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回憶：夏曦白天捉人，夜裏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一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着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一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賀龍回憶：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裏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殺害了紅7師師長王一鳴、紅9軍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湘鄂邊教導1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於當年11月被錯殺於江陵縣沙岡。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對象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3軍指戰員。當時幾乎每個團都有改組派連，把那些受審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關押，行軍時用繩子捆成一串，有時甚至用鐵絲穿在鎖骨上，每個人還要背上比別人更重的負荷，並且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可能。許多人剛從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下來，身上還留有硝煙和傷痕，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絲毫證據，僅憑一點懷疑，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了。第二次肅反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群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
根據潘妻莊曉東的回憶，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3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對於萬濤的被捕，身為紅3軍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滿。夏曦立刻決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衛局監獄裏，局長彭國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結果連彭國材也被捕殺掉。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系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洪湖到現在還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第三次肅反是1933年3月發起的。夏曦逮捕了紅6軍軍長段德昌（1949年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段不但被連續毒打，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3軍獨立師師長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的二兒子也被殺害。被打折十指的紅3軍獨立1團政委陳協平則被石頭砸死。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數千紅軍將士被捕被殺。
第四次肅反開始於1933年5、6月間，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結果，殺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3000多人。黨中央派毛澤東去調查，結果毛下令又抓殺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公審」後被殺害。擔任紅7師師長不到兩個月的葉光吉和紅7師政委盛聯均也被殺害。曾救過夏曦性命的紅8師22團團長賀炳炎（1955年授上將軍銜）被捕的罪名是與一個所謂的改組派一起下過館子，因此被開除出黨，隔離審查。後因賀炳炎任職的團作戰失利，師長盧冬生向夏曦借賀炳炎出來指揮。賀炳炎指揮部隊反擊取得勝利後才得解脫。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才救了下來。王尚榮、黃新廷、譚友林、賀彪、楊秀山、谷志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刀下救出的。
夏曦自己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紅3軍的連長和指導員提拔一批就被捕殺一批，一連殺了好幾批。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
張國燾指揮的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肅反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張國燾在1932年肅反殺人時的數千具屍骨，在當地的紀念館裏，保存着肅反時被無辜殺掉的村幹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單。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49年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張國燾經常親自審訊，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張國燾殺人的最主要幫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陳昌浩，其他殘忍的殺手還有高敬亭，戴季英。
張國濤1931年4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同年9月就開始殺人。僅1931年的9—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25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馬上就殺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張國燾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將紅1軍軍長許繼慎（1949後年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衛總局機關的一間房內。同時遇害的還有周維炯（被用亂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經威震敵膽的紅軍傑出將領許繼慎就這樣含冤離開了人間，年僅30歲。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遭到嚴刑拷打後被抓發砍頭，年僅20歲。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黃埔三期生，原紅12師參謀長）也未能逃脫。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過多，且刑訊逼供也是非常殘酷的。楊克武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倆在一起說過話，我給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認了自己是反革命，這還不饒，非要說你也是反革命組織的人，這樣又把你抓去，如法炮製，株連一些人，然後一一給殺害了。戰士們年輕，愛玩，走路揀石子打着玩，看到了，這叫「石頭隊」。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從團長到馬夫、火夫都說不好，也都不得了。總之，無奇不有，隨便安個名堂都可以殺人。」
政治保衛局在審理案件時只重口供，不重證據，更沒有調查研究。為了急於得到口供，對所謂「犯人」動用各種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亂招亂供，造成株連一片的惡果。據記載：「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中共霍丘縣委機關幹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十一個委員，有十人被殺害；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二百多人；六安獨立團有二百餘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白雀園區赤衛軍團長彭開堯被殺，三個營長兩個被殺，九個連長有七個死於張國燾手下。」
張國燾在主持肅反的同時，還發動了鄂豫皖根據地各級黨政機關、地方武裝和群眾團體的肅反運動。政治保衛局手握肅反大權，橫行鄉里，為所欲為，使地方肅反發生了濫殺亂打的嚴重問題，幾乎達到了縣縣肅反、區區肅反、鄉鄉肅反、村村肅反的程度。仙居區的幹部全部抓了起來，進行公審，當場殺了兩個。並且捉了11個鄉的幹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沒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據《紅安革命鬥爭史》記載：「三月八日，保衛局奉命在禹王城召開群眾大會，將徐德聰等六十三名幹部群眾扣上『改組派』的罪名，一次殺害。」
僅河南白雀園一地，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就有2500多紅軍官兵慘遭殺害。張競回憶：白雀園大肅反，主要是殺軍隊幹部。白雀園河灣、磚橋、新集是殺人地點，在白雀園大河灣里殺人殺不及，用機槍掃射。1932年農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開。紅軍總醫院分出一個分院到里羅城，不久又分出一個分院到城東何店。一個醫生、八個護士，殺了七個，我因年紀小和李院長愛人沒殺，但我陪了兩次綁。謝醫生（東北人，是國民黨軍醫轉投過來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醫生，到何店來，當天晚上就殺了。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殺害的紅4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軍分會主席姜鏡堂、秘書長陳翰香、紅1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紅4軍10師副師長程紹山、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4軍參謀主任范陀、第11師師長周維炯、紅1軍軍長許繼慎、第12師政委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副師長程紹山、參謀長潘皈佛、第28團副團長丁超、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委袁皋甫、第34團政委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委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人相繼被害。僅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內，所載的團以上幹部由於受肅反擴大化之害而犧牲者就有75人（此處不包括張國燾後來在川陝蘇區和長征途中所殺害的團以上幹部）。紅30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燾掀起的肅反狂潮之中，根據地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也未能倖免，這其中有原中共鄂東北特委書記徐朋人，紅4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松，紅11師政治部主任曹學楷，紅四軍警衛團長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傳賢，紅10師師長陳奇，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文教委員會主席陳定侯，麻城縣武裝總指揮王宏學，鄂豫邊特委委員鄭新民，六安縣指揮長毛正初，麻城縣委書記雷紹全，中共皖西北特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方英。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紅四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紅25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用繩子勒死），時年36歲。1935年，政治保衛局審訊科長胡底在紅軍長征途中慘遭殺害，年僅30歲。1933年春紅4方面軍總經理部主任余篤三受誣陷，被殺害於四川省通江縣洪口場。紅4軍軍長曾中生（1949年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因為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開的殺。1935年8月長征途中被秘密殺害於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繩子勒死），時年35歲。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在張國燾所謂「發現一萬二萬改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邏輯下，給共產黨、蘇維埃、紅軍、根據地造成了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失。對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讚賞，並將鄂豫皖的所謂肅反經驗加以肯定和推廣，並對其他革命根據地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