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中的，隱藏在某處的，能夠補齊性別缺口的女性，可能並不存在。
婚姻，是男女大事，也是國家大事。
今年5月中旬，國家統計局發佈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5月下旬起，浙江、廣東、重慶、山東等地統計部門隨即開展了「農村青年婚姻關係調研」。
7月以來，部分地區公佈調研報告，不出意料，不容樂觀。
浙江寧波的農村，平均結婚費用30.78萬元，最高達到200萬元，大頭花銷是彩禮和婚房，多數由男性主要承擔。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9132元/年。
浙江蘭溪的農村，彩禮一般18.8萬元起步，平均結婚費用22.65萬元，最高達到180萬元。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021元/年。
男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沒有穩定收入」，女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擇偶標準高」。
浙江麗水的農村，超過半數的適齡青年認為找對象比較困難或非常困難，男青年未婚的最主要原因同樣是「沒有穩定收入」，女青年則是「擇偶標準高」和「不想結婚」。報告還指出，留守男性明顯多於女性導致更多「剩男」。
山東青島的農村，31歲—35歲受訪男性中，未婚且無戀愛對象的佔到9.46%，而同齡女性中未婚且無戀愛對象的只有1.89%。當地結婚的平均費用也在30萬元以上，而且超過七成的案例是男方承擔全部或絕大部分。
從各地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共通點：
①結婚花銷是當地人均年收入的近十倍，主要由男方家庭承擔。
②農村大齡未婚男青年（遠）多於同齡未婚女青年。
③留守農村的男青年經濟條件相對較差，加劇了擇偶困難。
一怎麼辦呢？
不少調查報告在結尾中提到，倡導「婚事儉辦」，扭轉「天價彩禮」等不良婚俗。但在我們看來，是上文的②+③導致了①，天價彩禮只是各方基於現實進行博弈的最終結果。
供不應求，價格升高，供過於求，價格降低，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當男女比例失衡，人作為一種資源，供需關係也會反映在價格（彩禮）上。
此外，婚姻是一場長期投資。評估一項資產是否值得持有，自然要考慮其未來收益對當下的貼現。如果該資產的未來收益堪憂（「沒有穩定收入」），想要引人投資，就只好搭配其他優質資產（彩禮+婚房）了。
個體可以講因緣，談感情，但群體共通的選擇，背後往往有理性的考量，不是一句「杜絕陋習」就能扭轉。
何況農村婚姻，還有更加讓人不得不理性的一面。
今年「兩會」時，全國政協委員陳中紅指出：受重男輕女、從夫居等傳統觀念影響，農村女性往往因其出嫁或者離婚而無法享有平等的土地權益保障。
一是出嫁女性的村民待遇「兩頭空」（在娘家和婆家都沒有土地權益）；
二是離婚女性的村民待遇「兩頭空」；
三是喪偶女性的村民待遇難保障；
四是村民決議含有性別歧視。
婚姻會給農村女性的未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些風險都將體現為溢價。
一味取消彩禮，只會讓更多女性趨利避害，選擇不結婚，進一步惡化婚配市場的性別失衡。實際上，在不少地方的調查中，已經發現了這種苗頭。
二還能怎麼辦呢？
有農村問題專家提出了一個「暖農村大齡男被窩工程」，也有地方政府表示：教育和引導農村女青年熱愛家鄉、建設家鄉，鼓勵她們留在家鄉，改變家鄉的面貌，努力降低農村男女青年失調的比例。
引來罵聲一片。
我們不從價值層面討論這項提議，單從數據層面，看看這種思路是否可行。
恰好《中國統計年鑑2021》在10月正式出版，提供了比公報更詳細的「七普」數據。
首先，過去十年，農村中青年男女比例確實發生了劇烈變化。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常住農村居民中，20到39歲人口按不同年齡段，性別比在98—105左右（女性=100），接近自然性別比104。
到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農村居民中，20到39歲人口按不同年齡段，性別比已然提升至115—123。
按性別比120考慮，也就是男女比例6∶5，即使所有女性全部婚配（當然不可能），也註定有1/6的適齡男性沒有伴侶。
那怎麼辦？去城市裏找嗎？
一直以來存在這樣一種普遍認知：更多的女性從農村走向城市，所以城市裏「剩女」多，農村「剩男」多，這是人口流動帶來的結構問題。
這種認知是錯的。
