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錢鍾書出版《圍城》，書中主人公方鴻漸涉獵廣泛卻無一專長，留洋歸來後逐步變成了一個無用的好人。今日，也有那麼群人自嘲為「海歸廢物」，不過他們的迷茫與方鴻漸的又有些不同。
我無意間在豆瓣刷到一個帖子：政治學海歸，25歲，在滬待業。家中廠房一年租金可達千萬左右。苦於是夕陽產業，不想接班。無不良嗜好，愛電影愛文學。他覺得自己跟三和大神並無區別，只是更有錢。期待上班，否則對行業的認知一片空白，投資都不知道投什麼好。
雖然他家的租金實在可觀得過分，但其中不少關鍵詞卻讓我感到熟悉，似乎身邊不乏這樣的人：生於浙江，定居上海，人文社科專業海歸，製造業二代，正在步入青年危機。
海歸廢物不一定真的廢，只是他們不大符合主流的期待。首先，很多人畢業工作後還需要父母接濟，無法自食其力；其次，他們迷失在peer pressure（同輩壓力）之中，既沒有像身邊同學那樣進入高薪行業，也沒有創業或投身於文藝；再來，當江浙一帶的製造業逐漸沒落之時，他們也放棄了接班的選項。在這一重或多重的因素下，大家自嘲為「海歸廢物」，在海歸和廢物兩個身份之間形成了微妙的落差感。
聯繫上發帖的Allen（化名）之後，我們開啟了一場江浙滬海歸廢物之間的對話。
「廢物」
Allen常常覺得，他就像《飄》裏的阿什利，溫良恭儉讓，卻毫無用處。
用Allen的話說，自己念的是——比文學更沒用的政治學。在紐約五年、香港一年，花費超過四百萬，現在找個一萬月薪的工作都困難。他開銷也不大，不愛車不愛潮牌更別說黃賭毒了，連玩遊戲都沒氪過金。最大的愛好也就是買買書，他最近還去書店打工，200元一天，很夠花。
只不過，自嘲是海歸廢物的他，在父母眼中，卻是另一副優秀的模樣——學歷好，人品佳，樣子擺得出去。念着在職博士，愛看書卻不nerdy（書呆子），情商高，待人隨和，酒桌禮儀樣樣不差，很討長輩喜歡。
Allen的父親找他交底：「你有這樣的平台，要是不做出一番事業就是廢物了。」
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Allen最近正在考公務員，國考、省考都報了名。人類學家項飆在《十三邀》裏說過，除非企業做得特別大，必須讓孩子接班，一般浙江尤其是溫州的企業家父母對子女的職業首選其實是公務員，你問他為什麼，就是安穩、體面。
Allen的父母也這麼想。但Allen並沒打算能考上公務員，他笑說：「去考，就是一種交待了。」
他從來不喜歡數學，對數字極其不敏感，因此Allen沒有進入金融、科技行業，也沒讀相關專業。沒想到，考公都避不開數學，於是當他刷數學題刷到崩潰之際，在豆瓣發了一篇名為「青年危機」的帖子，評論區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人說他凡爾賽，有人說如果像他這條件自己就念哲學了，還有的勸他當學者。
這就是豆瓣「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小組的日常，疫情這兩年變得更熱鬧了，很多有過海外經歷的人在這裏吐槽自己的壓力與迷茫。目之所及，最多的那種抱怨就是，職場太內卷，女性被催婚，回國的想着歸海，沒回國的又眼紅國內的機會……滿屏幕都寫着三個字——不甘心。
有人心存落差，不甘心名校畢業，薪資平平。可他們難道不明白，如果一個人畢業五年、十年後還在吹水自己的學歷，大概你也不能高看他一眼，因為這意味着在畢業後的時間裏，他並未作出什麼值得稱頌的成績。學歷高過天，可能也只是偽精英。
