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讀到一篇分析俄烏戰爭的文章，作者用「文學理論」討論這場血腥的殘暴。這令我想起一個社會學的著名概念「自我實現的預言」，興許這對理解當前局勢更有幫助。當然，我並不想重構這場戰爭的敘述，只想通過分析一些典型的觀點談談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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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的預言
社會科學中很少有「公理」，即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道理，因為社會科學的存在就是要通過提出各種假設或理論予以證實或證偽。但也有個例外，1928年美國一對姓托馬斯的夫婦提出一個「公理」，後人命名為「托馬斯公理」（Thomas Theorem）：What is perceived as real, is real in consequence，翻譯為中文即是「凡被認定為實在的，必有實在之後果。」
另一位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K·莫頓（1910-2003）從托馬斯公理推導出著名的概念「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迅速為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心理學所接受，甚至進入日常口語。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可以譯作」自我實現的預言」，但如果對應「預言」更恰當的譯法或許是「自我應驗的預言」。莫頓的定義是：a belief or expectation, correct or incorrect, could bring about a desired or expected outcome。大致可以譯作：「一個信念或預期，無論正確與否，能夠導致所欲求或所預期的結果。」也就是說，社會科學雖然不能直接觀察人的內心活動，但可以預設人的言行是受其信念或期望支配。簡言之，知覺導致行動，行動產生後果。知覺或認知是實實在在，因為認知會導致採取實實在在的行動，行動會產生實實在在的後果。同理，對同一件事，如果有不同的認知，就會採取不同的行動，因而產生不同的後果。比如，俄烏之戰，如果視作侵略，會抗議侵略者，共情被侵略者特別是無辜的平民；如果視作俄方正當防衛，會支持進軍基輔，會認為平民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代價。
羅伯特·莫頓（Robert K. Merton）
莫頓虛擬一家銀行破產為例。這家銀行原本運行正常，某天有人散佈謠言說銀行即將清算，於是儲戶紛紛擠兌，銀行果然破產。謠言固然與實情不符，是不正確的，但儲戶相信（belief）造謠者所說，對破產的預期（expectation）促使他們趕緊從銀行取現以自保，銀行沒有足夠的現金只好破產，而銀行的破產又成為證據，「證明」預言是真的。只是儲戶們不自知，正是他們自己的擠兌使得這個預言得以「自我實現」或「自我應驗」。我們時常聽央行或金融監管者急着「管理預期」，正是防備「市場將要破產」的預言自我應驗。
莫頓還用「自我實現的預言」分析過美國白人工會排斥黑人的實例，成為今天所有分析「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先例與經典。工會領導認為黑人肯定不遵守工會的規則，不懂得集體鬥爭的藝術。而實際上，黑人工人甚至沒有工作機會，遑論在工會組織中學習和掌握鬥爭藝術。今天這類分析已經廣泛應用在黑人群體的整個境況，應用在女性、同性戀等弱勢群體，或任何被「標籤化」的社會群體。
在教育學，自我實現的預言發展出「皮格馬林效應」（Pygmalion effect）。實驗者在一個班級隨機抽出若干學生，告訴老師他們「具有優秀學業」的潛能。果然這些學生的期末考試成績超過平均數，智商測試也高出班級好幾分。但其真實的原因是老師在「預言」的影響下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更多的輔導、更多的鼓勵，如同教練給一些少年運動員更多的指導、讓其有更多的機會出場、更多與優秀同伴合作，而背後的原因是這些少年的生日是1-3月，發育比同「年齡」更早。
Pygmalion(奧古斯特·羅丹)
