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和習近平的二次通話看似有些突然，但從當下形勢看，也是某種必然。說有些突然，是因為前不久傳出習近平有可能視訊出席G20會議，今年不會有「拜習會」；說某種必然，是因為之前舍曼和克里分別在天津與中方會談沒有取得成果，而美國10月又面臨聯邦債務違約問題，拜登現在面對很大的國內壓力，有必要管控美中關係，不使之繼續惡化下去。
從白宮關於首腦通話的文告和美方有關官員透露的信息看，拜登此次通話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雙方討論的重點是對雙邊競爭的負責任管控，確保競爭不會滑向衝突。
二是雙方的討論更多在戰略性的務虛層面，沒有觸及中方敏感的核心問題，這點同7月前的第一次首腦通話相比，顯得相當明顯。首次通話後，白宮文告將美方關注點一個一個標示出來，包括中方的脅迫性與不公平的經濟行為、香港、新疆、台灣、區域等，而這些問題都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中方非常在乎的，觸及中國的神經。拜登這次或許也談了這些問題，但白宮文告只說雙方進行了廣泛的戰略討論，包括雙方利益和價值觀一致與分歧的課題，表明拜登不想公開用這些問題刺激北京。
三是華盛頓覺察到之前和中方的官員會談，無論是3月的阿拉斯加會談，還是7月和8月的兩次天津會談，都沒有效果，在美方看來，中方只想利用會談做「大內宣」，不想和美方一起解決美國關心的實際問題，因此拜登認為有必要越過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員會談，而直接和習近平溝通，測試成效。
「拜習二話」美方對中國釋放的相對溫和信號，既讓外界感到詫異，同時也帶來某種期待：拜登是否想使美中關係破冰重啟，兩國目前糟糕的狀況有轉元向好空間嗎？這無疑也是中方的願望。習近平在通話中就援引宋代詩人陸游的詩句「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來告誡拜登，要後者拿出戰略膽識和政治魄力來。但這話也同時暗示拜登，中美關係變成現在這樣，責任在美方。
雖然拜登沒有說過要同中國搞對抗，而是用「激烈競爭」代替對抗，但事實上，第一次同習通話，白宮文告表現出的是一種對抗姿態。7個月後，白宮忽然變得有所緩和，這背後的原因，應該是拜登已經認識到，美中經過半年多的較量，按照目前態勢發展下去，雙方關係很可能會失控，由激烈的競爭或對抗滑向軍事衝突——不管是擦槍走火抑或誤判，而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領域大概率會是台海和南海。可是拜登尚未做好同中國打一仗的準備，他也不想在他的任期內和中國打仗。因為中國不是阿富汗這樣的小國，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和中國開戰——不論什麼原因——很可能就會是一場相當規模的戰爭，這肯定不符合拜登眼中的美國利益。因此在兩國關係上，他當下的首要職責，是「負責任地管控美中競爭」，避免戰事發生。
拜登意識到兩國戰爭的風險，並對競爭風險進行管控，對美中來說應該是好事。確實，若是任由兩國關係一路壞下去，兵戎相見就難避免。現在兩國在管控風險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雙方首腦至今只打了兩通電話和一個視訊，後者還是在多邊場合，可拜登和G20中的多數國家領導人都已經面對面見過，有些還見過多次，就連普京這位他眼中的「劊子手」都進行過雙邊的見面會談，唯獨同中共領導人只通話不見面，這雖有疫情因素，可也反映了兩國關係糟糕的現狀。首腦外交很多時候能夠起到一般事務性官員的外交起不到的特殊作用，而首腦外交面對面的會談又尤其重要。這是國際社會期待美中領導人今年最好能夠見上一面坐下來好好會談的原因。
不過，對這次通話能否打破兩國的外交僵局，評論家的看法並不一致。樂觀地說，在拜登的溫和姿態後，即使美國官員不再在公開場合宣示對抗調子，華盛頓也不大可能在一段時間內調整同中國的「競爭、合作、對抗」三部曲，從實力原則出發同中國打交道的對華政策。從拜登上台後半年多的情況來看，對抗顯然在對華三部曲中是主調。拜登政府全盤繼承了川普政府的抗中路線，同中國的對抗是全方位和系統性的，而競爭也是對抗的一部分，拜登對競爭設定的前提或者結果是美贏中輸，為此可以修改競爭的規則，也即對什麼是規則，由美國來定義。至於三部曲中的「合作」，只能處於末座。當然華盛頓不是不要同中國合作，此次拜習通話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涉及兩國在氣候方面的合作。只是華盛頓的「合作」也是在美國需要中國配合的時候，要求中國合作，換言之，合作必須由美主導且對美有利，這種合作其實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競爭。
華盛頓可能認為這套「競爭、合作、對抗」的做法可以讓中國就範，但7個月實施的結果並不如意，北京沒有按照華盛頓的意圖和節奏起舞，不接受華盛頓定義的既對抗又合作的對華模式。在克里8月底的天津之行中，中方就未按照華盛頓的要求在減排上做出新的承諾。習近平也在此次通話上再次提出中美展開合作的前提是「尊重彼此核心關切、妥善管控分歧」，在該基礎上，兩國可以繼續接觸對話，推進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經濟復甦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和合作。也就是說，美國要把諸如氣候的問題單獨和分開處理，中方是不同意的，北京要求華盛頓把合作的領域同整個中美關係掛鈎一併處理，若想同中國合作，首先解決中方在天津會議上提出的「兩份清單」和「三個底線」的關切。
從北京的立場看，華盛頓要麼同中國合作和競爭（不是美國定義的競爭），要麼同中國對抗，只能二選一。但華盛頓現階段也不可能同意北京的立場，短期內不會從對抗的立場上後退，也許不是拜登不願意，而是美國當下的大環境不允許他後退。儘管政治人物尤其一國最高領導人在特殊時刻可以運用自己的智慧、影響力或權威力挽狂瀾，把國家的發展包括外交政策導向他認為的正確方向，可顯然，至少眼下拜登沒有顯示出這種領導魄力和智慧。經過五年美國政治人物的操弄和媒體輿論對中國的「狂轟濫炸」，討厭和反對中國已成美國的主流民意和某種「政治正確」。任何政治人物，只要他還想發揮更大影響力，有更好的政治前途，就不能逆着這個潮流走，哪怕只出於表演，也要表現出反中姿態來。同樣政府的決策也必須立足於反中。人們看到，無論是上屆川普政府還是這屆拜登政府，做什麼事情，哪怕是與中國無關的國內問題，都要扯上中國。兩黨批對方，更是將中國做靶子。拜習通話的第二天，也傳出華盛頓有意將「台北駐美辦事處」改成「台灣駐美辦事處」，美國貿易代表和商務部亦有計劃可能對中國的補貼產品開徵新關稅。這兩個動作如實施，將對美中關係產生重大衝擊，北京勢必會做強硬反擊。故而，除非美國的反中遇到重大挫敗，或者中國出現重大改變，否則在此之前，這個反中大勢是無人能夠扭轉的。
或許，此乃美中兩強在現階段以及未來一段時期的宿命。它受困於兩國的結構矛盾。因此，從最好的結果看，拜習二話僅僅有可能維持兩國關係不再下墜，不會改變目前的運行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