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至今，簡中輿論場大概只有三個主題，豐縣小花梅事件是列第一位的，冬奧像是插播的臨時活動，等到烏克蘭戰爭爆發，冬奧會及其明星運動員的光環快速熄滅。即使遠程圍觀戰火時，小花梅事件仍能沖將進來，在戰爭悲劇上嫁接鐵索寒。
這是一個耐人琢磨的問題，小花梅事件為什麼能對泛知識階層造成如此大的衝擊，如此普遍地表現出PTSD的共有症狀？一個悲慘女性，蘇北村落的荒蠻，罪與罰的狡猾與公憤，官家面貌與官僚主義等，在別的事件中也有，可為什麼豐縣事件別具一格？
同時，這是一個轉回頭來需要討論、值得重視的問題。當民間敘事獨立成文，各種通報、發佈再也無力干涉民間文本的形成，泛知識階層闡釋並「擁有」小花梅的故事後，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這一切？以致於，過去那套有效的主流敘事機制在這件事上完全失效。
這套主流敘事機制由近年來體制內外的變動塑造而成，因應信息環境的新格局，服務於輿情應對的政務目標。在影響大眾認知上，它實際上表現為一個配套的矩陣：機關報（媒體）打頭定下基調，在社媒形成輿論氛圍，地面政務跟進穩定事件，打消影響。
從輿論的角度看，豐縣事件是一次沒有新聞機構參與的、完全由社交媒體推動的信息運動。在此一事件上，「輿論」以純粹的方式實現了對新聞的超越。這期間，也出現了陽謀與爭鋒，但最終都在近乎聖潔的公義之下，以歸於緘默的形式讓位於這股輿論的「主流」。
豐縣事件無可否認的意義，也許是挑明了這麼個事實，像是對現有的媒體建制說：在座的都是垃圾。打破或無視媒體的存在，反而獲得了視野，得到了解放。這對研究新聞與媒體的，或許是一個值得繼續掘進的課題，亦即：失去的是新聞，得到的都是解脫。
也可以說，豐縣事件在某種「無意識」中，不再糾纏於新聞到底有多少宣傳的成分（或相反），或者說，這種業界的心結對社會輿論再無絲毫價值，畢竟愧疚不等於新聞，抱愧無濟於事。如果新聞可以對受眾不忠，受眾當然有權在輿論中拋棄媒體。
在報紙的黃金年代，媒體具有體制內和體制外雙重屬性，當它監督權力時會被認為有社會力加持，當傳遞民間意見時它又被認為可通公權。這種「首鼠兩端」，一度是媒體的優勢所在。但在今天，這種腳踩兩隻船的好日子結束了，這就是媒體的重新體制化。
重新體制化後，過去那種以新聞屬性自外於宣傳功能的「標榜」，或者將宣傳意圖藏匿於新聞包裝的「機巧」，都沒有意義了。因為，無論媒體如何狗苟蠅營，人們的希望不變，就是想看到事情的「解決」——既然新聞或宣傳都無意於此，也就莫怪它們皆受冷眼。
在豐縣事件之前的劉學州事件上，因不忿於新京報的表現，輿論中很有一些為機構媒體辯護的聲音（包括舊聞評論）。但在豐縣事件上，任誰也無法再為機構媒體辯解（它們也不需要）。當然，義正嚴詞地抨擊「媒體缺席」，也包含着顯而易見的虛偽。
作為後果之一，媒體教育對大眾再無實際意義。媒介素養，如何識別宣傳，怎樣體諒新聞人苦衷，都沒有一點意思。人們不再「通過」媒體看世界，人們意識到「自己」就是那殘缺世界；既然媒介不忠用，人們沒有耐心再與之周旋。新聞人的內心戲，對人們來說屁也不是。
自從新聞自我放逐，與新聞學、新聞教育脫鈎，新聞（實際上是媒體）再一次與受眾失去了情感聯繫。這不是「霧都孤兒」的悽美故事，而是「西部世界」的機械人起義，在被媒體遮蔽了多少回後，人們從最原始的感情邊緣甦醒，掙脫媒體那百無一用的存在。
新聞或宣傳，民意或輿論，都返璞歸真，回到「信息」這一原始的起點上，重新建立/斷絕相互關係。這種關係不接受舊情愫、舊關係的調停，信息可以被壟斷一部分，但很難被以媒體/新聞的名義安穩地統治，也很難被治理的強權按照需求來鍛造。
當然，自此之後，所有以媒體名義展開的信息傳達、認知影響，要怪罪還是讚美，都與「媒體」無關，恩威雨露都是行政結出的斑駁果實。如此，討論豐縣事件在議題榜「安家落戶」，就從「新聞無為」「媒體何為」過渡到「政務若何」，不滅的議題成為衡量政務與人民關係的新指標。
政務系統曾經有過理想，比如說打造「黨政分離」「法治政府」來展示它與民眾的關係，這種嘗試也推行過，但在這種不穩定的關係中持續地釋放出麻煩來。改弦更張，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建造新模式，就成為延續至今，在方方面面都展示給人們看的龐大工程。
簡單來說，新的政民關係中，民在關係之中，但政既在關係之中，又在關係之外，還在關係之上，總體上是一個無所拘束的存在，靈活且無止境地從關係中汲取力量。這種新的政民關係，自然帶來政務官員對民眾地位及角色的新見解，以及新的安排。
對豐縣事件的處理，包括地方通報型應對方式，以及省里派出臨時行動組的方式，都是對新的政民關係的遵循。在關係之中，所以才有縣市省逐級增加的權威背書；在關係之外，才有調查過程的不公開；在關係之上，才有給出一個結論即希望平息事態的打算。
實際上，民眾早就不再以想像或虛假希望看待政民關係，而同樣是在實用主義層面論斷政務新關係。所以，就能看到兩下對話泯滅、交流困頓的現實，因為「在關係之中」不只是在等待某個答案就完事，但「之外」「之上」卻以為答案才是唯一，且相信那是唯一答案。
豐縣事件在政民新關係幾乎無障礙的運行中，稍稍政務官主導的關係模式，不僅無法隨意地取信，還會因單方面自上而下的「誤解」，將自身捲入麻煩當中——儘管這「麻煩」很輕，且以不打碎鐵飯碗為底線，但足以蠶食對新模式的自信，逐漸地積累沮喪。
在豐縣事件上，隨着議題輕鬆地突破其他議題的競爭，毫無衰減之色，也無滅失跡象，它幾乎是倔強地支持一個至今徘徊不去的問題：在這件事上，政務官們與大眾民意是不是沒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立場可言？既然沒有辯解，沉默也許就是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