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行車選手8月2日奪得東京奧運場地自行車女子團體競速賽的金牌，30歲的鐘天使與23歲的鮑珊菊登上的領獎台時，胸前戴着毛澤東像章，這些90後青年，只能從中共的教科書里了解近六七十年的歷史，她們顯然不知道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在毛澤東政權下的真實故事。
中國乒乓球隊拿了數百個冠軍，但是第一個冠軍是最艱難的冠軍。這冠軍獲得者就是從香港歸國的容國團。他不僅拿到了第一個世界冠軍，他還是中國男子乒乓球第一個團體冠軍隊成員，他還是中國女子乒乓球第一個團體冠軍隊的教練。
容國團是從苦難中崛起的。在五十年代初，在還談不上繁榮的香港，他十三歲便因生活困難而退學。他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他在魚行打雜，搬運又髒又腥的魚。但是他熱愛乒乓球運動，是當年香港的乒乓球冠軍。
1957年，他懷着當國家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陸。在跨過羅湖橋的那一天，他激動地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心裏充滿了幸福感。我一直想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員，現在終於如願以償了。」
1959年第二十五屆世乒賽在德國的多特蒙德拉開帷幕，容國團第一次代表國家參加大賽。中國隊只有容國團一人打入了前八名，並闖進了決賽。決賽的對手是九次獲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將西多。容國團利用發球長短兼施，配合拉側上旋，在先輸一局的情況下直落三局戰勝西多，成為中國體育界的第一個世界冠軍，震動了世界乒壇。1965年，在南斯拉夫舉行的第二十八屆世乒賽中，梁麗珍、李赫男、林慧卿、鄭敏之在他的率領和指揮下，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女子雙打和混合雙打冠軍，再次震動世界乒壇。
到了1966年，自行車選手鍾天使和鮑珊菊胸前掛着的那個老人，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全中國的人跟着他一起進入了瘋狂的十年。
1968年6月20日，從國家體委大樓里走出了一位年青人，他剛剛參加完批判大會，滿臉愁雲，雙眉緊蹙，憔悴而絕望，在那時候，這種異樣的表情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那時，這種表情，這種絕望的人，是很常見的事情。
榮國團邁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裏。他留戀地看着這個剛建立三年的溫暖的小家。他眷戀賢惠的妻子，疼愛不滿兩歲的女兒，更牽掛與他相依為命的老父親。他顫巍巍地拿起了筆，用淚、用血、用生命寫下了遺書。他把遺書放進自己的口袋，又拿起了一條尼龍繩，走出了家門。
容國團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侯，他懷着滿腔熱情去參加。儘管一些怪誕的現象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許多讓瘋子聽了都會發笑的謬論充斥在每個角落。他仍想跟着運動去扭轉思想，但正直的心又不能輕易就範。生活中沒有了目標――世界比賽不許參加了，冠軍甚至成了罪惡；生活中沒有了樂趣――書籍、電影、音樂、美術幾乎都成了「封資修」被批判的東西；生活中沒有了友誼――朋友之間不能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範。最使他難受的是失去了人的尊嚴，一個好人可以隨時被叫到台上批判、凌辱、毆打，動不動就可以抄家。
乒乓球隊成了名副其實的「運動隊」，體委秘書長榮高棠被周恩來點名拋出來游鬥；體委主任元帥賀龍成了「大土匪」；從香港回來的男隊教練傅其芳被打成「三青團特務」，女隊教練姜永寧則被扣上「日本憲兵」的罪名，結果兩個教練都被逼得在先農壇體育館懸樑上吊；榮國團也是從香港回國的，這一切事情對他刺激太大了，他感到，下一個被鬥爭的就是他自己了。
1968年5月12日，下來了一個中央文件《5.12通知》，它定性了國家體委是所謂大土匪賀龍的獨立王國，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體育界被批鬥的人越來越多。乒乓球隊每次開會都有一連串的名字被點到，要上台挨批鬥。容國團也被通知要揭發交代問題。自這一天起，容國團象變了一個人，他很少說話，眼神中總淒婉地若有所思。他感到已經走到了毫無指望的絕路――他發自內心地愛這個國家，而自己又被認為是反對這個國家的反革命，被懷疑是海外歸來顛覆祖國的特務。
哀大莫過於心死，榮國團想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員，報效祖國，現在卻要成了特務，他不能接受這種現實。他走到了體委訓練局後面的龍潭湖畔，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過去訓練時，他常在這裏跑步，今天他卻感到無比的壓抑，成陰的柳樹象是壓在頭頂，微波不起的湖水象深不見底的黑洞，凝聚着數不盡的哀愁，他的同事傅其芳和姜永寧，在呼喚着他……
晚上九點，他的妻子黃秀珍看榮國團還沒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隊找他。隊友們告訴她，容國團沒有來過，十一點多鐘，容國團仍舊沒有回家。凌晨四點半，體委接到派出所的電話，通知他們，在一棵老槐樹下，發現了已經僵硬的榮國團！造反派到了這時候，對他也不放過，他們居然到榮國團家進行了一次抄家搜查。
人們屈指一算，容國團去世時恰好三十歲，離他拿世界冠軍的日子僅僅九年。榮國團和傅其芳 姜永寧當時被人們稱為「乒壇三傑」，這三位從香港歸來的運動員教練員，在文革時期三星一起隕落。人們的記憶就是這樣健忘，今天的奧運冠軍，胸前別着那個老人的像章，而這個老人，就是讓無數的運動員 教練員走向老槐樹的那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