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軍1968年入侵捷克第一天遭遇的抗議人群。
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直到今天，原蘇聯陣營的共產黨國家似乎都擺脫了共產黨政權，但是，它們的民主化成功了嗎？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只要擺脫了共產黨統治，每個國家就理所當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歷史告訴我們的卻是另外一組故事。事實上，民主化的表面形式並不能保障民主轉型的成功，俄國就是個典型。然而，中歐地區的幾個國家卻取得了民主化的成功，它們的秘訣是什麼？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對許多希望中國民主化的人來說，這幾個秘訣還非常陌生。
一、蘇聯東歐地區民主化成功的只是少數
原共產黨國家當中，民主轉型最成功、民主制度最鞏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這四個國家；而俄國則是這幾個中歐國家的反面樣板，普京的個人威權已經改變了俄國民主化的軌跡，把俄國政治制度改造成徒有其表的「民主」國家。俄國的反對黨領袖和獨立媒體的著名記者會被特務機構暗殺或監控；政府操控政黨及媒體、鉗制言論自由的做法，使今天俄國的政治自由甚至還不如戈爾巴喬夫時期。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當中，除了波羅的海三國之外，其它國家與俄國都差不太多，巴爾幹地區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也大致如此。如果說，中歐國家的成功民主化算是「中歐模式」，那麼，俄國及原東歐紅色陣營的多數國家大體上都可歸入「俄國模式」。
如今在西方社會裏，由於左派意識形態的影響，人們自帶「眼罩」，不願意再面對俄國模式的種種弊端，於是「俄國模式」就無人再關注分析。而「中歐模式」本身的成功，其實帶有對西方國家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否定，自然也引不起左傾化的西方社會的熱烈讚揚。
對關注中國未來政治前景的華人來說，「俄國模式」並非他們嚮往的目標，而「中歐模式」又非常陌生，這就很容易引起某種認識上的迷芒。同樣值得警惕的是，「俄國模式」在前共產黨國家大行其道，其實破解了一些人對民主化過程的學究型認知；他們一直以為，只要有了憲政和三權分立，民主制度會自然地得到鞏固。之所以說，這樣的認知是學究型的，是因為它簡單照抄西方國家關於民主制度的研究，而忽視了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的核心問題。
二、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是否成功的第一個秘訣：老權貴是否復歸
在西方社會科學界，真正弄懂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秘訣的研究者其實寥寥無幾，多數人不過是照搬西方教科書去簡單解釋原共產黨國家轉型所發生的一切。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標準，可以用來判斷西方研究者是否懂得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的秘訣：他是否明白價值觀對制度轉型的關鍵作用。如果一個西方研究者只知道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那他對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的認識僅僅觸及皮毛。
原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中，新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及其政策要由選民通過投票來選擇他們信任的政治人物來設計和執行，主導選民投票意向的就是人們頭腦中的價值觀。選民的價值觀，左右着他們對新制度和新政策的偏好。而原共產黨國家民眾的價值觀當然與非共產黨國家的民眾截然不同，因為他們曾經長期生活在一個被剝奪了私有經濟和個人自由的社會裏。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曾被共產黨意識形態長期洗腦，很多人在前共產黨時代形成的價值觀已經被改造成紅色價值觀了，而這種舊的價值觀很容易引導民眾在轉型時期投票選擇舊制度的產物，即原來的紅色精英。
在共產黨國家研究中，談到「黨國精英」時經常使用一個源自俄語的專用詞nomenklatura，其俄文原意是「歸屬共產黨組織部門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幹部」，是蘇共組織部的專用詞彙。中國人不難理解它的意思，在中共黨政機關里，nomenklatura與沒有多少升遷機會的普通文員之間，前途和地位也天差地別。前者通歸黨的各級組織部門管理，後者則歸人事部門管理。
「黨國精英」是否在轉型期間復歸，如果只從民主化和市場化的邏輯去理解，似乎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換言之，「黨國精英」復歸，只要在選舉和三權分立的表面架構之下，在西方學者心目中，並無不可。而歷史事實也表明，民主化和市場化既可能造成老權貴復歸，也可能導致老權貴出局。可是，就在這個差別之間，隱藏着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是否成功的第一個秘訣。
三、誰成為轉型期的精英？
在原共產黨國家，誰可能成為轉型期的精英？大致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是新精英中舊面孔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另一種是，轉型期間往往是老的紅色權貴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精英。在所有轉型國家當中，只有中歐四國呈現前一種結果；而所有其它國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現為後一種情況。
美國社會學家伊萬·撒列尼（Ivan Szelenyi）1970年代開始研究東歐國家改革時期精英的構成變化，他有預見地提出了「精英再生產理論」（筆者將它形象地稱為「老權貴復歸」）和「精英循環理論」（筆者稱之為「老權貴失落」）。
