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庫斯首次發佈的要求捐款的Instagram帖子。來源：Instagram截圖
華盛頓郵報的喬恩·斯溫的報道，調查了一個通過眾籌幫助阿富汗難民撤離的民間行動。其中發現，儘管這個行動在很短的時間內，依靠網紅的影響力籌集了超過700萬美元，但其中許多款項並沒有被有效地用於撤離阿富汗人民，反映出了類似眾籌項目中的風險，以及當地情況的複雜性。
8月17日，在Instagram上以「Quentin Quarantino 」發帖的網紅湯米·馬庫斯（Tommy Marcus）請求他的69萬名粉絲，幫忙資助逃離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平民的撤離航班。
捐款蜂擁而至。55萬美元的目標（馬庫斯說這一數額將支付兩個航班的費用，並拯救至少300人）在短短80分鐘內就籌到了。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裏，籌款總額超過了720萬美元，這個數字讓馬庫斯和與他合作的非營利組織領導人感到震驚，他們稱之為「飛離行動」（Operation Flyaway）。
馬庫斯在活動啟動後在飛離行動的GoFundMe眾籌頁面上寫道：「我們想說清楚：所籌集的每一分錢都將用於支付航班費用，或通過各種非營利組織支持這些人。」
他承諾，這項行動「將運行航班，直到他們告訴我們不能再運行。」
然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發現，沒有任何阿富汗人乘坐「飛離」的包機撤離。調查發現，飛離行動在被取消的航班上花費了330萬美元，而它還沒有收到退款。組織者正在努力重新安排這些航班。
在某些情況下，飛離行動幫助支付了其他團體組織的航班，或借錢使航班得以成行。在其他情況下，飛離說它幫助阿富汗人到達機場。儘管26歲的馬庫斯說飛離行動幫助了數百人撤離，但組織者承認，其中大多數人是乘坐由美國納稅人或其他組織支付的航班離開的。
短期病毒式籌款活動是一種越來越常見的慈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一個快速組建的團隊，通常在社交媒體網紅的幫助下，通過GoFundMe和類似眾籌網站，在數小時內就能籌集到一筆資金。
由於許多這樣的行動不會成立非營利組織，像飛離行動這樣的團體不需要公佈詳細的活動稅務記錄。他們也不需要遵守管理非營利組織的準則，這意味着他們的活動，儘管往往是善意的，幾乎沒有受到審查。捐贈者往往無法得知他們的錢是怎麼花的。
當阿富汗落入塔利班之手時，具有不同程度的專業知識的平民和非營利組織，為幫助阿富汗人的努力往往非常混亂，實際上美國政府本身也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毫無準備。
8月，馬庫斯說，如果不儘快撤離平民，「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無法熬過這個月」。馬庫斯說，如果籌集到足夠的資金，飛離行動將運行多個航班離開喀布爾，「每籌集到1500美元就代表着其中一架飛機的一個座位」。
根據飛離行動提供給《郵報》的數字，在飛行和地面行動上總共花費了520多萬美元，並且已經拯救或幫助拯救了435名阿富汗人。其中最大的一筆資金，即280萬美元，支付給了一個由新西蘭商人領導的包機公司，根據法庭記錄，此商人最近因涉嫌在與阿富汗無關的事務中進行欺詐而受到美國當局的調查。
飛離行動很早就承諾，將任何多餘的資金捐給位於華盛頓的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IWMF），這個基金會因此獲得了120萬美元。
8月25日，馬庫斯公開描述飛離行動的努力是一個「奇蹟」。然而，兩天後，在飛離行動的領導人和聯盟宣傳團體之間的一次激烈的電話會議上，馬庫斯說他對這項行動「失去了信心」，因為它在把平民和飛機送到喀布爾的機場方面遇到了困難。
馬庫斯抱怨說，根據他收到的錯誤信息，他無意中「分享了假新聞」，發佈了一張阿富汗女性機械人開發小組的照片，但實際上這個小組已被他人救出的。
