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Packer在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講述了兩名在阿富汗為美國人工作的盟友，其中一個帶着8個月身孕的妻子，另一位則還沒有獲得美國的特別移民簽證，他們為了逃離阿富汗，一路克服各種艱難險阻，喬裝改扮掩飾身份，面對塔利班的槍口也只能迎難而上，最終，這兩位幸運的盟友都成功到達了美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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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10天裏，數以千計的普通公民通過朋友和同事等非正式網絡，夜以繼日地工作，組織從阿富汗到阿爾巴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的撤離航班，並幫助阿富汗人安全抵達喀布爾機場，順利登上航班。
這項工作主要在WhatsApp和Signal上進行，被稱為「數字敦刻爾克」。（敦刻爾克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英法聯軍的軍事撤退行動。）
在這一點上，「敦刻爾克」這個字眼不足以表達現在形勢的嚴峻程度。1940年春天，英國政府和普通民眾駕駛自己的船隻進入英吉利海峽，拯救敦刻爾克英國和法國的軍隊，這是一個奇蹟般的成功。
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小部分面臨險境的阿富汗人走出了國門，阿富汗的私人救援工作基本上是與美國政府的「盟軍避難行動」分開進行的，這種分開是必要的，因為官方的撤離行動受到混亂和官僚主義阻礙的困擾。
正如一位退休的軍事指揮官告訴我的那樣，私人救援正在進行干預，因為政府已經「不堪重負」了，參與這項集體努力的人表示，這是在阿富汗淪陷這件事上，唯一可以減輕他們一點恥辱感的地方。
但是，我不想談論美國人正在提供什麼樣的幫助，我想描述的是阿富汗人是如何逃離的。我想重點談談那些被拜登總統和其他美國人指責拒絕為自己而戰、選擇放棄的人。
在這場磨難中，真正的勇氣和犧牲是屬於他們的。參與其中的美國人可以花點時間流下沮喪、憐憫或解脫的眼淚，但我沒有聽到任何阿富汗人哭泣，逃到安全地帶需要智慧和人脈，以及足夠的機智，最重要的是，它需要運氣。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認為汗（Khan）很幸運，他以前是美國軍方的翻譯，我從3月起就一直在寫關於他的文章。7月底，汗和他懷孕八個半月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小兒子一起，通過塔利班的檢查站來到喀布爾參加簽證面試。
僅僅幾天後，他們的家鄉就被塔利班攻陷，經過多年的拖延，由於美國大使館的加速工作和一些美國人的支持，比如汗在國際難民援助項目的律師朱莉·科恩菲爾德，以及科羅拉多州眾議員傑森·克羅，(我對他的故事報道似乎也起到了幫助作用)，汗的特別移民簽證（SIV）申請很快得到批准。
汗在8月14日（周六）拿到了他的簽證，這是美國放棄大使館的前一天。他們一家人8月17日（周二）拿到了經伊斯坦布爾和巴西飛往美國的商業航班機票。如果不是汗的妻子不被允許再坐飛行的話，他們是有足夠的時間撤離的。
之後，他們的好運到頭了。那個周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城市陷落，迫使汗和他的家人躲了起來。星期一，他們試圖進入機場乘坐任何航班離開，無論是商業航班、官方航班還是包機（科恩菲爾德和我都有這三個航班上的人脈），但他們無法越過門外成千上萬的人群和塔利班武裝分子。
汗看到，各種各樣的阿富汗人都在試圖逃離塔利班的統治，不僅僅是像他這樣的前美軍翻譯和其他與外國有關的人，還有那些甚至沒有國民身份證的普通人。
在悶熱的環境中待了9個小時，沒有水和食物，汗和他的家人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出租房。他給我發了一張他在出租車上拍的他們三個人的照片。孩子半睡半醒，頭靠在母親的肩膀上，他的臉因疲憊而發亮。汗的妻子，倒在地上，忍受着腹痛，看起來也很疲憊，但在她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仿佛蘊含着某種力量，她並沒有被打垮。