有人進入金融、科技行業，卻抱怨加班加到慘絕人寰，內卷卷到欲哭無淚。可這難道不是你的選擇？說到底，全世界每個行業的老闆都在買你的時間與價值，只是哪裏的性價比更高一些。也許同樣做金融，香港稅收更低；做互聯網，谷歌讓你的工作、生活更平衡。但既然你追求高薪，無論以何種方式，你就已經甘心被買斷，又何必怨聲載道？加入這場內卷遊戲，是你自願，與人無尤。
至於有些人既想要海外的歲月靜好，又想要國內的眾星捧月，不過是貪婪。連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唐諾都說，世界通用語言是金錢。如果不缺錢，上海、倫敦、紐約哪裏不能取悅你？又何必執着於住在哪裏。當然缺不缺錢，可能又是薛定諤的錢，畢竟在有些人眼裏，錢是從來沒有夠的那一天。
因此，以上「海廢」論調通常令我反感。焦慮的背後，本質都是欲望。這些人沒有勇氣做一個主流以外的人，他們想要在人群中永遠保持優越感，甚至延續到下一代。反倒是Allen的煩惱更質樸，因為他很捨得做一個主流以外的人，而我也有些共鳴。
由於還沒真正上班，Allen仍然很迷茫。有時候這來自於同輩壓力，身邊的人加入了海外大廠。而他試着創業，卻發現自己除了出錢，在公司里沒有任何職位適合他，隨時可以被取代。
同時，他也接受着父母的資助。Allen說：「三和大神是做一休三，我是討一休三十，向爸媽討一次，能生活一個月。其實我兼職的工資完全夠我平日開銷。但父母會打錢，給我的卡做流水，為了之後買房，他們也相信我不會亂花。」
Allen繼續迷茫着，不過他打算明年去工作，不為薪水，只為了解行業的趨勢，至少未來投資也有點方向。
上周日他結束國考後，發了條朋友圈：算完了發現四個選項都不對。他的父親在留言裏回復了一個咧嘴笑的表情。大概，Allen和數學的緣分已盡。
他理想中的生活，只是住在一個隨處有地鐵的城市，像伍迪・艾倫那樣，和一個人在路上走走停停，調侃中產階級的虛偽，吐槽現代社會的一切。
危機
兩年前，我在Financial Times實習，某天去參加一個早餐會，人口經濟學家Charles Robertson建立了模型以預測全球不同市場在2020-2030期間的表現，他的模型部分挑戰了IMF的主流預測。提及中國時，他指出了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在勞動力市場已經顯現，在中國投資變得越來越貴，亞洲其餘新興市場將複製中國過去的增長速度。
一邊聽着，我一邊切開了班尼迪克蛋，橙黃色的蛋液與荷蘭醬融合在一起，淋淋漓漓，滴在潔白的瓷盤上，落日的顏色，遲遲暮暮。那些許多個掛着一輪夕陽的傍晚，我曾目睹集裝箱一個一個運出去，生意也一點一點做起來。從中國加入WTO以來，歷經次貸危機的風波，再到貿易角力，又有了後來的疫情。將近二十年後，中國製造業日薄西山，確實成了夕陽產業。所有生意，都有限期。
Allen並不排斥接班，他的母親也曾想讓他回去做外貿，到各國參加展會找訂單也不是難題。他說：「我不傻不笨，有學歷，會外語，也會交際。我有時候跟我爸說，我也不是那麼不願意接。但他就是堅決說不，如果真是一個大企業，可以給我。但這個產業，連他這樣的能人都搞不定了，更不要說給我。如果真要接班，高中畢業就可以來接了。不如把工廠留在那裏，租給別人。」
Allen很接受父親的設定，他自陳對製造業半點也不懂，對數字不敏感到閱讀障礙的程度，給他也接不住。
現實的確是，很少有製造業二代繼續接班的。這些人在科技公司的，有；進入VC/PE、投行的，有；創業的，有；創作的，少有。
