讓供應鏈得以遍及全球各地。
那麼，這世界即將遭遇第二次「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打擊嗎？克魯曼認為，或許是如此。儘管目前這種形式的全球化有重大缺失，但若世界貿易大開倒車，後果可能更嚴重。
何以見得世界貿易會受衝擊？俄羅斯總統普亭發動侵烏戰爭，切斷了烏克蘭小麥出口，或許也斷送俄羅斯許多外銷出路。俄國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會受多大影響，目前尚不明朗，但歐盟國家已開始採取行動想終止對俄國能源的依賴。
俄烏戰爭也對汽車生產影響甚大。現代汽車內含許多線路，需要用稱為線束（wire harness）的特殊零件固定，而歐洲車用線束多半是在烏克蘭製造。
不過，整體而言，俄烏之戰本身不足以導致世界貿易劇減。畢竟俄羅斯並未在全球諸多供應鏈中扮演要角，即使俄國變成封閉的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影響不大。但若換作是中國，就另當別論。
話又說回來，儘管北京並未（尚未？）侵略他國，中國也麻煩纏身。新冠肺炎疫情復熾，堅持用效力較弱的本土疫苗和嚴厲的「清零」抗疫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擾亂日增，也給全球供應鏈製造更多麻煩。
除此之外，普亭悍然侵略烏克蘭，已令世人驚覺在獨裁國家做生意的危險。俄烏戰爆發後，中國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不是沒有原因。雖說中共當局理應明白，與西方在經濟或軍事上對立是不智之舉，但普亭難道不明白這點？卻還是決定侵略烏克蘭。
企業領導人現在肯定懷疑，把公司的未來押注在一個獨裁者統治的國家是否明智。生產線若搬回篤信法治之國，成本也許會增加幾個百分點，但可換來穩定，還是值得。
假如這世界再度遭遇全球化局部倒退，會帶來什麼影響？富有、先進的經濟體財富可能稍減。在1913年後，儘管世界貿易下滑，英國經濟仍持續成長。但克魯曼擔心，近幾十年經濟進步的國家，像是深深倚賴成衣出口的柬埔寨，一旦斷了銷往全球市場之路，衝擊將十分劇烈。
遺憾的是，世人此刻又重新溫習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全球化雖帶來利益，卻總是受到戰爭和獨裁者恣意妄為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