馬庫斯電話錄音中說。「我看到的都是失敗，」後來又說，「我得到的都是謊言。」
一位參與者在電話中抽泣，其他人一直打斷對方，加州的活動人士阿扎德·加法里多次向飛離組織者大喊「不要再花錢了」，馬庫斯和其他飛離行動領導人的律師後來給加法里發了一封終止禁令，要求她停止指責他們對資金的處理不當。
在25分鐘的採訪中，馬庫斯說，飛離撤離平民的工作正在進行，並補充說：「我只知道我們正在與公司合作，要麼飛機起飛，要麼退款。」
他說，到目前為止的結果證明了他們的努力是正確的。馬庫斯說，「人們因為飛離行動而活了下來，因此，無論圍繞它的情況多麼混亂，都沒有遺憾。」
飛離行動向華盛頓郵報提供了一份經過嚴格篩除的300人名單，據說它已經幫助他們登上了由他人資助的航班。它還提供了三名飛離幫助撤離人員的聯繫信息，他們確認自己是飛離行動幫助離開該國的阿富汗人。
其中一位曾是美軍的翻譯，因為擔心家人的安全而不願透露姓名，他說飛離「非常努力，為拯救我和我的家人盡了全力。」
飛離行動的開始
飛離行動的想法並不是從馬庫斯開始的，而是由曾因在阿富汗服役而被授予銀星勳章的退役陸軍少校謝菲爾德·福特（Sheffield Ford），和前陸軍預備役軍官兼電視製作人卡倫·卡夫（Karen Kraft）在8月14日的一通電話中產生的。
福特是位於北卡羅來納州費耶特維爾的安全承包商Raven Advisory的行政總裁，卡夫是位於洛杉磯的網絡非營利組織「媒體和娛樂業退伍軍人（VME）」的主席。
福特說，隨着塔利班逼近首都，美軍準備在8月31日撤離阿富汗，兩人渴望幫助阿富汗的平民。他說，由於擔心傳統的籌款方式過於緩慢，他們與馬庫斯取得了聯繫，馬庫斯曾說過他希望支持阿富汗的救援工作。
馬庫斯曾在密歇根大學學習，他因為學習成績和在家鄉新澤西州特納弗利的一家鄉村俱樂部擔任高爾夫球童的經歷，而獲得了學校的獎學金。在大學期間，馬庫斯和一個朋友創建了一家初創公司，為校園裏的學生提供雜貨。他說，他於2017年離開學校，還差一門課就畢業了，馬庫斯後來在疫情期間通過發佈表情包和笑話建立了一個網上粉絲群。他有時利用這個平台為自由主義事業籌集資金。
馬庫斯說，在他加入時，飛離的撤離計劃已經「萬事俱備」。他說，福特和卡夫是業務的領導人。福特和卡夫說，他們的組織是自願提供時間和資源，他們並沒有因為這個行動而得到報酬。
福特說，Raven Advisory由一名退役的中央情報局官員於2013年創立，向公司和執法部門出售培訓和安全服務。它有51名員工。而VME成立於2012年，由它所說的「全志願團隊」管理。加州的州政府記錄顯示，從2014年到2019年，它的平均年收入為14.4萬美元。
馬庫斯於8月17日在網上發佈了飛離的消息，一天後，絕望的阿富汗人被拍到緊緊抱住一架離開喀布爾的美國軍用飛機。馬庫斯說，行動旨在拯救可能被塔利班視為「高價值目標」的人，包括人權律師、LGBTQ活動人士和曾協助美國20年戰爭努力的阿富汗翻譯人員。
一名Raven員工在上個月的電話會議上告訴合作夥伴，飛離的「地面促進團隊」由三名 「操作員」組成，他們是阿富汗專家，還有兩名經驗豐富的語言學家。根據飛離提供給華盛頓郵報的一份預算文件，飛離已經向包括德克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的安全承包商在內的公司支付了44萬美元的地面支持費用。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裏，飛離行動的領導人向他們希望能接受撤離人員的外國官員發送了談話要點。文件中稱，飛離行動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批准，並準備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當局協調，將多達2000名阿富汗人撤離到阿聯酋。
這份文件說，飛離已經從東歐承包了兩架麥道DC-9飛機，並讓機組人員待命。
GoFundMe建議飛離與一個成熟的非營利組織合作，而飛離選擇了IWMF。他們一起帶來了經驗豐富的活動人士，包括阿富汗婦女使命組織的聯合主任加法里和洛杉磯諮詢公司Hospitality for Humanity的聯合創始人賈斯敏·科佐伊-穆弗拉德。他們建議的撤離人員，以及馬庫斯在網上公佈的電郵地址里收到的名單，都被編入了飛離的待撤主名單，福特說最終有超過5000人。
