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6日，我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污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經歷了7月28日的大地震，過了上訴期，8月初轉入「北京第一監獄」，因為屬於「重刑」（10年以上就算重刑），便留在一監監獄工廠勞動改造。
這是個比較規範的監獄，始建於清朝末年推行新政之時，連魯迅都參觀過，他有個書桌，買的就是一監工廠產品。他稱此地為「洋監獄」，其「構造堅固，不會倒塌」。魯迅所言不虛，它經受住了這次大地震的考驗，沒有太大的傷損。它有百年歷史，如在美國一定是文物了。
監獄與看守所不同，相對寬鬆一些了，在工廠勞動，每星期有一天的工休。兩三個星期放一次電影。放電影的地點是獄中的一個露天廣場，不大，但獄中千餘人都能裝下。時間一般是在休息日的頭天夜晚。一監地處北京宣武區自新路，那時宣武區星期四停電，看電影的時間多在星期三的晚上。待天色黃昏時，犯人按照中隊的編制在看守的帶領下各自攜帶自己的小板凳來到小廣場，端然靜坐，天一擦黑，就開始放映了。
在「一監」呆了兩年，大約看了一二十場電影罷，每場一般是兩部影片，其中有三場至今還保留着鮮明的印象。一是所謂「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影片。轉到一監不到一個月，毛澤東逝世，接着就是「四人幫」垮台。本來「反擊右傾翻案風」該剎車了，不知是由於慣性，還是其他秘而不宣的原因，北京的運動並未停止。那時舊電影（1966年以前拍的）大多沒有解禁，社會上放的電影也多是1975、1976年間拍攝的。經過「文革」，文藝政治化搞到極端，當時最大的政治就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因此這時的影片內容就是謊言的匯聚，是對觀眾智力的侮辱，也不妨說是一種測驗。
有個片子的名字記不清了，但它的第一個鏡頭，過了32年仍然記憶如新：一個革命派的姑娘，風風火火，怒氣衝天，從岸邊跳上一隻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男人的肩頭，哧啦一聲，撕下一大塊布來。這是一個大特寫。原來這位女革命派阻攔其男朋友進城做小買賣，「搞資本主義」。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當時極其時髦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角色。另一個就是《歡騰的小涼河》，這是個針對性很強的政治片。它的矛頭對準了鄧小平和一批老幹部。影片中有個「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一出場就是要「整頓」，要以「三項指示為綱」，要搞「四個現代化」等等一類大多數民眾聽着合理、卻被主流輿論狠批的口號。這個副主任在外在造型上都模仿鄧小平，留着小平頭（「四五」之後，「小平頭」就成為一種「反動」的政治意象），穿着藏藍色的中山裝，並在與無產階級革命派爭論時，引用「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這句鄧氏名言。雖然影片把這個副主任當作反面人物來塑造，但他頗具氣勢，言辭尖銳，與造反派辯論時侃侃而談，影片想貶損這個人物，反而增加了普通觀眾對他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1975年中央新影拍攝的訪問「民主柬埔寨」的紀錄片。這個片子很長，分上下集，約三個小時。我很佩服拍攝者的毅力，這樣一個沒有色彩、沒有歡笑的空間，他們居然能夠專心致志地審視那麼長時間。當時柬埔寨國內，人們穿的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時代的「尚黑」），無論男女，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條黑圍巾。不過這讓一監犯人（犯人服裝都是黑色）感到親切，看看銀幕，再瞅瞅衣褲，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團的演出也一律着黑裝，其歌唱如誦佛經，不知是佛誦取法於柬地民歌，還是柬埔寨人由於深信釋迦慣用佛音梵唄以表達情懷呢？舞蹈只是頓足揚臂，頗具古風。女舞者持鐮刀，男揚斧頭，兩者攜手，就是工農團結；舉槍聯臂，昂首揚眉，便是消滅敵人。一看就懂，非常大眾化。