在23座GDP萬億城市中，只有南通一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性別比低於100，深圳是122，佛山是119，廣州是112，蘇州、杭州、寧波都是109。
還有三點需要注意：
其一，大多數城市的戶籍人口性別比偏低，會拉低常住人口性別比。
如果我們要觀察近年來從農村走向城市的人群，更合適的指標是常住非戶籍人口性別比，這一數字會更高。
對於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來說，常住非戶籍人口≈常住人口–戶籍人口。
以無錫為例，2020年常住人口中男性3848880人，女性3613255人，性別比為106.52，不算很高。
戶籍人口中男性2497301人，女性2592368人，為性別比96.33。
據此可以算出，常住非戶籍人口中男性1351579人，女性1020887人，性別比高達132.39。
其二，不難看出，製造業越發達的城市，男性越多。
但即便是北京——製造業外遷，服務業佔比83.8%——常住非戶籍人口的性別比也超過了114。
其三，以上數據是全年齡人口性別比，而非適齡青年的。
由於女性更長壽，65歲以上女性明顯多於男性，因此老齡人口會拉低整體性別比，實際上適齡青年的性別比還會更高。
所以，流入城市的人群里，同樣是男多女少，無法反哺農村。
至於「異常值」南通，性別比偏低恰恰是源於人口常年流出。
十年前「六普」時，南通的常住人口比戶籍人口少34.5萬人，性別比低至89.65。因為南通緊鄰上海——當時上海尚未控制人口規模，2000年—2010年增加了628萬人，排名全國第一。
如今南通經濟活躍度提升，已經連續三年新增就業10萬人以上。隨着「七普」結果公佈，南通首次成為人口淨流入城市（常住人口＞戶籍人口），性別比也恢復到了97.05。
三農村里男多女少，城市裏也男多女少，那么女性都去哪裏了？
有兩點可供說明：
第一，城市之間存在差異，城市內部的不同區域也存在差異。
即使是男多女少的大城市，轄區之內仍然有城市、鎮、鄉村的區別。整體來看，城鎮的性別比確實比鄉村低，相對而言女性更多。
這方面數據不夠充分，完整數據要等明年出版的各省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四座直轄市的數據中窺見端倪。
也就是說，雖然某些地區的適齡青年性別比高達130，但並不是全國到處都是這樣。
第二，幻想中的，隱藏在某處的，能夠補齊性別缺口的女性，可能並不存在。
全國90後一代人，乃至00後一代人，雖然性別比沒有達到130，但確實超過了110。
上世紀90年代開始，①計劃生育政策越發嚴格；②「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仍然根深蒂固；③胎兒性別鑑定和人工流產技術日趨成熟；三大因素共同造成，90後、00後性別比畸高。
能讓性別歸於平衡的那部分女性，就沒機會存在過。
四再問一遍，怎麼辦呢？
這不是風俗問題，甚至不是錢的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問題，沒什麼好辦法，譬如一雙拐杖一長一短，要麼截長，要麼補短。無論是讓部分男性放棄婚姻還是從東南亞國家娶妻，都很殘酷。
《麗水農村青年婚姻關係調研報告》提到：
有的通過中介從緬甸等國家娶妻。但這些人往往無合法身份證件，落不了戶口，辦不了身份證，領不了結婚證，享受不了醫保待遇。有的嫌生活清苦丟下孩子不辭而別，坍塌了整個家庭。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面向未來，倒是有一些能改變的。
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查了100多萬在2009年11月到2010年10月出生嬰兒的詳細信息，特別是，統計了他們母親的學歷。
結果發現，母親學歷越低，嬰兒性別比越高。
我們很難說清楚其中的因果鏈條：
也許母親學歷越低，相應地，父親學歷也越低，父親的重男輕女思想主導了女性的生育決策；
也許夫妻雙方學歷越低，財務越難獨立，越容易受到父母長輩影響，大家庭的重男輕女思想主導了小家庭的生育決策；
也許整體學歷越低的地方，就是越貧困的地方，傳統觀念越重，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每一個人的生育決策。
但我們還是會想起華坪女子高中校長張桂梅的那句話：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
知識改變命運。國民人均知識儲量，也會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
「農村青年婚姻關係情況」調查，還是發現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地方，90後、00後，生在男多女少的環境裏，但他們心中重男輕女的觀念，終於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