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鄲城縣胡集鄉一村民因幫助被拐賣的女性，遭到排擠和報復。（網絡截圖）
「現在我臭名遠揚了，丈夫也跟我離婚了，因為我老乾傻事，想救人，給家裏帶來麻煩，給自己也帶來麻煩。」一位曾幫過幾名被拐賣女性的村民說。
日前，徐州豐縣八孩母親被鐵鏈拴在小屋裏的視頻登上熱搜後，中國被拐賣女性的悲慘遭遇再度激起了廣泛的民憤。
不過，河南省周口市鄲城縣胡集鄉一村民王柳（化名）4日向大紀元記者表示，她前幾年因為可憐幾位被拐賣的女孩和婦女而向她們伸出援手，卻讓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據王柳介紹，她幫助的第一位女孩，是歷經幾次拐賣後被賣到他們村附近的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學生，離她們村子二里路。
她說：「當時我老公去縣裏幹活，在他們村聽人家講這個女孩被拐賣過來後，整天被鎖在屋裏，並且，大冷天的上身只穿一件秋衣，連冬衣都不給她穿，以免她逃跑。」
這家的主人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有個傻兒子，女孩不願意與他的傻兒子成為夫妻，老頭看她不聽話，「就叫她接客賣身掙錢。」
王柳說，事情在村里傳得沸沸揚揚，「我聽說了之後看不過去，就想出五千塊錢請幾個青年去救她。然後在群里講了這件事情之後，群里有個人就報警了。」
但派出所並不想管此事，王柳沒辦法就坐在派出所里不走，直到他們帶她去了那家。但去了之後，派出所的人沒有採取行動，卻叫她自己去找，結果她到處找也沒有找到。她懷疑公安局的人通知了那家人，將女孩子轉移到了別處，不然「公安局救個人還不容易」。
之後，她聽傳聞說這女孩下身私處都爛了，也傻了，因為「那家裏特別窮，跟豬窩似的，很不衛生，也不叫洗澡」。但村民都不管不問的。
她說，「在我們這兒拐賣正常，哪個村都有十多個（拐賣的），女人豬狗不如的現象很普遍。」
還有一個婦女，被拐賣到該村之後，跳了幾次河。王柳就勸她「不要死，跟你家人聯繫，叫他們來救你」，婦女看到王柳想幫她，就開始跟王柳接近，隨即其所謂的「家人」開始騷擾王柳，罵她，打她，叫她不要多管閒事。
那之後，還有一個被拐賣過去的女子，在她家門口投河，她看見了之後把她叫到自己家，讓她洗了個澡，並給她找了幾件乾淨的衣服和二百塊錢，讓她聯繫家人逃走了。
此外，「還有一個女孩兒被家暴，打得身上都是血」，她出於關心也叫她到自己家裏清洗一下，但別人看了之後，都說她愛管閒事。她說：「現在我也臭名遠揚了，我丈夫也跟我離婚了，因為我老乾傻事，想救人，給家裏帶來麻煩，給自己也帶來麻煩。」
但讓她沒有想到的是，租她家房子的一家人中也有個被拐賣來的，「我看不過去，就說『你這做得可不對啊』，後來女的被欺負走後，他們就開始欺負我，不交房租，也不打電費，還罵我、打我。」
但「他打我沒事，我反抗打他，他就告我，要拘留我，法院還判我賠他錢，氣得我經常吃藥」。
她表示，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度，不敢做好事，甚至在這片土地上有點良心的就都是壞人，人家都討厭你，欺負你，「我救出來的那女的婆家人更是恨死我了。在你附近放火，小孩出門打孩子，連警察都說我神經病，不管我，政府也不給我撐腰。」
就此事，大紀元記者撥打胡集鄉政府的電話尋求置評，但被提示電話欠費停機，無法掛通。
不過，記者採訪到的商丘的一名網民表示，知道該村民講的事情。該網民表示，現在這個世道變了，人的心態也徹底變了，跟以前的人大不一樣。在四十年前，人家是真的幫你，「現在誰幫你？親戚都不幫你，都是各顧各的」，不願管閒事。甚至「你要想說實話，他就打擊你，我對現在這個世道很看不慣」。
另一位網民也表示，「有一個村霸販賣人口，我告他多少年都沒告倒他，他們都是層層包庇。」
作為一個現代國家，除了道德審判，法律是維護社會運行的基本手段。雖然，中共公安部門也在打擊拐賣婦女的行為，但多維新聞引述的1997年《刑法》條文顯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時，收買者不虐待也不阻礙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直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才將不虐待不阻礙解救的收買者「一律入罪」——從「不追究」改為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基礎上，還「可以從輕」。
對此，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對大紀元說，販賣婦女盛行，並形成公開化、普遍化甚至集團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錯誤政策造成的，而中共的刑法規定對拐賣人口的處罰又非常輕微，等於變相鼓勵了拐賣產業。
對於為什麼會出現販賣婦女盛行的現象？唐靖遠指出，「從表面的原因看，是因為很多農村地區太過貧窮，很多村子娶不到媳婦，再加上中共實施計劃生育之後，傳宗接代觀念濃厚的農村地區更是將此視為頭等大事，為此不惜違法犯險，甚至因為拐賣婦女需求量眾多，從而形成了法不責眾的局面。
「從更深層次的原因看，農村的赤貧與繼承香火的剛需，都與中共大搞計劃經濟導致民生凋敝以及殘酷計劃生育等政策密切相關。」
而導致拐賣婦女罪行盛行數十年也難以禁絕的一個重要因素，唐靖遠認為，是由於拐賣婦女的普遍化以及產業化，使得很多地方基層政府機構和大量人員捲入其中，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共生體，從而對買賣人口犯罪行為形成地方保護傘所致。
他說，「我們看到很多解救被拐賣婦女的案例都顯示，無論是受害女子的親屬還是外地公安人員，解救受害人的時候幾乎都會遭遇強大阻力，而且這些阻力很大程度都來自當地的政府機構甚至公安部門，就是這個原因。」
「也就是說，由於中共在很多地方基層政府的黑惡化越來越嚴重，這些地方政府對本地的拐賣婦女產業已經開始從旁觀者逐漸演變成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