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璐先生一生著述甚豐，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鬥爭十八年》，寫了自己從投奔共產黨到醒悟，到選擇自由的曲折歷程，轟動一時。五十年後，余英時教授在寫給司馬璐的詩里還提到「曾讀鬥爭十八年，香江反共萬人傳。」
司馬璐曾揭露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是「叛徒」並非「烈士」。司馬璐在1992年接受訪談時指出，江澤民的「烈士養父」江上青是「叛徒」，並非是「烈士」；司馬璐稱江上青三次被抓、三次被放，但是沒有向中共交代被抓後發生的事情。司馬璐說：「現在中共說江上青是烈士，當時我記得組織上告訴我他是叛徒，在替國民黨搞情報，叫我不要跟他接觸。」
司馬璐先生於今年3月28日（周日）在紐約市法拉盛的安老院辭世，享年103歲。
《鬥爭十八年》
司馬璐
初版自序
從一九三五年我參加中共的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我整整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鬥爭了十八年!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在鬥爭中成長；也在鬥爭中繼續摸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中國是不幸的，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尤其不幸，我們都還在應該受基本教育的年齡，都還剛踏進這個社會，我們就被捲入了政治的暴風雨中。我們熱情奔放，動機純良，以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尋求改革中國的圖案。但是，在一個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國社會中，青年在思想上沒有正常的出路。於是，一陣風暴，就把我帶進了中國共產黨。
這書中所寫的，是我個人所遭遇的悲劇，也是我們這一整個時代的悲劇，我們這一代多數青年的悲劇。
這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報告，我控訴，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們前面。歷史的殷鑑不遠，悲劇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產黨人的邏輯上說，整個歷史是一篇大謊話。僅僅為了某一個時期的政治目的，他們才搬出一套欽定的偽造的歷史。他們把竄改歷史，看作是兒戲，毫不引為羞恥。
一部黨的欽定的歷史，也要常常經過一變再變——適合一定時期的情況和領袖的需要。奉命寫黨史的人，都要隨時準備以身殉黨。何況我這種對黨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們自然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一句都不認賬。他們以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但是，比較老一輩的中共黨員，或者當日和我共過患難的一批同志，假如他們還僥倖活着，天良並未完全泯滅的話，他們是應該為我這本書中所控訴的一切挺身作證的。
在本書中，我反覆的說，我絕不為這個不合理的舊社會辯護。但是，我要公道的說一句，一個人當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往往並不覺得自由的可貴，等到連這一點自由也喪失以後，才發現到自由的價值。
大陸變色以前，許多讀書人整天爭爭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爭高下。等到共產黨人把他們一個個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貼貼。我不能說這是「自由」的錯誤，而是說，我們任意糟塌自由，不善於運用自由，就無意間做了共產黨人的幫凶了。
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社會的進步，自由和進步是分不開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產黨人要綁我們的手足，就要毀滅我們的自由生活，我們要衛護我們的自由，不要糟塌我們的自由，我們要爭取擴大和提高我們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馬璐序於香港
第一章我是貧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這一年，正是五四運動。中國掀起了偉大的愛國運動，文化運動與青年運動，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提出「科學」與「民主」，為中國革命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軍閥的統治；這些軍閥為了剪滅異己，鞏固自己的勢力，不惜賣國媚外，換取帝國主義的借款；巴黎和會中，中國雖以戰勝國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卻同意以山東的全部利益轉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全國民氣義憤填膺，在北平知識份子的指導下，如火如荼的運動，就像火山一樣的爆發。
當時在廣州的護法政府是一個革命性的政府，全國人民也對他們懷着熱烈的希望。可惜他們並沒有很好的領導這個運動，和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結合起來，而不久之後，許多留日參加五四運動的國民黨人大都熱心「從仕」去了。可是這時候，正當俄國革命的初期，列寧正密切注視中國革命的發展，對於中國內部的動亂一點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後，中國舊文化的基礎動搖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沒有能夠及時接應得上，而共產主義的毒菌，卻在這時侵入了這個悸弱的病體，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他們以革命的外衣，盜取了五四運動的光輝，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悲劇就這樣開始了。
我出生的地點是江蘇蘇北泰州的一個大鎮——海安。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門前的一條河流和屋後的一座小丘。丘名鳳山。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有庭院好玩，也進不起學校，爬山和嬉水就成為我們日常的功課了。
這條河，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運鹽河，兩岸是蘇北魚米之鄉，出產豐富。但是農民卻終年過着悲慘的生活，災難頻仍。每當收穫的季節過後，農民們首先要把他們的穀物償付高利貸，壯年男女就丟下家，到上海去幫工打雜。我們眼看着糧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從這條河流運出我們的家鄉，而換來的卻是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這些，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傳運鹽河的兩岸，從前都是鹽場，我們的家雖然距離海邊只有六十華里，但是我們卻一直也沒有機會到那一帶的海邊去觀光過，有些農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們用手車把海魚和「私鹽」運出來，換點布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稅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們的家鄉，駐紮的稅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這些稅警，他們平日任性縱慾，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簡直形同匪盜，孩子們都遠遠的避開他們。