認識到這一現象的並非莫頓一人。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02-94）獨立發現「預言對被預言之事」的影響，他稱之為「俄狄浦斯效應」，就像俄狄浦斯的父親相信其兒子「弒父娶母」的預言而拋棄俄狄浦斯，而俄狄浦斯也相信這個預言而離開他的養父母，最後殺了自己的生父娶了自己的生母。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讀他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波普爾認為蘇聯發起的運動實質上是自我實現的預言。針對革命的成功「證實」了革命的理論和預言的正確，波普爾提出「證偽」（falsification），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不僅不能「宏大敘事」，因為「理論體系」必然自洽，如同耶穌或涅槃無法驗證，而且研究者提出的可驗證假說必須能夠證偽，以防自說自話。證偽如今已是科學界的基本共識。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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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中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國際關係方面，最有名的應用是近來火爆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希臘歷史家修昔底德在其《巴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關於雅典和斯巴達戰爭的名言：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the war inevitable，大致可譯作：「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崛起在斯巴達注入的恐懼，使這場戰爭不可避免」。換言之，被斯巴達人「知覺到的威脅」（perceived threat）和由此引發的恐懼，而不是單純的雅典崛起本身，促使斯巴達採取防衛行動，最終導致雙方的戰爭。
知名學者鄭永年在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即2月25日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烏克蘭戰爭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其基本邏輯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北約的威脅及其給普京造成的不安全感，導致強人為消除不安全感的反應：「普京為了尋求安全感，極地反擊，把目光擴大到整個烏克蘭，在未來誕生一個『小蘇聯』不是不可能了」。
有意思的是，鄭引用曾經策劃冷戰的喬治·凱南在1998年對北約「自我實現的預言」的批評及其對這場戰爭的預言：「俄羅斯當然會做出不好的反應，然後主張北約擴張的人會說：『我們一直對你們說，俄羅斯人就是這樣』，但這真的不對」。凱南的話是最經典地表述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北約的東擴給普京帶來對不安全的恐懼；為了消除這一不安全感，普京一定會極地反擊；而反擊本身恰好驗證了「普京是壞蛋」的預言。
鄭由此論證這場戰爭的「必然性」，並且以整個俄羅斯民族為背書：「出現這種情況當然與北約東擴在戰略上步步緊逼有着必然關係。美國西方把此歸結為普京本人的不安全，但這是對普京和俄羅斯民族的不理解甚至妖魔化。北約製造的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不安全。」這裏有意思的是，鄭將「不安全感」（恐懼）換成「不安全」，心理現象轉換為現實。同時，「妖魔化」又意味着擊敗對手的預言要想自我實現，必先將對手在意識上至於死地，方能「名正言順」的行動。
我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自我實現的預言是怎樣體現在當前的戰事，同時也想說明，既然是「公理」，適用於任何場合的任何一方，而非僅限於西方。而且，這種預言也不僅僅適用於消極的比如戰爭，同樣也適應於積極的比如「復興俄羅斯帝國」的偉大夢想。因此，當我們遇到此類「忽悠」套話時，要格外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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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與大國
鄭文關於烏克蘭的討論，代表了關於國際關係的主流思想即現實主義的大國強權政治。鄭說，「烏克蘭本身扮演了了一個角色，甚至是關鍵角色」。他認為，烏克蘭遭受入侵，原因有三：一是「天真的政治人物幻想着依靠美國和北約的力量求得自己的安全」，結果「引狼入室，那麼俄羅斯就沒有安全感了，小國烏克蘭必然成為自己行為的犧牲品。」因為，「近代以來，基於民族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在理論上是要保護小國的。但是，這僅僅是理想，並沒有出現在實踐之中」。二是，「知識分子的烏托邦化。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各國掀起了一波『民族建構』的浪潮。史學家安德遜的《想像的共同體》名噪一時，很多知識分子幻想着用一些世俗價值觀如『民主』、『自由』和『人權』來構建『新民族』......但現實是殘酷的，這種道德勇氣很難轉化成現實」。三是，「精明政治家的消失。對小國來說，外交是生死問題，不是兒戲」。