第二天，汗一個人回到了機場，外面的人群更多了，塔利班武裝分子正在威脅任何試圖通過的人。汗給我寫信說：「去機場只是浪費時間，還要面對威脅。」他說，他出不去，除非他收到美國大使館的電子郵件，其中有具體的指示，讓他在某個時間到某個登機口報到。但是，他沒有收到這樣的電子郵件。
喀布爾和美國之間謠言四起：商業航班現在可以降落了，AIG（美國國際集團）的公益包機將在三小時後起飛，塔利班即將停止所有的撤離行動。每一個傳言都會引起一波恐慌。我所接觸的美國官員了解到的情況，往往比通過電話與阿富汗人聯繫的普通公民知道的更少。有時，似乎沒有人了解情況。
周三，我驚訝地從科恩菲爾德那裏得知，汗和他的家人在早上六點又回到了機場。商店、銀行和自動取款機都因害怕搶劫而關閉，汗的口袋裏沒有錢。他們擠在人群中，一家人把他們的小旅行袋留給了機場附近的一個食品小販，只帶着他們身上的衣服，以及一些水和餅乾，還有藏在汗妻子罩袍下的證件。
他們決定在整天整夜待在機場。他們計劃在那裏待到8月31日，也就是拜登規定的美國人撤離的最後期限，他們會一直堅持，要麼逃出去，要麼死亡。
汗後來談到他的妻子時說：「她在給我力量，她告訴我，我們不應該放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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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從一個門到另一個門。在北門，塔利班戰鬥人員向空中開槍。他們踢了汗，用槍托和鉛管打他，他的肩膀受了重擊，很疼。他的兒子看到這些留着長發和鬍子的人就開始哭。在防爆牆和鐵絲網後面有英國軍隊，一個戴着黑頭巾、留着濃密鬍鬚的塔利班指揮官宣佈，英國人摧毀了許多穆斯林的家園，塔利班將清算試圖逃離的人的所有罪過。
當汗的妻子聽到這句話時，她更加堅定了要離開的決心。他們放棄了北門，但他們沒有更好的機會進入機場的大寺院門（註：喀布爾機場主要入口之一）。科恩菲爾德在與汗進行FaceTime（蘋果公司開發的一款專有視頻電話產品）通話時，建議他去南門，她聽說那裏有美國軍隊駐紮。
10多名海軍陸戰隊員在檢查站檢查文件，但沒有一個管事的喊出簽證持有人的名字，讓他們站出來。南門的人群比其他地方更多，要想到達前門是不可能的。汗的妻子一直被堵在人群中，但她想守住他們的位置，拒絕汗把她拉出人群，他們花了九個小時掙扎在人群中，試圖進入機場。
突然，他們聽到一陣槍聲和打擊性手榴彈的爆炸聲，阿富汗人開始向各個方向四散而逃。汗看到了他的機會。在科恩菲爾德的建議下（他們當時正在發短訊），他決定離開他的妻子和兒子，嘗試自己去入境點。他的妻子哭着說不要拋棄她，汗保證不會丟下他們。
隨着人群暫時散開，他得以到達檢查站。
他後來告訴我，槍聲絲毫沒有嚇到他：「我們利用了這場危機，當危機加劇時，我以身涉險，如果我不這麼做，我就不能進入機場。親愛的記者先生，我們處於這樣的境地，被殺總比待在阿富汗強。」
在檢查站，一位年長的美國平民查看了汗的護照和簽證。一切都井然有序。多年來的申請表格、背景調查、就業證明信、威脅信和等待使他走到了這一刻。汗開始往裏走，然後他問官員是否可以回去找他的妻子和兒子，他們在門外50碼處等待。
他們有簽證嗎？
他們有。
汗又跑出來，向他們揮手示意，讓他們上前。官員查看了他們的護照。
有多少行李？
汗回答：「大約300克的文件。」
終於，他們來到了機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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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汗的處境相比，哈基姆的處境更糟糕，他與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兒子躲在離喀布爾數百英里的一個省級城市。機場被關閉，通往邊境的路線被塔利班控制。哈基姆曾在北約部隊擔任過幾年的戰鬥口譯員。幾個月來，我一直在與他保持着斷斷續續的聯繫，跟進他在塔利班逼近他的城市時為獲得美國簽證所做的絕望努力。他甚至都沒有拿到簽證，他的申請在早期階段就停滯了。
當我專注於汗的逃亡時，哈基姆不斷給我打電話和發短訊，詢問他如何才能逃出去。早在三月份，他就一直在重複「人力資源部」，因為他試圖讓他曾經工作過的軍事承包商的人力資源部門回復他的電子郵件，但收效甚微。
他從字面上理解美國的規則，並頑固地堅持這些規則，以至於他沒有看明白這些規則的目的不是為了給他帶來好處，而是為了阻撓他。現在他專注於另一句話，這是擋在他與美國大使館簽證面試之間的障礙：「代表團團長的批准」（COM）。