中歐四國雖然制度轉型比較成功，但在那些國家裏並未出現刻意整肅「老權貴」的政治運動或政治浪潮。中歐國家在轉型期內，左翼和右翼政黨曾輪替執政；也就是說，反對「老權貴」的右翼政黨和可能同情「老權貴」的左翼政黨都先後當選、執政。「老權貴」的淪落，主要是他們的社會形象一落千丈的自然結果。
撒列尼在他1998年出版的《形成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東歐國家的新統治精英》（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一書當中，介紹了他與研究夥伴在中歐國家所做的精英調查的結果。他發現，在中歐國家，許多「老權貴」在轉型期間無法再保留原來的社會地位，他們要麼選擇降職，要麼選擇提前退休。1993年，匈牙利33%的「黨國精英」退休了；而在波蘭，這一比例是27%。與此同時，新的精英當中，來自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相當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屆民主政府的成員，大多數是人文知識分子；而在轉型期仍然得到機會的老的「黨國精英」，則主要由技術專家型知識分子組成。
撒列尼把轉型時期中歐國家的精英構成與俄國的情況作了對比，他分析俄國、波蘭、匈牙利轉型期間老權貴的命運和新精英的階層背景後發現，轉型期間仍保留政治經濟精英地位的老權貴，在俄國是64%，而在波蘭和匈牙利則只有38%和20%；而從轉型時期新精英的背景來看，俄國的新精英里有51%屬於老權貴，波蘭的這個比例只有41%，而匈牙利是33%。
撒列尼的「老權貴復歸」和「老權貴失落」這兩個理論，刻畫出轉型期中歐各國精英構成變化的趨勢，但並未有效清晰地解釋，同樣是推行民主化和市場化，為什麼有些國家出現了「老權貴復歸」，而有的國家則發生了「老權貴失落」？答案在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的第二個成功秘訣，即社會轉型。
四、中歐模式為何得以成功？絕大多數西方學者不得要領
如果從西方政治學或經濟學教科書的概念出發來觀察，中歐四國的轉型過程看上去十分平常，似乎並沒什麼「特色」，而且看起來是各走各的道。若從它們的政治制度設計或經濟轉型措施來看，其實找不出什麼共同規律或特別值得總結的地方，當然更談不上什麼成功秘訣。
在經濟轉型方面，這4個國家當中，有的實行了震盪療法，有的沒這樣做（如匈牙利）；捷克的私有化步伐很大，波蘭則私有化的步幅並不大。在中歐國家，似乎不管是否採用震盪療法和快速私有化，最後的結果都差不多，轉型後的經濟制度並沒有明顯差別。在政治轉型方面，中歐四國的共同特點是，共產黨放棄統治後政治局面呈現前所未有的活躍而有序的局面，民主化穩步進展，通過競爭型選舉產生國會和總統，基本上未因政治對立而發生街頭衝突，政治局勢很少波動，更沒有倒退。
在中歐國家的政治舞台上，一方面出現了原紅色政權反對派的大聯合陣營；另一方面過去的共產黨內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黨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整合，最後形成了兩種新的政黨。第一種是民間原來的反對派力量集結而成的政黨，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公民民主黨、匈牙利的民主論壇。這些政黨並不見得必然是自由派或右翼政黨。例如，捷克的公民民主黨屬於中間派，不左不右；匈牙利的民主論壇立場偏右翼；而波蘭的團結工會則比較偏左翼。第二種新政黨是原共產黨解散後重新建立的、宣佈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黨，在波蘭和匈牙利，這樣的政黨在競選中亦曾勝選而執政。它們為了擺脫昔日共產黨留下的歷史包袱，洗刷過去的「紅色污點」，有時往往會選擇偏離左翼的政策。此外，一些原來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多黨合作」的非共政黨，如波蘭農民黨，也參與競選，並一度執政。中歐國家的議會選舉、政黨政治或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本身，並沒有什麼獨特的成功秘訣。
在多黨競爭的背景下，中歐各國並未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而是出現了政黨輪替現象，即選民先支持右翼政黨，然後改為支持左翼政黨，之後再轉而支持右翼政黨。在經濟轉型時期，這種現象表明，選民希望嘗試不同政黨的政策主張。但在中歐國家，政黨輪替並未阻斷經濟轉型過程，也未造成經濟政策的反覆變化。當然，它們的政治轉型中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政治領導人比較容易掌握議會民主與法治，但對堅持三權分立制度的運作往往經驗不足，或有意無意地用政治影響力干預司法和行政。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歐四國，官員或政治家的貪污腐化並未成為普遍現象；民主化過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強的社會約束，不敢大範圍和大規模地貪污腐敗，這是中歐國家可以誇耀的地方。
五、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是否成功的第二個秘訣：價值觀更新
中歐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迄今為止被世界上絕大多數觀察家們所忽視的，即政治、經濟、社會三重轉型的同步推進，而價值觀和道德層面的社會重建對校正政治、經濟轉型中可能發生的偏差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模仿西方國家，為轉型中的原共產黨國家設計一套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制度構架，並非難事；真正難的是，如何清理民眾頭腦中的紅色價值觀，這個過程筆者稱之為社會轉型。如果說，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必須要推進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三大任務，那麼，社會轉型是其中最難的。而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完全可以解釋轉型國家精英構成的變化規律；也可以說，社會轉型形塑了政治和經濟轉型，進而確定了老權貴的命運。