障礙越來越多
然後，據與飛離行動接觸過的，四個進行潛在撤離工作的人士說，進展似乎很慢。他們說，飛離的領導人一直沒有回應來自非營利性合作夥伴和公眾的一些電子郵件，而寶貴的時間卻在一天天過去。
科佐伊-穆弗拉德在接受採訪時說：「缺乏持續的溝通。」
福特說話，在那個時期，發給飛離的電子郵件數量「幾乎無法管理」。
一位負責處理公眾諮詢的飛離工作人員說，快被業務淹沒了：「我感到不堪重負，有數以千計的請求，沒有辦法對所有的請求作出回應。我儘可能地做了很多，但還是不夠。」
福特告訴華盛頓郵報，事實證明，飛離說在歐洲待命的兩架飛機沒有保險，無法飛往阿富汗。這項安排在它們沒有起飛的情況下就失敗了。由更有經驗的非營利組織和公司領導的私人包機行動，也都遭遇了類似的挫折。
另外，根據預算文件、採訪和電話錄音顯示，更麻煩的問題是飛離無法立即獲得它所籌集的資金，因為GoFundMe還沒有發放這些資金。
8月23日，根據一張發票、電子郵件和一位參與行動的人的說法，IWMF曾告訴飛離，經過它自己追查的線索，它已經排定了兩架從喀布爾起飛的航班，將花費160萬美元。但由於沒有錢，這個機會就這樣溜走了。
IWMF執行董事埃莉薩·萊斯·穆尼奧斯在隨後幾天與其他組織者的Signal聊天群中說：「我們有兩架飛機，但他們沒給我們錢。」
GoFundMe發言人利·雷曼拒絕討論資金發放給飛離的具體細節，但她說GoFundMe（一家營利性公司），審查了所有與阿富汗有關的籌款活動，以保護捐贈者和組織者。雷曼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和快速的援助。」
一位熟悉這一安排的人士說，大約在這個時候，在阿富汗有深厚經驗的薩亞拉國際組織獲得了一架飛機並計劃從喀布爾機場起飛。然而，這位人士說，薩亞拉急需54.5萬美元，以與它在其他地方找到的50萬美元結合起來。薩亞拉了解到飛離行動的籌款活動並與之取得了聯繫。
這兩個團體達成了一項協議。這位知情人士說，飛離將幫助支付航班費用，而薩亞拉自己有一隊待撤離人員在到達機場前返回了，因為飛離聲稱已經有200人在機場內等待着這架飛機。
由於GoFundMe的資金沒有到位，而薩亞拉又向飛離催促電匯，前臉書高管布蘭迪·巴克在看到飛離的努力後介入了。據三位參與行動的人說，她向飛離借出了54.5萬美元。飛離後來償還了她。巴克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證實了這一安排，並稱飛離的領導人是「真正的英雄」。
知情人士表示，令薩亞拉失望的是，飛離的待撤離人員並沒有出現，他說：「那200人沒有在機場。」
據媒體報道和一位熟悉飛行細節的人說，飛機於8月24日起飛，機上只有51名撤離人員。近300個座位是空的，而數百人卻擠在喀布爾機場外。據有關人士說，外面有一些人是飛離名單上的人，他們被告知要提前前往機場，但卻無法通過。
到目前為止，它給薩亞拉的54.5萬美元是飛離直接用於撤離阿富汗人的包機的唯一資金。它還借給薩亞拉90萬美元用於其他兩個航班，其中一個已經離開阿富汗。
飛離項目的一位發言人說，這次行動有更多的平民在機場的另一個邊，他們無法在飛機出發前趕到機場。其他撤離工作，也遇到了類似的挑戰。
福特承認，飛離在某些情況下「未能讓人們通過機場大門」。他說：「我們關注的是拯救生命的機會窗口」。
取消的航班
在美國定於8月31日撤軍的前幾天，壓力是巨大的。馬庫斯告訴從事這項工作的其他人，有數百人在網上給他發信息，要求了解捐款的使用情況。
馬庫斯在8月25日晚間公開宣佈，已經包了幾個航班，以此來回應這些批評者。發票顯示，GoFundMe的資金已經發放，Raven已經簽署了從喀布爾到阿爾巴尼亞地拉那的航班協議。
飛離向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的全球供應和物流公司（Global Supply and Logistics）支付了100萬美元，購買了兩個航班：一個有170個座位，另一個有162個座位，它們將在隨後的四天內抵達喀布爾。但這兩架飛機從未抵達喀布爾。
飛離行動說，這100萬美元後來由全球供應公司退還。
