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網上搜索「翁文灝」三個字，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介紹：
翁文灝（1889—1971）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第一位撰寫中國礦產志的中國學者、中國第一張着色全國地質圖的編制者、中國第一位考查地震災害並出版地震專著的學者、第一份《中國礦業紀要》的創辦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會議的地質學者、第一位系統而科學地研究中國山脈的中國學者、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其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岩漿活動和金屬礦床形成理論的首創者、開發中國第一個油田的組織領導者。
這麼多的「中國第一」，在現代學術史上極為罕見。遺憾的是他後來並沒有沿着學術的道路走下去，而是選擇了一條棄學從政的道路。翁文灝為什麼會有如此選擇呢？這還要從頭說起。
一、家世出身
翁文灝字詠霓，出身於浙江寧波一個富裕的紳商家庭。據說翁家祖上最初以種田撐船為生，後來逐漸涉足商業，到了翁文灝高祖時，其家業開始興旺起來。翁的曾祖父也善於經商，把生意做到了杭州和上海。但是在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商人是不入流的，於是他的祖父翁運高走上了科舉之路。
翁運高擅長詩文，才華卓著，是同治年間舉人、寧波一帶名士。受家庭的影響，翁文灝之父翁傳洙也好義疏財，興趣廣泛。有一次，翁傳洙購買一艘小火輪，自己駕駛去上海遊玩，玩膩了便分文不取送給朋友。在那汽車尚未進入中國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玩遊艇了。據說正因為如此，翁家也擺脫不了「富不過三代」的魔咒，開始走上「下坡路」。
翁文灝6歲生日那天，他的母親因夫妻關係不和而自尋短見。好在繼母進門後對他視如己出，督促學習，催其上進，這對他的成長非常有利。翁文灝13歲的時候參加縣試考中秀才，被人們視為神童，在當地傳為佳話。
第二年他參加鄉試卻未能中舉，也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不久，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他考入上海震旦學院，在那裏學到許多科學文化知識和社會變革理論，這一年他17歲。
1908年，19歲的翁文灝參加浙江省官費留學生考試，獲得赴比利時留學機會。他起初想學鐵路，後來進入著名的魯汶大學攻讀地質科學，最終獲理學博士學位。
二、留學歸來
翁文灝1913年學成回國後，適值丁文江在北京創辦了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他擔任地質研究所講師，並將全家接到北京。1918年，丁文江隨梁啓超赴歐洲考察，他代理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當時翁文灝家裏人多，政府又經常欠薪，所以生活比較困難。這時他的表兄李思浩正好出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勸他去稅務部門當官。李說：「這個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有六萬元的好處，你去一年先把生活問題解決了，再回來做科學工作不遲。」但是翁文灝對李說：「謝謝你的好意，我和生活很簡單，用不着這許多錢的。」（《翁文灝年譜》第29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1922年2月，中國地質學會成立，翁文灝當選為副會長。同年8月，翁作為中國的唯一代表赴比利時出席第13國際地質學大會，並當選為該會副會長和評議員。回國以後，翁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大總統黎元洪亦因此而頒佈嘉獎令。
1924年1月，翁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隨後，他以《中國山脈考》、《中國地理學中的幾個錯誤的原則》、《中國地勢》（與人合作）以及《中華民國新地圖》等著述奠定了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與此同時，他還在中俄邊界勘察、西部石油開發等領域做出重要的貢獻。
除此之外，翁文灝還創立了「燕山運動」理論，並主持了周口店發掘工作。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在《翁文灝先生與北京猿人之發現》（未刊稿）中說：「翁文灝作為地質調查所所長，自始至終，從宏觀上組織領導周口店的發掘、科研工作，調動老中青專家的積極性，團結不同國籍、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長期相處，密切合作，互相學習，共同提高，並為同一目標而努力奮鬥。以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功勞並不在步達生、楊鍾健、裴文中之下。」（同上，第62頁）。
三、廬山講學
1929年，翁文灝應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之邀，組織創辦了清華大學地理學系併兼任系主任。1931年6月，清華大學校長吳南軒因學潮被迫辭職，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翁文灝為代理校長。在此期間，他為清華破格錄取了文科成績很好但理科成績極差的吳春晗（後改名吳晗），成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但是，因為個人志趣始終在地質科學方面，所以他很快就辭去清華大學校長職務。
「九一八事變」以後，翁文灝與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共同創辦《獨立評論》並發表許多文章。這些文章涉及科學普及、資源開發、民主憲政和收復失地等諸多方面。在談到制度問題時，他推心置腹地對年輕人說：「……無論信仰什麼主義或採取什麼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的做。政者正也。無論什麼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夠上去當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夠和平的下來。」（《獨立評論》第十五號，第三頁）這與當年胡適倡導的「好人政治」基本一致。