我們小時候最愛聽的是張士誠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來是我們家鄉的一個「私鹽販子」，憤於虐政，率眾起義，他起義的地點就是我們屋後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義堂，為當年張士誠所建。多數的史家都把張士誠寫成流寇或「鹽匪」，然而在我們這些孩子中間，他的英雄事跡極受我們景仰。每聽到生動之處，我們一個個都眉飛色舞，歡欣雀躍。
我們的家，雖然倚山傍水，可是說不上什麼景色，倒是流傳在民間的傳奇故事和我們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啟發了我們「替天行道」的俠義意識。
我們三五個一堆，結盟為兄弟，時而在小丘上演習追逐，時而密議入山探訪異人得道，至少每個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創造。在我們小小年紀，我們的家鄉已開始動盪了。
我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農民，母親，姐姐一共四個人，我們租來十二畝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擔租，遇到東主有事，還要再去義務幫工；過年過節，我們總要送點鵝鴨去孝敬。父親母親都很勤勞，一有空閒，總去兼做點小買賣補貼家用。我們住的茅屋，幾乎是由父親一手修建的。父親在我們家鄉中，是一個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從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總是讓人三分，自己吃虧，回到家裏，逢飯吃飯，逢粥吃粥，絕不埋怨自己的命運，我們幾乎常笑他連嘆口氣的勇氣都沒有。
一九二七年，那時我九歲了，孫傳芳兵敗北退，飽掠蘇北，接着齊燮元、白寶山部均一路打劫而來，整個蘇北被蹂躪不堪，人民呼號無門。
一天，媽媽一路號哭着回來，我和姐姐急着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始終不肯告訴我們，這一天晚上，父親沒有回家，我們才知道他給兵拉差去了。幸好過了兩個多月，他又溜回來，腿上有一塊傷，並不是傷於槍彈，而是吃的槍柄。
父親回家以後，比從前更沉默了，更不愛說話了，甚至對孩子們的笑容也沒有了，起初媽媽總以為他在軍隊裏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過問他。誰知在後來中共黃橋暴動失敗以後，蘇北到處成立保衛團，厲行清鄉，父親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經審判就執行槍決了。這項消息立刻震驚四鄉，所有認識我父親的人，無不稱讚他是一個老實人，一個無用的好人。都說：「冤枉了，冤枉了!」
以後我們一家三口，就全靠母親為人織補衣服餬口，母親個性倔強，富有生命力，父親遭難後她極悲傷，但並不氣綏，雖然這時我已可能幫母親做些事，但她堅要我讀書去，她以最嚴厲的態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時叫醒我，她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女人，感於父親苦了一輩，最後又死得不明不白，對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淚，但一見到我丟開功課，又聲色俱厲起來。
我就這樣算是受了三年的學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十三歲那年，母親逝世了!
她死得很突然，連交代我和姐姐幾句話都沒有來得及，在死前半小時她還談笑自若，勤勞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喪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裏，叔叔的家境本來也和我們差不多，增加了我們，負擔頓感吃力，我的學業當然停止了。我僅住了兩個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決定自己獨自出外謀生。
從此，我開始了流浪生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沒有了爸媽，離開了叔叔，走向哪裏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個比較富有的舅舅家裏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點剩飯剩菜給我，我一氣走出門來，臨走她還叮囑我：「以後別來了。看你這倒霉的樣子，不要把晦氣帶到我們家裏。」
我於是又找到一位過去的老師，在那裏住了三天，他為我灑了一把同情之淚，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到一家如皋的雜貨店去當學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錢，約合當時的銀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個雜役還要苦，掃地、抹桌子，燒飯、洗碗之外，甚至還要我洗老闆娘孩子的尿布。店裏夜間打牌，我要侍候在側，倒茶拿煙，等到他們倦了，天已黎明，他們一個個睡覺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繼續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點倦態，雞毛帚立刻迎頭打將過來。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隻飯碗，老闆娘把我鞭打得皮開肉裂，最後還罰我在烈炎下跪了兩個鐘點。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着我的小包裹，那是我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見了我的老師，他驚訝的望着我：
「怎麼，你——」
「我不幹了。」我把背包往他身邊一摔，似乎在對他生氣。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還沒有忘記在大人面前「撒嬌」呢，好像在當時我敢於「撒嬌」的對象只有他。
「這沒有辦法呀，吃人家的飯，就得受些烏氣……。」我呆呆的站着，老師苦口婆心的對我說。
他又介紹我轉入另一家布店，還照樣是學徒。
我一進門，見到那個肥胖的老闆娘，就想起鵝毛帚、鞭子、棍子……。雖然當老師送我進來的時候，她滿臉堆着獰笑。布店裏多的是木條尺，我懷疑簡直好像都是為我而設的。
老師常有信來，教導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有時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之類寄給我，要我常常背誦。至少他的熱情，相當感動了我，雖然這家布店的日子並不比那雜貨店好挨，但是我終於忍耐過了三個多月。這期間令我最氣憤的一件事是：我離開那家雜貨店以後，他們問我的老師討了了八天的飯錢，他們竟說這是「規矩」!
我不願再連累我那位好心腸的老師，決定怎樣受苦也在這布店做下去。
但是，不幸的遭遇又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