我身邊散落着各種故事：
A家，兒子在上海的遊戲公司工作兩年後，回寧波接班，卻很難適應工廠的節奏，照他這樣，不如自己創業做遊戲公司。
B家，女兒結婚後，女婿逐步接手家裏的生意，但也許不夠能力，兩人帶着孩子定居澳洲。
C家，兒子回國後在銀行工作了一陣子，現在父親給了他一千萬去杭州創業，成了最好，沒成也算給過機會了。
我在媒體工作一年有餘，目睹那些新消費、科技賽道的初創企業動輒估值幾億美元，似乎全球日日都在上演新一輪的造富運動。相較之下，夕陽產業確實沒什麼前景，甚至危機四伏。
這中間你又會遇到不同的人，和他們對話。有人確實因為產業太大而必須接班，但集團上下都等着他做出成績，他的一舉一動也同步牽涉着股價。有人明明可以當個自由的作家，創業後時時得為盈利煩惱。還有投資人感慨，創業真的很難，千軍萬馬最後能出來幾個。
事業？像亦舒說的，十年寒窗，十年苦幹，再加上十足十的運氣，才能成就一份事業，大多數人能有的，只是一份職業。
作為經營者的艱辛，從小我也耳濡目染。記得有次跟朋友及其父母出遊，公務員家庭，有隻蟲子飛進了車廂，他的母親尖叫了起來，十分驚惶，像一個小女孩。我當時很震驚，因為這樣的場景不可能發生在我家的任何一位女性身上。我想，他的母親一定被保護得很好。
畢竟，如果一個人要思慮流水、盈利、員工的薪水、訂單的多少、交付的日期……保證一個公司的正常運轉，她又怎麼會為了一隻偶然進入車子的飛蟲而驚惶呢？
因為這一層，父輩也並不希望你這樣辛苦，他們認為在一些無意義的工作上過於忙碌而換取高薪並不值得。而我本人自由散漫慣了，從小不喜歡管別人，也不喜歡被人管，似乎天生適合自由職業。只不過，我的母親時常告誡我，不要浪費時間在那些娛樂至死的東西上，多花時間在閱讀和運動上。這點自覺我還有，人文學科沒有用，卻多少讓我有了鑑賞力，我也長期以來養成了只看好東西的習慣。
而我的父親則遺憾，我念了國際關係卻沒有用上。我很想告訴他，《走向共和》裏有人說嚴復也曾在留學的時候對全球格局高談闊論，回來後卻只做了《天演論》的翻譯，我也不是沒有過高談闊論的時候。晚明的張岱，人人都只當他是江南子弟，《陶庵夢憶》傳了世，卻不知他的志向是修史，完成《石匱書》。中國讀書人，壯志未酬的，向來很多，失意者一般都回歸到文學裏去。
對我而言，持續關注Rachman、Krugman的專欄，已經是一種自我修養了。哪天去古巴旅行，我或許能講上一段古巴危機的來龍去脈——甘迺迪政府臨時成立的戰略小組裏提出六大解決對策，最終空襲、陸地進攻都被否決，而選擇了海上封鎖，這是由於冷戰背後的美蘇軍事實力差距以及雙方的信件斡旋，從而甘迺迪與赫魯曉夫表現出了克制才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如果我能在遺蹟前娓娓道來這樣一些歷史故事，這個學位或許也已經報效。
凡事只談興趣，不問結果，就很美好。
局外人
20 years of schooling and they put you on the day-shift（20年來的教育最終讓你墮入朝九晚五之中），鮑勃・迪倫曾寫下這樣的歌詞。這位音樂人中的唯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仍然展現了他的思想性，批判日復一日的常規生活。可惜，沒有人聽他的，大多數人都掉入了朝九晚五的陷阱。
我、Allen、豆瓣「海廢」小組的人都自嘲「廢物」，世俗標準下的廢物，而世俗唯一的標準就是——錢。畢業後沒有進入高薪行業，即謂之廢。一輩子不掙錢，也謂之廢。但是，一個唯錢而論的世界，難道不正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嗎？
