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幾年了，我們都很想家。在國外有了自己的小家，但國內父母的家，是我們成長的地方，不管離開多久，多麼遙遠，總是那心中永遠的惦記，惦記着那裏的親人，朋友，更想見見那塊熟悉的土地，我們出生和生長的故鄉。我和先生開始收拾行李，定機票，飛向那塊天天想，日日盼的地方。
飛行了十幾個小時，入境了，我們開始填表格，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這些對於我們，經常出國旅行，填的表格的內容是太熟悉了，也習以為常了。突然，我先生用胳膊肘碰碰我，問到：「有出身嗎？」我說：「什麼？」他又重複了一遍，說：「我問要不要填出身？」我笑了，答道：「都什麼年代了，不會有了吧？」但又不放心，仔仔細細地從頭到尾把那張表格看了一遍，然後堅定地回答：「沒有！」他喔了一聲，嘟嘟囔囔地說，「我最怕填那個了，總算取消了。」
是呀，「出身」這個名詞太敏感，太可怕，也太可笑，太引起我們這代人的回憶了……
記得我初次聽到這個詞是在初中的政治課上。1963年我上了初一。中學的一切都與小學不同，首先是課程多了，每個老師只教一科，一個上午有4個老師上不同的課，每天能在課堂上見到多個老師，各個老師講課的姿勢，語調，風度不同，也使我們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們有了機會聊天談論老師們。記得一個同學還在日記里描寫數學老師說話時口水太多，大家心靈同感，不約而同地點頭贊同。
除了語文，數學，歷史，地理，這些我們熟悉的科目，政治課是第一次進入課程。我們不知道政治課都會學什麼，而教科書很薄，只是探討做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學生。老師是大學政治系調來的。（因為我們學校是附中，不少老師是從大學來的，主要是那些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學生或老師，下放到中學也是一種下調和懲罰吧。）政治課一周兩次，而歷史和地理課一周只有一次，可見此課的分量。政治老師在第一次課上就要求我們閱讀許多課本外的材料，其中主要文章來自《毛澤東選集》，那篇文章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記得我回家後問父母，我爸不敢怠慢，馬上把那篇文章從「毛選」中找到，讓我放在書包里，隨時準備上政治課用。剛剛13歲的我，懵懵懂懂，沒有感到什麼，只是簡單地認為，不就是一課嗎，何必緊張？其實當時的「階級鬥爭之弦」已開始拉緊了，估計父母已有預感，只是不敢多言，生怕影響孩子。
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周的政治課籠統概括了一下課程要求後，緊接着的就是講「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了。記得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張表，列出了各個階級的名稱，然後在班裏討論。從買辦資本家，資本家，地主，富農，到貧農，僱農…本來是按照文章里的敘述，討論什麼是什麼。後來，老師讓大家對號入座，把你本人列在表裏，看你是屬於哪個階級的。
這一下，討論的氣氛開始緊張了。有人舉手自報自家是貧農，說是聽家裏說的。然後有膽子大的同學問，從什麼時候算起，是從父親還是從爺爺算起？老師的答案是：以解放前3年為界限，那時你家是什麼，那就是你的出身。課後的作業就是去問各自的家長，然後分析自己家的階級成分。
我當時很不理解，那是一篇1924年的文章，比我的父母出生還早，分析的也是那時的階級情況，而40年後情況不同了，父母都是在1950年代參加工作的，他們的階級成分是按他們的工作職務呢？還是按祖父母的呢？實在是不明白怎麼劃分。但是我不敢問政治老師，因為我是班幹部，不能給老師出難題，也不想讓同學們議論我。
回家問了父母自家的情況後，我偷偷地去找語文老師，因為我是語文課代表，與語文老師比較熟悉。這個語文老師是一個剛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的小伙子，20多歲，單身。雖然他年紀不大，但人長得粗，看上去有30好幾。他對我們女生很好，有求必應，這增加了我的膽量去請教他。我偷偷敲開了他的辦公室門，微笑與他打招呼，然後坐下來問問題。