「中歐模式」與「俄國模式」的最大區別在於：「中歐模式」做到了政治、經濟、社會三重轉型同步進行；而俄國模式」只實行政治和經濟轉型，卻拒絕了社會轉型，於是產生了前述的負面結果。
轉型國家其實都面臨社會重建任務，要清理共產黨統治留下的精神遺產，重新形成一套與民主制度、自由經濟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共產黨政權下台後，中歐國家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異議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思想開明的原共產黨官員組成，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三個非常重要的社會重建口號，即「自我懺悔」、「靈魂淨化」和「犧牲」。這三個口號不僅僅針對前共產黨官員或黨員，而是面向全社會成員。這幾個口號提出來之後，得到了社會上相當廣泛的支持；這些口號的落實只靠民眾的自發響應，沒有任何制度上的強制。
所謂「自我懺悔」是指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曾配合共產黨維持它的統治，連個人的沉默也屬於默默的支持。在轉型時期，每個人要通過內心的反思和反省，認識到共產黨統治的錯誤何在。「淨化」指的是，懺悔之後人們要把思維中的共產黨價值觀和道德觀逐漸清除出去，達到靈魂的淨化。這是個人的思考過程，不是通過集體行動，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犧牲」主要是指社會成員在轉型期的行為選擇，為終結共產黨體制，個人有必要作出一些犧牲；與此同時，不應當在經濟轉型中維護自己共產黨時代的既得利益。
這三個口號的實施主要由異議知識分子通過媒體號召，依靠社會共識而產生效果。當整個社會的價值和道德觀念出現重要變化時，原國企工人很少提出保護自己經濟社會地位的訴求，原紅色精英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個人犧牲，比如提前退休。中歐國家轉型時期主流社會輿論的基調之一是「犧牲」，而非「一切向錢看」，社會各階層都不熱衷於從轉型中撈好處，重建民主社會和自由經濟成為社會成員的共同目標。
六、原共產黨國家制度轉型是否成功的第三個秘訣：解放紅色殖民地
中歐國家之所以能推行這三個口號，是因為它們紅色殖民地的歷史經歷。這些國家的紅色政權都是蘇聯佔領軍在二戰後培植起來的，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共產黨統治、傀儡政府和外國殖民統治幾乎劃上了等號，而清除共產黨的影響與民族獨立、國家獨立直接掛鈎。誰如果反對「淨化」、「懺悔」，就意味着他站在蘇聯的傀儡政權的立場上，會遭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唾棄。因此，一些由原共產黨成員組成的新政黨也堅決支持社會重建，誰反對社會重建，誰就會在社會上遭到孤立。因此，在中歐國家，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口號和解放紅色殖民地劃上了等號，原共產黨的殘餘勢力無法利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口號去贏得民眾的同情或支持。
也因此，在中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中，由於社會重建的影響，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不象在中國那樣成為紅色權貴的「盤中餐」，也不象在俄國那樣成為國企經理和員工的既得利益保衛戰，而是成為中歐四國特有的、恢復後共產黨時代國家經濟自主性的關鍵舉措。社會重建運動大大削弱了國企工人群體和企業管理者在私有化過程中捍衛自己既得利益的話語權，使他們很難為自己的利益而插手運作，結果中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較少出現「內部人操縱」或經理層貪腐問題。無論是經理還是工人，基本上都不能直接從私有化當中受益。
中歐模式其實並無深奧神秘之處，但在俄國和中國卻沒有仿效之可能。僅以俄國為例，為什麼「俄國模式」似乎是一條走不完的轉型路呢？1991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俄國走上轉型道路之時，沒人想到，20年後俄國居然又朝着原點回歸。俄國之所以陷入轉型陷阱，根本原因就是多數社會成員都逃避社會重建。
俄國民眾在共產黨下台之前曾強烈支持民主化，但他們同樣強烈地反對社會重建。當時雖然民眾和大多數蘇共黨員已能明辨政治制度的是與非，知道民主制度優於專制腐敗的制度，但他們並沒有中歐國家民眾那樣全面否定紅色歷史的精神準備。俄國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眾的大多數，把蘇聯制度的失敗推給被取締的蘇共，卻迴避中歐國家那樣的個人懺悔和靈魂淨化。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歐國家的社會重建是把紅色歷史、紅色文化作為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而清除的，清除共產黨統治的遺毒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這做起來比較容易；而在俄國，對紅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牽涉到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牽涉到對長輩、前輩社會聲望的否定，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雖然理智上俄羅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產黨下台，但情感上他們並不打算徹底清理共產黨的精神文化遺產。由此可見，在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國，清理共產黨的精神遺產不是一個單純地明確是非判斷的問題；即便是非已經明確，很多社會成員仍然拒絕從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紅色歷史和紅色精神遺產，結果社會重建就面臨重重障礙。
前車之鑑，為中國點出了轉型之難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