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1930年出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等學術機構講授經濟學課程。曾擔任政府部門經濟顧問。現在是史丹福大學"羅斯與米爾頓·弗雷德曼"學會高級研究員，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駐校學者。索維爾獲得過多種榮譽，包括總統人文成就獎、全國人文學科獎、布萊德雷基金獎等。
始於均富，終於均貧
托馬斯·索維爾
最近披露的關於奧巴馬在1998年曾說他認同社會財富分配的一段錄像並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新聞。事實上，他在四年前就曾經在一次總統競選活動中對Samuel J. Wurzelbacher（美國共和黨保守主義評論家）說過幾乎一樣的話。然而，這個錄像的披露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如果它能夠引起大家對於均貧富的思考的話。
那些油嘴滑舌地宣揚均貧富的人常常傾向於認為，人都像是棋盤上的棋子，可以為了達到某種更高明的戰略而被隨處擺放。但是，由於人們對於一切政府政策都有着自發的對策，我們便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切政策都一定能夠達到我們期望的效果。
整個二十世紀不乏有許多國家從嘗試讓所有公民都同等地富裕起來開始，最終卻以讓所有人都貧窮結尾。那些共**義國家是很典型的例子，然而卻遠遠不是唯一的幾個例子。
理論上講，把那些富有之家的財產沒收充公，並且平均分配至所有公民手中，本應讓所有人都更富裕才對。但是，當前蘇聯開始將那些富有的農民的財產沒收充公的時候，卻鬧了饑荒。斯大林治下的1930年代中，死於飢餓的蘇聯平民數量甚至堪比希特拉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這怎麼可能？事實其實並不複雜。你只能沒收並且充公那些當下存在的財產，而無法沒收那些日後可能會被創造出來的財產。同時，當人們知道他們的財富一旦被創造出來就會遭到沒收的話，人們創造財富的意願便會不可避免地下降。當蘇聯的那些富農們得知政府將會把他們大部分的收穫成果奪走時，他們便不再像之前那樣努力耕作。他們把那些原本應該再多養幾年的家禽都屠宰並且充當了晚餐，就因為不願把它們上交政府。
在工業社會中的人同樣不是沒有自我意識的棋子。不像農民，這些人並不會受到土地的制約。
舉個例子，俄羅斯航空工業巨頭伊戈爾·伊萬諾維奇·西科爾斯基可以帶着他的航空知識去美國開公司，造飛機和直升機，然後賺的盆滿缽滿，無需非得在他的祖國俄羅斯。而搞金融證券的人就更加自由了，特別是在現在這個電子轉賬十分便捷的年代，他們賺錢幾乎不受任何國界限制。
如果類似的沒收充公政策在一個獨*國家能夠產生事與願違的效果的話，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就更不可行了。獨*政權可以對被統治者肆意妄為，但在民Z政體中，民眾首先便擁有自由的討論與辯論。那些富人們一旦發現自己的財產將會面臨被沒收的風險，就可以及時地採取應對措施，甚至捲鋪蓋走人。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就是那些擁有被經濟學家稱為「人力資本」的學識和技能的人。當這些人——無論是自願地還是受政府政策影響被迫地——離開他們的國家時，對國家造成的傷害是相當嚴重的。
菲德爾·卡斯特羅治下的古巴就曾經實行過打D主分田地的政策，致使大量古巴資產階級以難民的身份外逃至美國。這些古巴富人甚至還將大量的黃金和不動產留在了古巴，一貧如洗地進入了美國。然而，沒過多久，這些人又在美國發了財。與此同時，那些得到了這些富人的財富的古巴人依舊只能在卡斯特羅的獨*下過着貧困的生活。那些外逃的古巴人能夠再次成功，就是因為他們所具備的「人力資本」。
我們都聽過那句古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那些提倡社會財富分配的人給了窮人們魚，並且讓他們別無選擇地在後半輩子也只能依賴政府給他們魚吃。而如果這些提倡分配的人是認真的話，他們真正應該做的是給窮人們漁而不是魚。例如，知識就是少有的幾種可以被分配並且不會以從他人處沒收為手段來進行分配的財富。
上述手段或許會使窮人們有好果子吃，但是對於那些想要選票和選民們的依賴的政客們來講卻不見得。奧巴馬大可以一遍遍地走上街去宣揚他「向前」的口號，然而他真正在做的卻是倒行逆施，嘗試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一個曾在無數國家失敗過的政策。當然，對於那些沒辦法停下來好好思考的人來說，財富分配聽起來蠻不錯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