影片中的首都金邊，更令人驚訝，寬闊的大街上幾乎沒有行人，只有軍用卡車往來疾馳，揚起陣陣沙塵。片子中給我印象最深的鏡頭是一位十來歲的小革命軍人。這個孩子大約也就一米三四高，着一身工作服，面無表情、專心致志地在車床上加工機器零件。因為個子矮，只得站在一個肥皂箱上，車床旁邊還豎着一支衝鋒鎗。旁白說，這個孩子六七歲時，父母被美帝國主義者殺死，為了報仇，他參加了紅色高棉革命部隊，用槍打擊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為革命建立了功勳。現在革命勝利了，他放下武器、拿起工具為柬埔寨的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工作，再立新功。當時還不知道柬埔寨發生了人間浩劫，但我想這樣小的孩子，如果在革命戰火中沒有條件上學的話，革命勝利了，為什麼不讓他們讀書呢？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根本沒有學校了，因為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地方，統統被取締了。
電影這種有刺激的娛樂往往會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別是1977年下半年，舊電影開放了，許多電影的放映都能帶來點震撼。例如「政治犯」（當時不承認有政治犯，因為刑法中有「反革命罪」，「反革命」也是刑事犯罪）對影片的政治涵義很敏感。改革開放前，中國文藝、學術都是政治信號，開放舊電影簡直就是發佈政治信號。螢屏播放了關於海瑞的湘劇影片《生死牌》是一聲春雷，大家議論，「文革」第一個倒霉者吳晗要平反了，「文革」有點站不住腳了，彭德懷也要重新評價了；《甲午風雲》更是具有震撼性：「鄧大人」可能快要出山了（「政治犯」中也有對「批鄧」不滿入獄的）；放《林家鋪子》知道所謂「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又快成為文藝紅線了……政治是個謎，時時放出些微信息讓大家「猜一猜，誰來吃晚餐」。這真是一種益智活動，連監獄的犯人也能半公開地參加。「文革」中拍的「革命電影」特別適合監獄中放映，因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間煙火，不會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於思想改造。因此，我想，當時積極提倡的「為工農兵服務」，似乎也沒忘了犯人，也是為犯人服務。可是「文革」前的影片中還是有點愛情內容的，儘管這已經是革命＋愛情，或勞動＋愛情了，最不濟也是愛情不忘革命、愛情不忘勞動，與現在拍的愛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是劑量甚微的愛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動。
有一次放完了《我們村裏的年輕人》，這是一部歌頌「大躍進」農民改天換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貞，很是搶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臉時，碰到大老黑，他拿着一塊新的花毛巾擦他那張黑臉，因為對比鮮明，我不禁讚嘆：「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着毛巾說：「知道嗎？孔淑貞給的！」我笑了說：「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的案子在北京很有名。大老黑本是某工廠的書記，當過兵，去過朝鮮，為人嘻嘻哈哈，很豪爽，很有人緣。家在河北農村，獨居北京，平時與工人打成一片，沒大沒小，偶爾失足，與食堂女炊事員發生關係。1970年代的北京「備戰備荒」，挖了許多地道，這位女炊事員常值夜班，賣完夜宵後，常常從地道溜進老黑的辦公室，宵入晨出，「來非空言去絕蹤」，很是秘密，真是「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後來，終於被女炊事員的電工男友知道了，氣憤異常，要去捉姦。老黑在廠里的耳目多，馬上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老黑把電燈的火線接到門把上，想電來人一下。沒想到那天恰好下雨，電工怕穿膠鞋出聲，光着腳板，提着鞋去捉姦，一拉門把，陡然中電，因無防備，猝然摔倒。老黑知道出事，抱着電工搶救，不治而死。最後老黑被判「死緩」。老黑勞動好，樂於助人，又由於當時判得有些重，緩刑期滿直接改為18年（一般是改為無期），不久又減兩年。是不是女炊事員就是他的孔淑貞呢？沒有探究過。
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