安德遜及其《想像的共同體》
鄭文發表在俄羅斯入侵後的第二天，彼時許多人都預測以俄軍的實力會閃電般佔領基輔，政權更迭，割地賠償，成為「小蘇聯」的一部分。戰爭打到今天，已經超過15天，俄國沒有「速勝」，烏國還在「持久」。尚未看到鄭最近的評論，但我看俄烏戰爭的報道，時時想起我們的抗日戰爭。
國家之大小，並非在於疆土和人口。日本彈丸之地，沒有烏克蘭大，人口那時也多不了許多，而中國疆土與歐洲相差無幾，人口數十倍於日人，但我們打不過日本，因為日本已經躋身「列強」（Great Powers）之一，而我們還是「東亞病夫」，因此那時的日本「大」，也自稱「大日本帝國」，而中國貧弱，是力量上的「小」國。但中國人民並沒有因此而屈服，也沒有「曲線救國」，更沒有像法國那樣投降，而是以千萬計軍民的流血犧牲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自己的重要貢獻。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要歸功於被鄭不屑一顧的現代「民族國家」和「新民族」構建。眾所周知，鴉片戰爭時英國人在南京城外的長江與清軍開戰，百姓在江邊觀戰，為英軍的炮彈擊中清艦而叫好。當八國聯軍攻打帝都時，竟有百姓帶路從護城河入城；火燒圓明園時據說是百姓遞的火把。原因何在？因為自古江山是皇室私家的，無論是趙家的還是愛新覺羅家的，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之外的百姓沒有理由將國事當做家事。
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是與19世紀末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同步覺醒的。現代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現代的創造，公認是梁啓超在1901年首次提出，以適應民族主義「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政治原則。中國古已有之，而中華民族則是「新民族」。日本的入侵強化了這一民族意識，無數中國人為捍衛自己的「想像的共同體」而流血犧牲。當我看到澤連斯基在英國國會演講時引用丘吉爾的話贏得共情時，我想像，倘若演講是在中國，他必定會引用「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必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而這正是烏克蘭國民當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實踐。
「想像的共同體」的英文是Imagined Community，imagined不同於形容詞imaginary，說民族國家是Imagined，是指這個共同體是人的創造物，不是imaginary即「幻想的」。民族國家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從無到有，到遍佈世界，成為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石，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凡被認作實在的，必在後果上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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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則有
鄭承認現代國際體系的基礎是「民族主權國家」，但他認為這個體系只是在「理論上」保護小國，「僅僅是理想，並沒有出現在實踐之中」，而他與許多人一樣只認可大國強權政治。「主權」的英文是sovereignty，指一個政治共同體即民族國家之內的最高權威，在國際關係中則指免於其它國家的侵犯的政治獨立。
現代主權概念始於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協議。這場戰爭的起源則是1517年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1483-1546）發表《九十五條論綱》，開啟宗教改革運動。漢語通常為天主教和基督教，仿佛是兩種宗教。其實，只有一個基督教，路德改革後出現的教派又譯作「新教」，英文是Protestants，意思是「抗議者」。路德們所抗議的是舊的天主教教會權威，鼓吹通過閱讀《聖經》直接與上帝溝通，實質是不受教會侵犯的信仰自由，即我的信仰我做主。這場抗議與反抗議的鬥爭最終導致30年戰爭，結果是確立國家主權，在一國之內自行決定信仰天主教還是新教，其它國家不得干預。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英國因新教與天主教的內戰沒有參與歐洲大陸的30年戰爭，但就在威斯特伐利亞協議簽署後不久的1651年，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發表《利維坦》，從理論上闡述了國家主權的根源，即自然狀態下獨立、自由的個體為避免「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自願締結「社會契約」，讓渡部分權利結成政治共同體以捍衛其成員的生命、自由和追求愉悅的權利，這個「利維坦」因此享有至高的權威即主權。約翰·洛克（1632-1704）在1689-90年發表《政府兩論》，完善了霍布斯的主權國家理論，更提出政治分權以捍衛共同體成員的生命、自由和財產。
