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前資深調查記者鄧飛在微博爆料，村里還有一名女子境遇比8孩母更為悲慘，被長期用鐵鏈鎖着，已不能行走。（視頻截圖）
「徐州鎖鏈八孩母親」楊某俠非人境遇的「奇聞」，引爆全球輿論。聯想到講好「中國故事」的「李子柒」，有網友稱之為「徐子八」。其實，也可稱為「徐子扒」：扒開了鐵幕掩蓋下的「中國現實」的冰山一角。聯想到元旦西安孕婦就醫被拒致使八月胎兒死於腹中、從魯赴京打工尋子父親岳某成為「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河北邢台「堅強男孩」劉學州在三亞因吞藥自殺而亡、湘西女教師李田田因仗義執言而被迫在小年後拖着半年身孕外出逃難，等等，一個接一個的悲劇，網上評論如潮。有的驚呼大陸民眾似「盛世螻蟻」，有的哀嘆紅朝「黨惡民劣」。本文只想指出一點，這都是無神論鬧的鬼，無神論就是教人輕生自賤互害。
對生命的鄙視，馬克思的一個比喻尤為露骨：「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捲地124頁）這個比喻（有人說這是援引的亞當斯密的話）的危害影響很大，流毒甚廣。
這兒，馬克思先在基本概念上打了馬虎眼。「哲學家」，古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不叫「哲學家」，而叫「哲人」，通常稱之為「聖哲」、「先哲」，或「賢哲」，即「覺者」，並非普通人。嚴格說來，「搬運夫」，是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相提並論本身，就是大不敬。而近、現代的「哲學家」，只是個所謂的「理論工作者」，靠哲學混飯吃的（套用馬克思的說法，拿「哲學」當「謀生手段」），不乏理論騙子、政治流氓（中共自己就在其內部「揪出」、打倒不少），即人渣。如此看來，「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其實至少包括以下兩種六類：
一系人神之間的差別：①聖哲（大德之士）與普通人（包括所有的「搬運夫」）之間的差別；②普通人（包括優秀的和普通的「哲學家」）與（「搬運夫」中的）③大隱之士的差別。
二系聖哲與聖賢之間的差別：④大德之士與大隱之士的差別。
三系人與人之間的差別：⑤普通人之間的差別：一般（包括優秀的和普通的）「哲學家」與一般（包括優秀的和普通的）「搬運夫」之間的差別；⑥一般「哲學家」與人渣「搬運夫」之間的差別；人渣「哲學家」與一般「搬運夫」之間的差別。
將這麼多差別混為一談，幹什麼？蒙。
字面上，比喻迴避了背後決定「社會分工」的因素，似乎只是比喻說，人的才能主要由社會分工決定，源於後天的實踐。但卻隱含了「排神」的前提，還儼若「不言而喻」，而「道德」則似乎「不值一提」。這正是其陰毒之處。為揭穿它，不妨從幾個側面提出質疑：
家犬與獵犬，差別何方面？
哲人搬運夫，懸殊在何處？
區分兩差別，有無一尺度？
有是哪一個，無則意在何？
社會怎分工，又是誰決定？
馬克思斷言：
「家犬與獵犬的差別」是一種「自然分工」，屬於天生的差異。
「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即天賦的差別。「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即社會分工造成的。
但是，「社會分工」本身，又是誰造成的呢？在這裏，馬克思就把老天爺排除在外了，說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而其所謂「生產力」同樣是以排神為前提的。在其所謂「生產力的諸要素」中，是不包括陽光、空氣、氣候、環境等最基本的「免費」先決條件的。而離開這些，「生」都「生」不了，「產」又從何談起？可是，共產黨卻大談特談，還談的理直氣壯似的。「謊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為什麼？因為是在無神論的「廬山中」忽悠，把人引入了無神論的五里霧裏了。其實，如果沒有神給創設的人類生活環境，人根本生存不了；而人自身的生產能力本身（包括每一歷史時期的生產力方式和發展水平），「社會分工」本身（包括每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分工方式，以至每個人的社會分工角色），都是神安排的。
「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家犬和獵犬的差別」，馬克思講的，究竟是個什麼概念呢？顯然屬於兩個「模糊數學」範疇。忽悠嘛，這種概念好使。可是，如果真的搞模糊數學，也是行不通的。因為要將兩種「差別」相比較，「模糊數學」也是講「可比性的」。這裏，馬克思是在打馬虎眼，並沒有真的搞「模糊數學」。想想看，「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在哪裏？顯然，在德才兩個方面。「家犬和獵犬的差別」呢，無非指能力。那麼，別的不說，可比嗎？不可比。為什麼？硬拿不可比的兩個「差距」對比呢？把道德「忽略不計」呢？其實，不是「忽略不計」，而是刻意擯棄（道德）。
這些，並非其危害的全部。因為其終極目的，在於毀滅人類。為此，它通過排神、敗德，教人類跟着它走向自我毀滅。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就是讓人不信報應，不計後果，輕生、自賤，互相作踐，什麼壞事都敢干。中共控制社會的基本思路，包括滅絕人性的防疫措施，蓋源於此。
