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4日，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佈，解散蘇共。
30年前的12月8日，在白俄羅斯布列斯特（Brest）比亞沃維耶扎原始森林舉辦的一場會議上，三名與會者本想討論石油和天然氣儲備，但他們最終卻簽署了一項協議，推翻了一個帝國，結果震驚了世界。
這3人分別是：俄羅斯總統葉利欽（BorisYeltsin）、白俄羅斯總統舒什克維奇（StanislavStanislavavichShushkevich）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LeonidKravchuk）。
「作為地緣政治現實和國際法主體，蘇聯不復存在。」他們在別洛韋日協議（Belovezh Accords）中寫道。
30年前的12月25日（1991年聖誕節），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Gorbachev）正式下台並宣佈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
在蘇聯解體之後的三十年裏，前蘇聯的兄弟——世界上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國共產黨，對蘇聯解體的原因研究至今。
澳洲廣播電台（ABC，簡稱澳廣）報導說，中國共產黨（CCP）撰寫了數千篇內部論文，舉行了學習會議，甚至製作了一部蘇聯垮台的紀錄片。
「他們早上醒來，晚上睡覺時都會想着（蘇聯解體）這件事。它影響着每一個重大決定。」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Shambaugh）告訴《華盛頓郵報》。
「為什麼蘇聯解體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泄漏的一個講話中向黨內官員問道。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動搖了。最終，沒有人是真正的男人，沒有人出來反抗。」習說。
蘇聯解體給中共帶來三大恐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腐敗、開放信息，以及顏色革命與西方影響力。
1.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腐敗
澳廣報導說，早期蘇聯是美國的經濟對手，擁有巨大的製造能力，但最終腐敗摧毀了效率。到最後幾年，由於太空成本、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以及捲入拉丁美洲、非洲和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使得蘇聯的經濟陷入困境。
蘇聯的計劃經濟是由中央控制的，具有效率低下、浪費和貨物短缺等弊端。
布魯金斯學會的戴安娜·維利爾斯・內格羅蓬特（Diana Villiers Negroponte）說：「盧布只有紙面價值，蘇聯公民總共持有400億-4500億盧布，但他們沒有什麼地方可花錢。商店貨架上幾乎沒有什麼消費品。」
意識到蘇聯的錯誤，北京拒絕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並接受了所謂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中共試圖用錢來控制民眾，追求與任何成功的自由經濟體類似的物質生活水平。但這並不意味着它擁抱西方價值觀。
2.開放信息
Glasnost在英語中大致翻譯為開放，是戈爾巴喬夫在80年代中期拯救蘇聯的最後一招。
經過數十年的審查和信息封鎖，戈爾巴喬夫進行改革，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人民的言論自由。
被禁書籍允許放回圖書館，許多公民第一次了解到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暴行，俄羅斯人突然接觸到西方民主國家相對奢華的生活方式。
新的開放政策是在切爾諾貝爾發生毀滅性核事故的同一年通過的，公民利用他們新獲得的言論自由，表達了對這場災難的憤怒。
戈爾巴喬夫後來說：「切爾諾貝爾災難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開啟了蘇聯更大的言論自由的可能性，以至於我們所知道的制度變得站不住腳。」
北京領導層內部的許多人認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垂死掙扎的歲月里承諾的一項名為「公開透明」的蘇聯政策，是個致命的錯誤。考慮到這一點，北京領導層在管理中國境內的信息流動方面更加專制。
中共利用法律和技術的結合，建立了所謂的中共「防火牆」，阻止或限制人們對西方網站的訪問，包括Facebook、谷歌、Twitter和維基百科。
3.顏色革命
中共將蘇聯解體的責任直接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受到西方的影響。
2013年，中共強制共產黨官員觀看一部由六部分組成的記錄片《和平演變》。該記錄片警告說，如果中國（中共）屈服於「和平演變」，可能會面臨與蘇聯類似的命運。
中共領導人一直認為，美國正在緩慢且肯定在試圖推翻北京的領導地位，不是用炸彈，而是用民主價值觀。
專家表示，一些中共黨員擔心如果讓西方文化佔據主導地位，可能會在中國發生所謂的「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最初出現在前蘇聯的反對政府的和平起義上。
「反華勢力從未放棄在這個國家煽動顏色革命的企圖。」中共官員在中國2015年的國防白皮書中寫道。
一名北京高級官員表示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具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
因此，北京一直試圖將周邊地區——台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置於其越來越嚴格的控制之下。
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在他的著作《中國噩夢》中寫道：「雖然中國（中共）正在採取行動以進一步實現（其）更宏大的雄心壯志，但它也面臨着深刻的內部問題和黨內日益腐化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