《列維坦》首版封面
約翰·洛克《政府兩論》
1776年，蘇格蘭思想家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提出國家的財富不在其領土及其所藏資源，而是社會分工，國家的職責是保護其成員在私有產權制度下自由追逐私人利益（self-interest），從而促進分工，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創造財富，同時國家應該防禦外國覬覦其財富而入侵。
亞當·斯密及其《國富論》
這四位思想家分別從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三個方面奠定了現代「權利文化」的基石，其核心是「自決」（self-determination），即「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的權利，也就是每個人或每個共同體均有權利選擇自認為最合乎自身利益的。這個自我選擇的權利，在個人即是「自由」，在國家就是「主權」，是同一個原則的不同表述。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特別是二戰之後轟轟烈烈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運動，才能理解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以爭取「民族自決」為宗旨的民族解放運動，才能理解為什麼聯合國的成員國越來越多，而不是帝國時期那樣越來越少。
因此，我並不同意西方指責普京違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因為普京只是相信另一套帝國規則而已，但他不相信基於個人權利和國家主權的現代規則。在權利和主權文化下，烏克蘭自然享受加入或不加入北約和歐盟的主權權利，而俄羅斯的行為當然符合聯合國《關於侵略的定義的決議》對「侵略」的定義：侵略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莫頓在發展托馬斯公理時，將「認知」改為「信念或預期」，從而將「理性」的認知延伸到更深層次的信念以及由此得出的預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信則有，不信則無」。君權神授時期，我們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天，相信上帝，相信佛，相信神授的皇權。權利和主權文化興起之後，我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相信自由，相信民族自決。在科學家如莫頓看來，信仰本無對錯，但因不同信念而形成的預期不同，因此而導致的後果也會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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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願違
莫頓最初界定「自我實現的預言」時，後果與預期是一致的，即「所欲求或所預期的結果」。用大白話說，就是「心想事成」。但世間事十之八九不如意，否則佛陀就不會說最大的心魔是無止境的欲望。莫頓後來又提出一個概念Unintended Consequence修正其「自我實現的預言」。Intend的意思是「意圖」，名詞是Intention。Unintended，顧名思義，就是未曾意圖的。每個人都是有意識的行動者，在採取任何行動前都會評估利害得失，都會根據所要達到的目標制訂計劃，這個目標就是所欲求或所預期的結果。但夢想往往難以成真，常常事與願違，因為我們並非孤身一人，而是身處社會之與他人互動，我之所願未必他人之所願，眾人的意願和行動糾纏一處，有時即使得到所欲求或所預期的結果，仍然會有其它後果我們行動前未曾預料到，比如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工具性取向或價值觀取向的衝突，這時未曾意圖的不利後果或許會遠遠超過意圖的利益，甚至釀成自我毀滅的災難。
普京說其意圖的目標是烏克蘭的「非軍事化」和「非納粹化」，也就是解除烏的武裝力量，更迭現政權，這背後的長期目標或許是俄羅斯帝國的偉大復興，如同他的國師杜金所意圖所規劃的，通過軍事行動達成其戰略目標。從目前的戰況看，普京不僅沒有取得意圖的結果，其未曾意圖的後果最終可能會給整個俄羅斯民族帶來沉重的災難。實際上，從澤連斯基拒絕歐美提出的流亡建議而選擇與烏克蘭共存亡那一刻起，這場戰爭的結果已然決定：俄必敗，烏必勝。