福特說，飛離安排航班的努力，在試圖獲得美國當局和阿富汗難民登陸目的地國家的許可方面遇到了障礙。他說：「整個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目的地。」
他的回答也說出了許多其他尋求從阿富汗撤離人員的團體的難處。
福特說，包機運營商不需要退還被取消的航班所花費的錢，但他說未來的航班中可能會為飛離提供位置。他說：「我們正在與非政府組織討論如何繼續使用這些飛機來幫助阿富汗人。」
在這些合同中，還有一筆51.3萬美元的交易，是與總部設在杜拜的Mayfair Jets公司合作的航班。它也被取消了。Mayfair公司的老闆艾哈邁德·馬哈茂德在接受採訪時說，17萬美元已被用於保險，無法退還，但如果合同沒有履行，他希望與飛離行動達成協議。
發票顯示，在其最大的合同中，飛離行動向貝弗利山的Kiwijet公司匯入了284萬美元，用於一架280座的波音767飛機的四次飛行。KiwiJet公司的網站和公司備案文件沒有說明誰擁有或經營這家公司。但2020年7月提交給洛杉磯聯邦法院的一份搜查令申請稱，新西蘭商人尼古拉斯·斯蒂爾以Kiwijet的名義開設了銀行賬戶，並發送電子郵件表明自己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總裁和行政總裁。
斯蒂爾的律師埃里克·本薩莫坎說，Kiwijet公司「正在等待飛離行動的批准，但飛機和飛行員已經準備好出發，Kiwijet公司預計很快就會出發。」
搜查令申請說中，斯蒂爾以前經營一家名為斯蒂爾航空的公司，因涉嫌電信詐騙、身份欺詐和其他罪行，正在接受洛杉磯聯邦檢察官和美國運輸部監察長辦公室的調查。該辦公室的一名特工在一份27頁的宣誓書中稱，斯蒂爾在收到付款後取消了一個航班，並製造了一個假的電匯記錄，從而騙取了其他航空公司超過15.4萬美元的資金。據申請書稱，他還涉嫌使用虛假的社會安全號開設銀行賬戶，並進行無證飛行。
根據法庭文件，調查人員搜查了斯蒂爾的家，查獲了包括22部手機在內的設備。一名法官在4月份給予調查人員更多的時間來檢查斯蒂爾的設備，這一命令是此次事件的最後一次公開更新。監察長辦公室拒絕對一位發言人所說的「正在進行的調查事項」發表評論。
2018年3月，洛杉磯的一名州法官命令斯蒂爾和他的妻子莉莉婭·斯捷潘諾娃（一位出生於蘇聯的柔術師，曾在《美國達人秀》上亮相），向一位起訴他們的前商業夥伴支付720萬美元。法官以多項罪名對斯蒂爾和他的妻子作出裁決，認定斯蒂爾通過虛假承諾分享未來利潤，欺詐性地誘使該合伙人進行投資。斯蒂爾和他的妻子在6個月後宣佈破產。
目前，Kiwijet公司和尼古拉斯·斯蒂爾被兩名客戶和一名貸款人起訴，他們聲稱總共被欠了31.8萬美元。斯蒂爾和Kiwijet沒有對這些在加州和佛羅里達州提起的訴訟作出回應。2017年至2019年期間，聯邦航空管理局兩次撤銷了斯蒂爾的飛行員證書，並對斯蒂爾航空公司處以130萬美元的罰款，因為他涉嫌進行了數十次未經授權的飛行。
在2013年8月的一次取證中，斯蒂爾說他以前叫米爾頓·克羅斯，但改了名字。他在證詞中說，他還曾使用過尼古拉斯·弗里曼這個名字。1999年，斯蒂爾因從租車公司赫茲偷竊汽車而被定罪，在加州監獄服刑8個月。法庭記錄顯示，斯蒂爾在用欺詐性信用卡號碼租車後約六周，被發現駕駛該車超速行駛。他還承認在偷車案緩刑期間從一家商店偷竊了價值400美元的物品。
福特說，他並不擔心Kiwijet或斯蒂爾的背景。福特說，Kiwijet是由一個值得信賴的承包商推薦的，福特拒絕透露其身份。
挫折感暴發
8月26日，在喀布爾發生自殺式爆炸事件後，包括13名美軍在內的數十人喪生，飛離的領導人和與其結盟的非營利組織舉行了一次長約一小時的電話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積累下來的挫折感暴發了。
福特抱怨說，阿富汗人過早地到達機場門口，並向官員引用他的名字。VME的通訊主管麗貝卡·穆爾加是一名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前陸軍上尉，她命令非營利組織不要讓他們的撤離人員「淹沒」機場大門，或放慢速度，「以免我們開始讓人們陷入危險。」