誠然，兩者也不是完全沒有可比之處？何處？按佛家講，在六道輪迴中所帶的德和業力。此屬另題，不再展開。但是無神論就連這個也是有意掩蓋和抹殺的，這一點它也是不含糊的。
弄清楚這個，上述幾個新聞熱點的「關節」也就清楚了：
「徐子八」開始講的是一個「溫馨的故事」，為的是掩蓋「拐賣人口」和暴虐、亂倫之醜惡，但中共什麼都打「超限戰」，「掩蓋」超限為粉飾，罪惡美化成「功績」（共產黨黨史上的所謂「功績」其實都是罪惡），因為這是維穩的需要，在黨末尤其是「壓倒一切」的需要。西安孕婦核酸檢測結果過期超了四小時，是醫院拒醫的「理由」，因為那是「政府壓倒一切的規定」。警察拒絕查詢岳某兒子失蹤信息，而對其染疫「流調」卻全方位、全天候、全覆蓋、無死角，因為這「壓倒一切的維穩任務」。原邢台南宮雙語學校學生會主席，石家莊法商職業學校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堅強男孩」劉學州，曾準備畢業後參加高考，直到2021年12月14日前發佈奮發向上的視頻，殘酷現實的壓力超過了這個孩子的承受極限，因為社會和家庭給他的內外壓力，是從頂層「不惜一切代價」而「壓倒一切」的維穩大山傳導下來的。熱愛家鄉和孩子的李田田小年後外出逃難，是由於給當地政府和親友「惹了麻煩」，而那些「麻煩」其實是「壓倒一切」的維穩所生造出來的。可見，萬惡之源在於維穩，在於黨的生存和執政需要。而黨的生存方式，就是附體人類吸血。黨的執政需要，就是人們在顫慄中屈從，接受當的改造，乖乖地被黨改造成「非人」。
其實，這些不過是鎮壓法輪功的延伸。當初，包括很多法輪功學員在內，都以為中共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不了解情況，盲目蠻幹。其實不是，那時中共中央七個常委的家屬都練上了法輪功，起初六個常委都不同意鎮壓。而因有小人進讒言說，「都聽李大師的，誰還聽你江總書記的呀」，妒火中燒的江澤民就更害怕了，於是就一意孤行，叫囂要「三個月消滅法輪功」，並說，動法輪功不會出問題，因為他們講「真、善、忍」，還可以由此取得經驗，再行推廣。法輪功講「真、善、忍」，淨化身心，引領道德回升，社會風氣好轉，給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都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這是喬石曾與一批老幹部深入調查後所做的結論，中共媒體也曾做過不少正面報道。可是，即使如此，即使給它帶來了好處，中共也容不下。因為煉法輪功的人太多了，做好人的人太多了。共產黨就怕好人多，因為它的本質是「假、惡、鬥」，跟普世價值「真、善、忍」水火不容。它不但不叫人做好人，而是要把人改造成無德無才、無惡不作的腦殘「非人」——讓神沒法再救的人。
因此，在濫抓法輪功學員的時候，派出所、拘留所、勞教所、監獄裝不下，為了給騰地方，放了大批包括拐賣人口在內的罪犯。它就是要把人間變為「魔鬼的天堂，好人的地獄」。
馬克思用這一比喻，還開了一個「向下比」——引人舉止行為低下的惡劣先例。當然，不是說，不可以「擬人」，但與動物比，褒義或中性的，通常都拿某動物「有益於人類的本能」作比，如蜜蜂釀蜜、春蠶吐絲等。貶義的，大同小異。而馬克思，是直接在人與動物之間劃等號，是直接埋汰人，糟蹋人。這是無神論的題中本有之義。神都褻瀆，神的子民就更不在話下了。所以說，無神論實質是叫人自己糟踐自己。
當今紅朝，這種「向下比」的表達方式相當流行，並已形成自然：「我要是鄧小平，我六四也會開槍」，「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鎮壓法輪功」，「我要是習近平，我也這樣強制防疫」，「我要是共產黨，我也會搞獨裁專制」，等等，因為這樣示意認同中共政策，很安全。「其實，人們應該向好人看齊，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正義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時，應該如何。就算膽小，不敢說『我要是高智晟律師，我也要如何幫助被中共迫害的人們維權』，也決不應當非要把自己比作強姦犯、殺人犯或是獨裁者啊，這不是個很可恥的比方麼？」（《解體黨文化》之四）都知道李田田是對的，但很多人都迴避「對不對」、「該不該」的問題，而只講對黨文化惡劣環境「適合不適合」的問題。中共這個妖魔，就是這樣一步步引領人們墮落的。
2011年，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駕車撞倒騎電單車的一婦女後，發現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他的車牌號，回到車裏取出匕首，將該女殺死。藥的師妹李某在網上留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有必要再強調一下，「徐子扒」是中共牛皮吹破了的結果，是它當作「中國故事」講出來之後，「中國拐賣人口和暴虐無道、亂倫現實」的口子被「意外」扒開的。看來，這個口子會越扒越大的。這本身就是報應。顯然，開頭列舉的幾件事也都表明，紅朝末日，虎年開門大凶。往後，恐怕這種敗象會越來越多，越來越烈。中共確實來日無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