他寫信給我說：「我想讓你為我收集有關等待COM批准的阿富汗特別移民簽證案件的信息，這些案件是否仍在大使館工作人員轉移的新地址等待處理？」
當我告訴他大使館不可能在疏散的混亂中繼續處理他的案件時，他聽起來很氣憤。我告訴他，他應該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待，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直到事情穩定下來，他的申請可以繼續進行。
我知道這個建議是荒謬的，對他來說沒有安全的地方。我不忍心告訴他，我們美國人想出這些行話，這些程序，是為了讓像他這樣的阿富汗人充滿希望和等待，等到他醒悟的時候，我們已經離開了。
汗雖然痛苦，但依然對我保持尊重（「親愛的記者先生」），而哈基姆則是刻薄的，他把我作為一個記者挑出來。他寫道：「當你們知道一切並保持沉默時，這對我們這些美國盟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迫，請向國會、美國官員和拜登總統傳達我們的聲音，讓成千上萬等待COM批准的敘利亞人撤離。」
他現在每天給我寫信和打電話十幾次。當他在一個晚上打了兩次電話後，我關掉了鈴聲，繼續睡覺。我很慚愧地說，哈基姆開始煩我了，我希望他能接受他的案子沒有希望，但他不願意。
周三，當汗在喀布爾機場奮力拼搏的時候，我了解到，像哈基姆這種情況的人都沒有得到官方的疏散許可。汗在登機口出示的簽證仍然是登上政府航班的唯一途徑，如果沒有能力到達檢查站，即使有簽證也沒有用。
這個消息並沒有讓哈基姆氣餒，他開始詢問一種新的文件，一種臨時的機場通行證，國務院正以PDF格式發給那些填寫了一份長長的在線表格解釋他們為什麼需要撤離的特別移民簽證申請人。
我發短訊問他：「你在考慮嘗試去喀布爾嗎？」
他回信說：「沒有，怎麼了？沒有美國大使館的允許，我怎麼可能去喀布爾，在那裏我將和我的小孩及妻子一起被塔利班斬首。」
一小時後，他問我對他試圖前往喀布爾有何看法。我告訴他，我不能給他建議，他必須自己做出決定。他已經做出決定了，他的一個「愚蠢的親戚」已經告訴了「不可說的人」（他對塔利班的稱呼）關於他與美國人的關係，他聽說阿富汗的新統治者正在尋找他。
他告訴他的妻子：「這是唯一的辦法，如果你想和我一起留在這裏，那麼我們就留下來，死在這裏。」
一旦哈基姆下定決心，他就必須果斷而精明，在上傳了他在美國軍隊服役的相關文件後，他燒掉了實體副本。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有一張瘦削而精緻的臉，他隱藏自己的身份。他小心翼翼地等待自己的鬍子長出來，在離開城市之前，他穿上了髒衣服，沒有洗澡，確保他的妻子和孩子看起來又髒又窮，他看起來就像一個「不起眼的人」，正和他的家人一起旅行。
星期四下午，哈基姆和他的家人來到汽車站，登上了一輛開往喀布爾的巴士。哈基姆坐在前排，旁邊是負責清潔巴士的人，和他搭訕，這樣一來，他們似乎是兩個坐在一起的巴士清潔工。幸運的是，他3歲的兒子幾乎一路上都在哭，這讓哈基姆不得不忙着照顧孩子，並阻止了其他乘客對他的懷疑。
這段旅程花了19個小時，經過了阿富汗最危險的省份，每當巴士來到塔利班的檢查站（至少有15個），男人們登上巴士，粗暴地搜查乘客時，他們總是把哈基姆，這個骯髒的巴士清潔工，這個帶着尖叫的孩子的不知名的男人，給忽略了。
星期五早上，哈基姆的家人安全抵達喀布爾。
他的決定完全改變了我對他的認識。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難纏的、不理智的人，拒絕理解他所處的情況。現在我意識到，他已經完全明白了，我才是沒能理解的那個人。哈基姆知道，如果他不在每一扇可利用的門前竭盡全力，他和他的家人就註定要失敗，他正以最快的速度和毅力走向最後一扇門。
私人包機開始獲得在喀布爾降落的許可，我與少數記者取得了聯繫，他們為瀕臨危險的阿富汗人承包了飛往歐洲的包機，費用為170萬美元，即每位乘客1萬美元，由個人、人權組織及媒體組織支付。
我的朋友們很慷慨，在乘客名單上為哈基姆和他的家人保留了五個座位。我們在喀布爾找到了一個安全屋，他們可以和一個加拿大流亡者的家人住在一起，他們的兄弟姐妹在飛機上也有座位。
哈基姆和他的家人在那裏休息，並為下一段旅程做準備。星期天晚上，在宵禁之前，他們加入了一個車隊，將130名阿富汗人從城市周圍的幾個集結點運送到機場。經過幾個小時的人群混亂、指揮混亂、塔利班的暴徒和門外的警告槍聲，裏面的美國聯絡人終於出來了，離開圍牆幾碼，示意他們進入。
哈基姆的妻子和孩子以前從未坐過飛機，飛機定於今天（即8月23日）離開喀布爾，飛往馬其頓的斯科普里。