過去的帝國自上而下組織，是某個家族的私產，只要打敗這個家族及其追隨者，江山就易姓，家族被革命，百姓在新的統治者治下或好或壞地生活。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的共同體」則自下而上地組織，只要這個共同體沒有被徹底抹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組織抵抗。抵抗的意志越堅強，越無法征服，即使對手極其強大，比如日寇侵華，比如蘇聯入侵阿富汗，比如美國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現代民族國家是無法征服的，即使軍事征服也難以維持，遑論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吸納，除非內部改革或革命。
我在UCLA讀書時的導師之一米高·曼提出「IEPM模型」，作為分析社會權力的理論框架。其中，I代表ideology，指傳統的宗教和今天的各種主義，滿足人們追求真善美的需求；E代表Economy，指人們的經濟活動；P代表Politics，指各類政治共同體，包括部落、帝國和民族國家；M代表Military，指軍事力量。所謂「社會權力」（Social Power）是說上述各類權力各有自身的邏輯，雖然它們都具有「使別人做即使不願意做的事情的能力」。
米高曼（Michael Mann）《社會權力的來源》
如果把這個模型用來分析當前的戰爭，則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一盤「大棋」。軍事權力也就是武力，最具有直觀上命令他人做不願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俄烏軍事力量懸殊，所以普京以及許多人都預測俄國會迅速得勝。但即使俄軍取得一個又一個戰役的勝利，攻佔一個又一個城市，甚至攻佔基輔，也不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原因是軍事權力並非唯一的權力來源，當今世界的民族國家深深嵌在由意識形態、國際政治和全球化經濟的網絡之中。
社會學有三大祖師爺：馬克思、韋伯、涂爾幹。涂爾幹（1858-1917）曾提出一對著名的概念，用來描述前現代和現代的區別：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前現代的農業社會是機械團結（Mechanic Solidarity），每個村莊都是基於「土與血」的初始共同體，每個村莊都自食其力，村莊與村莊之間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相互聯繫是大家都是向朝廷繳納賦稅的臣民，因此其聯結（即團結）是機械的。馬克思對此有個生動的比喻：裝在一隻麻袋裏的土豆。麻袋在，土豆貌似一團；麻袋不在，土豆滾得遍地都是。
有機團結（Organic Solidarity）則不同，其基礎是以亞當·斯密的經濟和社會分工。越是分工，越是專業化，意味着你不再可能自力更生，而必須依賴他人的專業知識和能力才能生存和發展。我們生而「獨立」即英文中的Independent，但社會分工意味着我們必須「依賴」他人即dependent，而由於人人皆依賴他人，我們彼此之間便相互依賴」即Interdependent。這種基於相互依賴而形成的「團結」或聯結是有機的，也就是「內生的」，因為它不是靠外力強行裝進一隻麻袋裏。
帝國的邏輯是機械團結，以軍事征服獲取資源，猶如滿清「跑馬圈地」，沙俄也是因此得以成為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二戰之後的國際秩序是有機團結，以市場經濟促進全球一體化。經濟權力的邏輯是多贏，大家發揮資源的比較優勢和生產率的競爭優勢，水大魚大；軍事權力的邏輯是零和博弈，普京勝則澤連斯基、北約、米帝輸。國際政治雖有聯合國，但主權國家是其基礎，武力分散在各民族國家的疆域之內，一旦越過邊界便是入侵和戰火，聯合國授權的維和行動不在此列。意識形態權力與經濟權力一樣，具有跨越國界的能力，比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現代的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
我之所以說俄羅斯必敗，哪怕是俄軍佔領基輔，是因為俄羅斯迄今為止也是嵌在這四種權力編織的網絡之中。聯合國大會以141票對5票反對、35票棄權的優勢通過譴責俄羅斯入侵的決議，為烏克蘭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歐美國家的軍事和人道援助，特別是2萬多志願軍的直接參戰，為烏克蘭的勝利奠定了軍事基礎；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已經實現了俄央行的全球性擠兌和盧布幣值的幾乎歸零。戰爭的結局是不是像英國首相預言的那樣：俄羅斯退還先前佔領的克里米亞、戰爭賠款，甚至廢黜俄國300年以來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還需要拭目以待。但戰後烏克蘭納入歐盟，甚至按照其意願加入北約，在「新馬歇爾計劃」的幫助下重建和繁榮，已是可以確定的結果。這樣的後果，哪些是意圖的，哪些又是未曾意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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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預言