1932年夏，翁文灝應蔣介石之邀赴廬山講學，這成了他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當時蔣提出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設想，該會隸屬於參謀本部，由蔣介石親自任委員長，翁文灝任秘書長，錢昌照任副秘書長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據錢昌照說，這個主意是他提出的，他認為「國防設計應該是廣義的，其中包括軍事、國際關係、教育文化、財政經濟、原料及製造、交通運輸、土地及糧食和專門人才的調查等部門。」（《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四卷，第250頁）由此可見，這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壟斷機構。
四、遭遇車禍
儘管翁文灝答應了蔣介石的邀請，但是他仍然把許多精力放在地質調查方面。1934年2月，當他得知浙江長興發現石油礦苗時，便乘南京開會之機前去考察。不料在考察途中因司機駕駛不當遭遇車禍，讓他險些喪命。
這場車禍震動了政學兩界，蔣介石電令浙江省主席魯滌平組織搶救，胡適也致函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對翁文灝的情況表示強烈擔憂。隨後，胡在《獨立評論》上借用朋友的話說：翁文灝是人間稀有的天才，「是五十萬條性命換不來的！」（《獨立評論》第九十號，第二十頁）
有人看到這種說法，懷疑他們是「台里喝彩」、「互相標榜」。為此丁文江以《我所知道的翁詠霓》為題，對翁的簡樸生活和高尚人格作了介紹。在此基礎上，丁文江還滿懷深情地寫道：
青年的讀者！有人告訴你，「社會是萬惡的」，「社會上沒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為翁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反證。
有人告訴你，環境是不可抵抗的，人是環境的產物，你不要相信他，翁先生早年的環境是一個十足的紈絝，……然而他從沒有因此而志氣頹喪，或者因為室家之累而放棄他的為學與做人之道。足見得肯努力的人可以戰勝環境。
有人告訴你，非會得吹牛拍馬不能在社會上立足，你不要相信他。翁先生是最不會吹牛拍馬的人……
有人告訴你，社會沒有公道，朋友沒有真心，你不要相信他。這一次翁先生受了傷，許多和他交情很淺而且沒有利害關係的人都紛紛的打電報寫信探問他的病狀……
由此看來，中國現在的「世道人心」並沒有比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壞。青年的讀者，希望你們把翁先生做模範，努力來建設簇新的國家！（《獨立評論》第97號）
從這篇文章中不僅能看出翁文灝的人格風範，還能看到當時社會的基本情況。
五、棄學從政
就在翁文灝養病期間，國防設計委員會改隸軍事委員會，並更名為資源委員會，成為主管全國重工業建設的部門。1935年，蔣介石接替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邀翁文灝擔任該院秘書長。大概是基於蔣對自己的知遇之情和救命之恩吧，他欣然接受。
抗日戰爭開始後，國民政府經過重大改組，將資源委員會劃歸經濟部，翁文灝擔任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任資委會副主任委員。
對於錢昌照這個人，沈怡和張慰慈都有評論。沈怡是錢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國專攻水利，回國後進入政界，擔任過交通部次長、大連市市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晚年他在談到自己的這位妹夫時，講了四點長處：一是聰明過人，二是善於學習，三是知人善任，四是頗有魄力。與此同時，他還講了錢的若干短處，其中最要命的是少年得志，目中無人。另外，沈對翁文灝的印象是「學問、道德、操守，在在令人尊重，只是他有一個缺點，即氣度狹窄，疑心病很重」（參見《沈怡自述》第188-189頁，台灣傳記文學社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出版）
張慰慈既是胡適的好友，又是著名的政治學家。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在資源委員會擔任購置室主任，因為不滿意錢昌照的作風而想辭職。所以他在1938年底寫信對胡適說：
在所謂抗戰時期，決不是我們講建設的時候，因為所謂廠礦決非立時立刻可以辦得起來，等到辦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盡棄，白費金錢？但乙藜（錢昌照字）先生一類人物只曉得海闊天空，亂吹亂唱，今天辦這樣，明天辦那樣，至於怎樣去辦，辦了以後又有怎樣影響，他們毫不計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處的廠礦就拆的拆，搬的搬，毀的毀，不曉得白費了多少金錢。可是經過了這樣的教訓以後，他們還是不能覺悟，照樣的要買這樣，買那樣，還是大刀闊斧的去干。但我卻不願意把有用的金錢由我的手裏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個題目，打了幾個電報向資源委員會辭職。（《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92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他還說：「詠霓是一個極好的好人，但膽子太小，氣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為。我想他對於資源委員會的事務，很不滿意，不過他沒有辦法，只得聽之而已。」（同上）
六、背負惡名
1944年，翁文灝的次子翁心翰在駕駛飛機襲擊日軍時不幸犧牲。《大公報》就此事對翁文灝作了專訪，翁說：「本來作戰就是危險的，報國心切的人，在作戰時死的機會更多。」該報認為「這偉大的父親用大義驅除了『喪子之痛』的悲哀。」（《翁文灝年譜》第310頁）
1945年5月，翁文灝被推舉為行政院副院長、國民政府委員，1947年4月他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再度擔任資源委員會領導職務。他這次返回資源委員會，大概與傅斯年炮轟宋子文以及錢昌照的辭職有關。
1947年1月，著名學者傅斯年在《世紀評論》和《觀察》連續發表文章，炮轟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污。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着，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着，荒唐着，僵凍着，腐敗着。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觀察》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傅斯年還說：宋子文「有時仿佛像是有政策的」，但「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因此他所謂國營，不過是「宋營」。在這種情況下，資源委員會所屬各單位又都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因此他所謂國營，不過「是『國賠』而已」（同上）。