沒錯，我所念的文學、新聞、國際關係全無用處，但正是這些學科給了人勇氣去對抗荒誕。加繆告訴你，做一個認清荒誕的局外人，也並不可怕。
我在今年花了三個月去寫作，體驗了擁有全部的閒暇是什麼感覺。經歷了一段創作期後，倒開始意興闌珊，反而期待去上班。這時我才發現，敢於全職創作的，才是勇士。因為當你獲得了全部的自由以後，你便十分倚賴自律，更加要承受的是——那種與主流社會脫軌的寂寞。
那陣子，我常看傑夫・戴爾（Geoff Dyer）的散文，他從牛津的文學系畢業後就沒正經上過一天班，從第一步就拒絕踏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我本以為他這樣的日子很逍遙，卻發現經年累月的逍遙根本需要無限的勇氣。對於傑夫。戴爾來說，他不像普魯斯特、托馬斯・曼這類可以靠家產寫作的作家，他是需要解決生計的。他的年代，紙媒發達，專欄稿費就夠他過日子了。其次，他需要消解的是孤獨以及未成名時別人覺得你無所事事的目光。
儘管傑夫・戴爾不可能去過另一種生活，他也不免在羅馬的廢墟里變成廢墟：「在某種程度上，我知道我一直在拿自己開玩笑：早年的抱負與學業訓練早已被懶散與失望消耗殆盡；我沒有目標與方向，比起二十歲甚至三十歲的時候，我更加不知道自己想從生活中得到什麼；我本人馬上就要變成廢墟，對我來說，其實也不錯。」
雖然很多人都在抱怨上班，但多數人過的上班生活，反倒讓他們一直享有安全感。而創業意味着風險，創作則需要才華，沒有多少人能做得來。
我不知道李安在那些寂寂的日子裏會不會偶爾產生有如傑夫・戴爾這樣的嘆息。十年一覺電影夢，儘管妻子全力支持他創作，但成名前總也會忍受旁人的冷言冷語。寄情於做一個家庭煮夫，接受妻子的資助，李安倒也很勇敢。
錢，總不該成為創作的羈絆。我不像張愛玲，執着於還了母親的錢。對於接受父母的資助，我已經很坦然。因為我自有一套邏輯。當年看《紙牌屋》，我只記住了一句台詞，凱文・史派西轉頭直視鏡頭說，這個世界上分為兩種痛苦，一種全無用處，一種讓你進步。
我想，生活質量是不能下降的，也沒有必要。何必去體驗物質的匱乏呢？那種痛苦對人毫無裨益。
真正的痛苦應該源於創作的痛苦，你回望文學的長河，儘是一座座高峰——李商隱的詩最迷離，後人惋惜「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李煜的詞既白且痛，王國維作評「粗服亂頭，不掩國色」；紅樓一夢驚天下，曹雪芹於小說上大概已經寫盡；難得張愛玲仍能在紅樓一脈上融合現代意識流，古典又洋氣，開闢她的天地；論雜文，再沒人能有魯迅的犀利；論散文，木心的靈動，董橋的精雅也一一在舊時月色中退場……每當你落筆，如果你有任何創作上的野心，你要面臨的就是，挑戰他們的痛苦。因此，哪一條路都不好走。
所謂陷入青年危機的江浙滬海歸廢物，可能從來沒有想清楚加繆在《西西弗神話》開篇的叩問：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判斷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這個問題。
想清楚這個問題，所謂廢，也就不廢了。那些遵從天性而作出選擇的人，總不該被稱作「廢物」。讓創業的去創業，創作的去創作，上班的去上班，誰也不必揶揄誰，天下太平。
至於迷茫？我有加繆，還有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