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舊址，時為廬山人民劇院
前言
1959年的廬山會議，已經過去30多年了。
廬山之變影響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至深且巨，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從此升級，引入黨內，直到中央領導層，終於導致十年動亂的到來。
1980年秋，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關於廬山會議，我曾作過一個較長的發言（《簡報》刊出兩萬餘字）。當時就有中央領導同志催我，將這段史實儘快詳細寫出，否則，許多真相後代難以弄清。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自己也覺得義不容辭。但由於工作繁忙及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動筆。現在利用在青島消夏的時間，將已經收集和整理過的資料編寫出來。
所寫的是回憶錄，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主，同時也記錄了許多史料，尤其是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當年並無錄音或正式記錄（如兩次常委會的批彭紀實是我記錄的），為傳信存真，考慮再三，還是儘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來，以供黨史研究者參考（這對於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研究，也是很有用處的）。一般讀來或嫌繁瑣、枯燥，這也是難以兩全，無可奈何之事。
由於人為限制、保密制度和種種清規戒律，當代歷史包括黨史的研究，還沒有真正進入繁榮時期，離自由討論、科學探索也還很有距離。我這篇史料性的東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資料，其實在十年動亂中已由紅衛兵散播開來，國外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一直在利用，應該說不再具有機密的性質了。我現在不能說自己所記的一定全部準確無誤，但我還相信自己的記憶力和判斷力，一生在寫作方面也是一個謹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負責的。
如果有錯誤或不準確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廬山會議雖然是當代至關重要的一段史實，牽涉到許多「敏感」的人事，但畢竟過去30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評說」的時候了。我們許多老同志尤其紅軍老同志，寫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這是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遺產。
我們的黨史上有許多有爭議之事，待做正確結論；不論怎樣，直接或間接的當事人，將它寫出來，儘管不完善甚或有錯誤，我總覺得寫出比不寫出好。否則，人亡事滅，說不定歷史會留下空白點或竟成為千古之謎。因此，史學界所謂要「搶救活資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廬山時，我親自聽到彭德懷說過，「我一生不留筆記與文件」。但為了要澄清對自己多年沉重的種種歷史誤解（「三七開」，執行立三路線，打長沙，打贛州，會理會議，軍分會指示，二次王明路線，百團大戰，高饒事件，廬山會議等），他終於在待罪閒居時，寫了《八萬言書》以為申訴；在傷殘囚居時，又如實「交代」了自己一生經歷。這就是我們現在何等幸運地讀到的《彭德懷自述》。
作為當事人，我提供了這樣一份史料性東西，自己也覺得是了卻了一件多年來的心事。
再說一句：我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引論——廬山會議的由來
回顧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就不能不想起在這前後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全民辦水利、全民辦鋼鐵等幾十個全民大辦，以及神話般的農業高產衛星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運動；以一大二公、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徵的人民公社化，在極短時間內席捲神州大地。但也同樣在極短時間內暴露出它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導致巨大的經濟損失。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上海會議的半年中，不斷糾正這些「左」的做法之後，為了進一步糾「左」，克服混亂現象，以便繼續鼓勁，繼續躍進，才又舉行廬山會議。可是，當彭德懷、張聞天等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根源有所批評時，毛澤東就立即將會議的方向扭轉過來，要打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要動員全黨、全民保衛「三面紅旗」了。
三面紅旗當然不是突然出現的，有其必然發生的歷史過程。新中國成立後，為進人社會主義，毛澤東原來設想的近期目標是15年實現國家工業化和三大改造；至於要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則認為需要50年時間。周恩來也說過，中國工業化是10年、20年的問題，欲速則不達，必須穩步前進。但是從1955年下半年批評農業合作化的「小腳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