對於翁文灝和錢昌照，胡適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話作過如下評論：
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包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第二三七四頁，台灣經聯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版）
七、上台下野
1948年6月，翁文灝應蔣介石之邀，出任政府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對於這件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寫道：「翁被承認在經濟事務和個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但他沒有力量，沒有私人追隨者。……我們認為，翁將發現他本人處於不愉快的地位，在固執己見、剛愎自用的委員長和難以對付的立法院之間，他將無可奈何。」（《翁文灝年譜》第334頁）
上任之後，翁文灝推出由金圓卷取代法幣的金融改革方案，試圖以行政手段控制物價，結果釀成大亂，從而使他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這一年年底，中共公佈戰犯名單，翁文灝名列其中。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以後，翁文灝應代總統李宗仁之邀，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同年5月，李宗仁與中共和談失敗，眼看大勢已去，改朝換代不可避免，翁文灝辭去秘書長職務避居香港。隨後，在中共宣傳的影響下，他寫信與長子翁心源聯繫，打聽返回大陸的可能性。
翁心源是著名的石油管道運輸專家，當時任上海石油公司工程室主任。由於該公司已經被中共接管，所以他把父親的願望通過軍代表向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等人作了匯報。就在這時，陳誠也從台灣發來電報，邀請翁文灝前去「襄理政務」。據說是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翁文灝沒有答應，而是前往法國避難。這一年，他正好60周歲，已經是一位花甲老人了
八、晚年境遇
到了法國以後，他通過老朋友邵力之和老部下孫越琦繼續打聽返回北京的可能性。周恩來得知此事以後表示歡迎，並希望他途經蘇聯回國，但他還是選擇從香港入境。翁文灝作如此選擇，不知是不是接受了馮玉祥在蘇聯境內遇難的教訓。
1951年3月初，翁文灝經香港、澳門回到北京的消息，在國際社會激起巨大波瀾，這件事被視為中共統戰工作的一大勝利。隨後，有關部門給他送來一大堆毛澤東著作，讓他通過學習，深刻認識自己的「罪惡」。對於這種說法翁文灝無法接受，他認為自己只是犯了「錯誤」。經過一段學習，特別是參閱了馮友蘭、王芸生、費孝通、吳晗等人的檢討，他以《反省以往錯誤回到人民中間》為題，寫了12000字的文章進行檢討。但是有關方面拒絕接受。又經過5個多月的反反覆覆，翁文灝才以「向人民請罪」的態度，勉強通過統戰部門的審查。
1953年底和1954年初北京市選舉人民代表的時候，翁文灝收到一張選民證。但是沒過多久，街道幹部又收走了這張選民證，這意味着翁文灝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他到處申訴，最後北京市委負責人劉仁派人對他說：「翁文灝於1948年列入戰犯，歸國情況與傅作義、程潛有所不同……不能給予選舉權。」（《翁文灝年譜》第374頁）
1954年，他的文章《沉痛追溯我的反動罪狀》同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等報刊發表。這一年，他還被安排發表對台廣播講話，號召去了台灣的人要當機立斷，棄暗投明。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考驗，翁文灝終於在這一年年底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並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
1957年整風運動期間，翁文灝發現「風氣已大變，鳴放之風已根本停止」，遂保持沉默，不再發表意見（同上，第386頁）。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已經是77歲高齡。紅衛兵抄家批鬥，讓他難以承受。無奈之下，兒子翁心源只好向總理辦公室求救。隨後，翁心源本人也無法自保，於1970年在湖北潛江石油部五七幹校時，因難以忍受無休止的批鬥而溺水身亡。面對如此慘痛的人間悲劇，翁文灝再也無法承受，於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早在30年代初，著名的《東方》雜誌曾以《夢想的中國》和《夢想的個人生活》為題，組織了一次大型徵文活動。胡適在談到《夢想的中國》時頗富想像力地寫道：「話說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公元1968）的雙十節，是那位八十歲大總統翁文灝先生就職二十年的紀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資格參預那盛大的祝典，聽翁大總統的演說，題目是《二十年的回顧》」。
令人遺憾的不僅是胡適未能活到那一天，更重要的是到了1968年的時候，這位曾經令人尊敬的80老翁，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忍受着生不如死的煎熬。
翁文灝去世以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他的骨灰「可以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內」（同上，第401頁）。但是家屬堅決不同意這樣做，所以他們最終選擇了北京的萬安公墓。
（該文收入拙著《賽先生在中國——18位著名科學的人生側影》，這本書經羅人智先生編輯，於2017年10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2020-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