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霍恩說，根據他了解的中國（中共）政府在其它領域的篡改數據行為，操縱COVID-19死亡數字自然也是可以預見的。
中共官方經濟數據的名聲一直很臭。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項詳細研究對中共官方經濟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對中國（中共）官方經濟數據的懷疑普遍存在，而且理應如此。」
此外，中共當局對涉及COVID-19的所有調查都採取了不合作、否認、阻撓、掩蓋和銷毀數據的做法，這些行為均被記錄在冊。最近出版的《病毒：尋找COVID-19的起源》就有詳細介紹這些事實。媒體也報導過，中共當局壓制與病毒來源有關的數據——例如，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記錄，或稀釋世衛組織調查。
卡爾霍恩發現，中國跟COVID-19病例相關的數據都存在異常缺失現象。越來越清楚的是，中國在大流行病開始後不久就開始壓制或刪除與超額死亡有關的數據。因此，後續大多數關於COVID-19流行率和結果的多國研究都在分析中跳過了中國。
比如：2021年1月，一項涵蓋77個國家的學術研究在提到中國時說，發過去的電子郵件收到的回覆通常是，該電郵地址無法使用，並返回錯誤信息……於是，該研究只能把台灣和香港作為獨立的單位納入，因為他們發佈每月的死亡率數據，而中國大陸沒有。
2021年2月，《紐約時報》發現35個國家近50萬COVID-19死亡人數存在漏報，因中國數據缺失沒有被列入考慮。
2021年5月，《經濟學人》報導說，中國（中共）的「官方的死亡統計只囊括了該疾病真正影響的一小部分……中國的超額死亡數據被嚴重延遲或完全無法獲得」。
2021年7月，《美國醫學會雜誌》的一項研究涵蓋了67個國家，仍然沒有關於中國的數據。
2021年8月，英國《金融時報》說「無法獲得中國的數據」。
2021年9月，華盛頓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即使在大流行20個月後，中共官方也沒有公佈超額死亡率的數據。
武漢爆發疫情兩年後中共仍在掩蓋死亡數據
在大流行病發生兩年後，中共當局仍在壓制基本死亡數據，這些做法在嚴重阻礙科研領域對疾病的科學認知以及研究應對措施的有效性。
再舉一例不正常的武漢數據。根據官方數字，武漢的總病例死亡率——感染死亡百分比當時是5.6%。這比美國COVID-19感染死亡率（約1.5%）高4倍。
理論上講，這種差異存在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2020年初武漢的COVID-19的致命性比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高出很多；第二種可能是，指標對應的分母部分——官方報告的總感染數量——太小。
《經濟學人》曾計算武漢市2020年第一季度的死亡率為每10萬人中平均121人。作者的結論是：「與倫敦和紐約相比，如果我們根據這些城市的人口結構和密度來調整武漢的數字，第一波可能看起來悲慘地相似。」但當時武漢處於軍事級別的封城之下，比西方城市的措施要嚴格得多。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封城能抑制感染和死亡比率。
此外，對中共官方的數據分析後顯示，在武漢封城的90天內，COVID-19的平均死亡率比中共官方公佈的全國死亡率高376倍。
自武漢2020年初爆發COVID-19以來兩年裏，若把湖北省不計入，餘下的13億中國人中，僅有200～300人死於COVID-19疾病，那麼死亡率為每10萬人中平均死亡0.002人，比美國的死亡率低12.4萬倍。
或許有人說，中共政府在大流行病的頭90天採取的措施非常成功，以至於COVID-19基本上在中國完全消失。
卡爾霍恩回應說，問題是，在武漢的死亡率水平飆升到比其它地方高4倍的水平之後，死亡人數怎麼會在4月1日突然停止，這可信嗎？然後病毒沒有從武漢／湖北的熱點地區逃出，沒有傳到中國其它地區，這可信嗎？
《自然》雜誌發表的一項關於2020年1月武漢旅行模式的研究發現，「在實施旅行限制之前，武漢的出境旅行激增。」
武漢的官方說法是，第一例COVID-19病例是在2019年12月31日被診斷出來的。但直到2020年1月23日，即中國新年前2天才實施旅行禁令。春運是從1月10日到2月18日，約40天時間，這段時間很多中國人出行，規模巨大。
2019年，與春運有關的出行規模近30億人次。2020年，武漢在COVID-19的傳播關鍵期跟春運期間有三周時間重疊。同時，武漢1月初的病毒傳播高峰恰好是中國大學生開始放寒假的時間，約有100萬人在武漢上大學。
卡爾霍恩說，病毒感染被攔腰截斷，到2020年4月1日被完全控制，其死亡率影響基本上僅限於武漢／湖北，真是「令人難以信服」。
他分析說，很清楚，在2020年4月左右的某個時候，北京決定停止報告大多數與COVID-19有關的統計數據。
「銷毀、篡改或壓制這些重要數據，不僅對中國及其公民是個問題，對整個世界也是個問題。」卡爾霍恩說，「它扭曲了我們對COVID-19的理解以及如何最好地應對它。它助長了地緣政治的焦慮。它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後果，現在才開始變得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