德國思想家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以其三大批判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而著名，分別探討真、善、美。我讀大學時曾試着閱讀，開卷幾次都趕緊合上，實在太難，只記得他說人一生只有兩樣東西值得仰望：頭頂上的璀璨星空和心裏面的道德律令。但康德還寫過一篇《論永久和平》（On Perpetual Peace），預言世界將走向永久和平，平實易懂。
康德及其《論永久和平》
康德同意霍布斯的論斷，只有主權能夠結束「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但國際社會遵循叢林法則，難以成就唯一的至高主權，唯一的途徑是分步驟豎立「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先建立一個洛克所說的「代議制共和國」，在這個共同體中公民得以表達自己的意願。在面對是否選擇戰爭時，平民百姓出身的公民會考慮「自己得打仗，得從自己的財富里支付戰爭費用，得悲慘不堪地收拾戰爭留下的荒蕪，還得負擔為新的戰爭做準備的還不清的國債」。百姓都不願意打仗，但只有代議制共和國里的公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願，而專制權力下的臣民只得俯首聽命。
第二大支柱是「自由國家的聯盟」。代議制共和國的公民自願放棄了「野蠻的自由」，讓渡部分權利建立「法治」（rule of law），從而走向受法律制約的「理性的自由」。同理，國與國之間需要建立這樣一些自由國家組成的「和平聯盟」（foedus pacificum），而非僅僅簽訂「和平協議」（pactum pacis），因為後者只是結束異常戰爭，而只有前者才能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從而結束所有戰爭。
畢加索《花束》
第三大支柱是「普遍友好」（universal hospitality）。Hospitality的意思是「待客之道」，即孔子所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那種友好，且這「朋」也是孔子原意上的「客」，而非僅僅是熟人。在英語世界，餐飲業和酒店業有個通稱「hospitality industry」就是指這種不分生熟的待客之道，即阿慶嫂所謂「來的都是客」。但康德走得更遠，他說「世界公民」走到哪裏，不僅要感覺「賓至如歸」，而且就把那裏作為自己的家。這固然很難做到，即使在和平聯盟之間。康德生活的時代還沒有現代旅遊業，他建議，不妨從推廣「商業精神」開始，因為商業精神與戰爭精神直接對立，水火不相容；而且，金錢是國家所有資源中最可靠的。
《論永久和平》發表於1795年，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的戰火還在燃燒。200年過去了，在一場戰火之中，康德的預言似乎正在我們面前進一步自我實現：自由國家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平民大眾，在互聯網的幫助之下，迅速結成反侵略戰爭的「和平聯盟」。民選國家之間幾乎沒有發生過戰爭，主要是選民如康德所言從自身利益考量也不會樂於戰爭，遑論普京以顛覆民選領導為目的戰爭，把他自己的政治意願凌駕於所有人之上。公民願意犧牲自己的短期利益以捍衛長期的和平，更有眾多志願者拿起槍上戰場，而他們並不是服從命令的現役軍人。特別是被這場戰爭團結在一起的平民百姓，不是所謂「烏合之眾」，而是堅定地相信這個世界可以不是叢林，人們可以和平地相處，和平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就此而言，北約迄今沒有直接下場作戰，或許正是這場戰爭最重要的意義之所在。因為如果這場戰爭以烏克蘭勝利而告終，那將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里程碑。歷史上帝國時代的弱肉強食並不少見，即使代議制共和國出現之後直到現在，和平聯盟也需要大塊頭出頭直接硬懟。而這次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對抗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大塊頭北約領着希望和平的世界公民當啦啦隊助威，苟勝利，則今後不僅大塊頭惹不起，就是小個子也可以有尊嚴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場戰爭將徹底改變戰爭的範式（paradigm），徹底改變戰爭的意義。
康德的和平是個正在自我實現的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