加法里憤怒地反駁說，活動家們把撤離人員送到登機口，只是因為飛離告訴他們這樣做。IWMF的利斯·穆尼奧斯說，Raven公司沒有傳達將阿富汗人送到機場的計劃和程序，稱這是「大家的一大痛點」。
借給飛離行動資金的前臉書高管巴克警告說，飛離行動將受到越來越多的審查。巴克在電話中說：「隨着地面上發生的事情越來越少，人們的目光會馬上回到這個組織，他們會詳細詢問這700萬美元到底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在持續約75分鐘的激烈電話會議上，馬庫斯發表了關於分享假新聞的言論，雙方的爭論愈加激烈。馬庫斯說，他把機械人團隊的照片發到Instagram上，照片是薩亞拉給他的，而且其他飛離的領導人也鼓勵他分享。他說，他誤以為這個團隊是在飛離的努力下獲救的，在意識到錯誤後，他很快刪除了這個帖子。
關於撤離機械人開發團隊的責任的不同說法已經受到了多方質疑。團隊的一名律師最近向一名俄克拉荷馬州的婦女發出了一封終止禁令，告訴她不要再為女孩們逃離喀布爾而邀功，並警告說她在媒體上的多次出現會危及他們組織在阿富汗的剩餘成員。
在8月27日的電話會議上，Raven公司代表喬丹·布萊克說，公司現在預計喀布爾機場在未來24至36小時內將成為「一個站不住腳的選擇」，會危及到飛離已簽約的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航班。
參與者們互相指責。馬庫斯讓穆爾加「安靜」，加法里則要求領導人停止花錢包機。加法里要求提供飛行合同和發票的副本，以便她的律師能夠努力收回已經花費的錢。
卡夫說：「每一張該死的廢紙你都會拿到的，還有你的律師。」她的VME同事和同為退伍軍人的穆爾加抽泣着說：「自從這筆錢被籌到後，這裏的民間組織就一直在爭奪這筆錢，這讓我感到噁心。」
其中一些活動人士說他們在電話中被禁止說話，他們在Signal的聊天群中作出了反應。
利斯·穆尼奧斯說：「太過分了。」
加法里說：「這是情感勒索。」
一位曾獲勳章的IWMF安全顧問告訴穆爾加，她並不代表所有退伍軍人。這位顧問寫道：「為你的錯誤承擔起責任。」
穆爾加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證實，她曾被有關支出的討論所激怒，並對飛離面臨的許多障礙感到沮喪。穆爾加說，「整個經歷觸發了我對戰爭的憤怒，」她補充說，飛離行動的領導人 「在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況下，已經盡力了」。
卡夫拒絕對錄音發表評論，但她說飛離在眾多挑戰中取得了「令人謙卑的成功。」
卡夫表示，「這是一個複雜的、往往是混亂的、有時是令人沮喪的、非常疲憊的五個星期，在這五個星期里，我們都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了這個拯救他人的使命。」
通話結束後，活動人士們投票要求飛離立即將其所有資金轉給IWMF。電子郵件顯示，飛離在當天晚些時候同意將70萬美元轉給IWMF，此外，它還同意將未來從GoFundMe籌到的捐款轉給IWMF而不是Raven。
8月29日，馬庫斯關閉了飛離的GoFundMe頁面，不再接受新的捐贈者。
第二天晚上，代表飛離領導人的律師向加法里發出了一封終止禁令，要求她停止繼續做出「虛假和誹謗性指控」，稱飛離在為不存在的航班募捐。
儘管上個月人們感受到了在塔利班接管之前撤離的緊迫性，但飛離最近還是協助了兩次這樣的工作。飛離說，它提供了交通、住宿和其他支持，幫助57人登上了由阿拉斯加一家國防承包商安排的400人航班，航班於9月17日在卡塔爾的多哈降落。
飛離行動還為27人提供了類似的支持，他們乘坐的薩亞拉的航班有398名乘客，部分資金來自飛離行動的90萬美元貸款，於9月21日抵達多哈。
在採訪中，馬庫斯說他仍然相信「一切都會有好的結果」，更多的阿富汗人將得到幫助。
馬庫斯說：「顯然，現在還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救出很多人，這讓人感到沮喪。」
但他說：「你怎麼能給我們所救的人貼上一個價格標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