哈基姆在抵達喀布爾後問我：「馬其頓在哪裏？」我說，看看歐洲地圖，我們倆都笑了。
他說：「這並不重要，只要不是在這個地獄就行。」
一旦到了馬其頓，他將重新開始他漫長的努力，努力使美國認可他的服務，並得到美國簽證。
他說：「首先，我們需要安全，這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接受教育，我們希望看到我們的孩子成為工程師、醫生，但我們最希望的是我們的孩子是安全的，是活着的，我們不希望被殺。這是我們最緊急、關鍵的需要。」
「之後，我們將繼續在美國這個充滿機會的土地上安全地生活。我愛這個國家，我愛這個國家的人民。如果你去這個國家，你不會覺得你是穆斯林，你是佛教徒，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去那裏，你可以作為一個人非常自由地生活。」
汗用自己的努力成為了撤離的受益者之一。但他們的苦難並沒有在喀布爾機場內結束。周三晚上，一架C-17飛機將他們和其他數百名阿富汗人一起，在空曠的機艙內飛往位於卡塔爾的美國空軍基地，在那裏他們立即意識到，美國政府並沒有做好接收阿富汗人的準備，就像當初疏散他們一樣。
在停機坪上，乘客們在飛機地板上坐了3個小時，其中一些人在沙漠的高溫下幾乎窒息，直到可以找到巴士把他們送到機庫。在那裏，他們發現沒有床，只有為病人準備的小床，而且沒有什麼食物和水。使用廁所的隊伍有40或50人之多。最糟糕的是，沒有人能夠回答汗的問題，即他們將在空軍基地停留多長時間，以及他們接下來會被帶到哪裏。，他們被告知可能要再過一天、一個月、三個月。似乎沒有任何系統或命令來決定任何人多久離開。他們正在學習和重新學習難民的無助。」
汗告訴我：「喀布爾機場的危機和卡塔爾的危機是一樣的，沒有任何計劃。」
他們被關在基地兩天，在高溫下幾乎無法入睡，對自己的命運也一無所知。星期五，在哈基姆即將到達喀布爾的時候，汗的妻子突然開始向他招手，讓他到她所站的隊伍中去。他們的名字已經被叫到了，他們將登上一輛有空調的巴士，目的地不詳。很快，他們就明白他們要去卡塔爾國際機場，卡塔爾航空公司將讓他們飛往弗吉尼亞州的杜勒斯國際機場。
每走一步，旅程都變得更加愉快和人性化，就像難民們越過了一條看不見的線，之後他們的痛苦就開始消退。在卡塔爾機場，他們收到了果汁、咖啡和茶。飛機上坐滿了阿富汗人，周六凌晨降落前10分鐘，機組人員播放了拜登歡迎他們來到美國新家的錄音。
在杜勒斯機場，移民官員感謝汗的服務，並告訴他，他們不會讓他的家人排長隊，他們已經等得夠久了。汗到美國的那一瞬間，他就喜歡上了美國：天氣、機場周圍有序的公園和道路、給他兒子彩色鉛筆和紙畫的人。
在機場酒店，接待員好心地為他們複印了護照，他們被帶到了自己的房間，除了幾天來一直穿着的衣服，他們仍然一無所有。在喀布爾機場外，塔利班曾因汗想離開而毆打他，當他的妻子和兒子為他哭泣時也沒有停止。現在，美國對這些陌生人的到來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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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告訴我：「這是第一天，也是我和我的家人在過去六年中第一次睡了個安穩覺，沒有任何負擔，我們的大腦沒有任何壓力。當我們從睡夢中醒來時，我們不會去想任何事情，我們只想着我們的未來。但是在阿富汗，我們無法思考我們的未來，我們明天會做什麼。晚上我們應該提防着叛亂分子，如果有人被留在那裏，如果他們沒有被塔利班殺死，他們也會發瘋，他們無法入睡，他們只會考慮自己的安全。」
他們從杜勒斯機場飛往休斯敦，在機場迎接他們的是汗姐夫的家人，汗的姐夫在一月份被塔利班殺害，當時他的特別移民簽證申請還沒有完成，在姐夫被殺害後，美國允許他倖存的家庭成員以人道主義簽證進入美國。
汗的妻子將於九月中旬分娩。無論塔克·卡爾森（美國保守派政治新聞記者、作家及時事評論員）喜歡與否，嬰兒出生後將成為美國公民。憑藉使他們成功逃離地獄的性格品質，汗和他的家人將成為最優秀的美國人，當然哈基姆和他的家人也是。
我們能夠擁有他們，和他們擁有我們一樣幸運。我們虧欠他們的是什麼？汗說他想要的正常生活，想要美國承認他們所忍受和失去的東西，最主要的是，正如汗和哈基姆所堅持的，他們的不幸由於他們自己領導人的貪婪和軟弱，但也由於美國的傲慢和善變。但首先，要對處於他們這種地位的人進行救援，直到最後一個能夠自救的阿富汗人撤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