我不敢抱怨我心中的不滿，直接從自己家的情況問起。我告訴他，我父親解放前3年是大學生，解放後3年是研究生，如果按照解放前3年的標準劃分，我的出身應該是「學生」。可是政治老師說我們的「成分」是「學生」，不能把「成分」與「出身」混為一談，也就是說這兩項不能是一樣的。
政治老師說我的出身算是「教員」，我不同意，因為我爸爸那時還在上學，根本就沒有資格當教員呢！我還抱怨說，這種出身的劃分好像不準確，尤其是在城市裏。他肯定了我的疑問，但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告訴我不要再去問任何老師了，小心謹慎為好。
後來，沒有辦法，我只能按照政治老師的要求，把這個授予我的出身填寫在我的表格里。記得後來，這個「教員」的出身又一律改為「職員」，我至今也不明白為什麼？只是聽同學說，大家都是這麼填的。
不管是什麼「員」，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時期，這就成了非「紅5類」出身，加上家父是大學教授，我成了「臭老九」的後代，比「地富反壞右」這樣的「黑5類」好不了多少。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爆出，反動血統論的高調宣揚，更加劇了學生中的等級劃分，變本加厲地區劃同學，製造矛盾，把原本同學之間的學友關係變成了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有人成為了當之不讓的「紅色接班人」，而有人在一天的時間裏成了「敵人」。
這種荒唐的變化讓人目瞪口呆，眼花繚亂，迷茫中是無法控制的內心恐懼……對於一個只有16歲的少年來說，這種無形的壓力使得我倍感壓抑，恐慌，以至於在一生中都無法解脫……（這就不難理解，我先生在填入境表格時會聯想到是否要填「出身」了。）
文革中，由於「出身問題」，受到批鬥，謾罵，人格侮辱的學生大有人在。我的兩個同學的遭遇就是真實的案列。
一個是玲玲同學，初中與我在同一個班。她人長得高大，一直坐在我的後排。每當上自習課寫作業時，她會用鉛筆輕輕地捅捅我的背，讓我回過頭去，與她對習題答案。她很有藝術細胞，愛畫畫，還贈送我一幅她的鉛筆臨摹，畫的是從她的座位上觀察到的我的背影。
我們的學校是大學的附中，同學的父母大都在大學裏工作，互相認識，但可能不熟。大家都知道各自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但從來不知道「家庭出身」，也不知道像挖掘三尺似的曝光出來的別人家的私隱。直到1966年的文革，我才知道她父親曾被劃作「右派」，她也就無可辯駁地成為了「黑5類」（地富反壞右）中的那個「右」了。
文革開始後，班長就靠邊站了，取而代之的是紅衛兵頭頭，如果不是紅衛兵（出身非「紅色」的學生是無資格加入的），基本躲在家裏，不敢上學了。這一天，每個同學都被告知務必到班裏開會。剛剛在教室里坐定下來，就開始宣讀報紙，我記得那個標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然後「頭頭」指導討論，讓「紅色」的發言，介紹他們怎麼「抄家」，耀武揚威了一把，再把矛頭指向「黑色」的，強迫他們發言與家庭劃清界線…
這時就聽「頭頭」喊：「我們班裏有階級敵人，右派崽子！」玲玲被當眾點名，被吼着從座位上站起來。只見她低着頭，臉色慘白，兩隻手不知所措地拉着衣服角。估計她根本就沒有想到平時的同學會把她當做「敵人」。我真為她委屈，她做了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對待她？如果她是「敵人」，那我也就差不多了。
我很害怕，怕下一個被拉出來的會是我，只能坐在角落裏一聲不吭。然後聽到的是數落玲玲的不是，什麼眼睛向上看，看不起別人；喜歡看畫報，卷頭髮，穿花衣裳，資產階級思想……。最後歸結成了她的家庭影響，必須與她的「右派」老子決裂。（當時我差一點要笑出來，因為我在想，玲玲今天晚上到哪裏去吃飯，睡覺，如果「決裂」了？）批鬥會在「頭頭」帶領下以喊口號為結束。
我一直在想，只有16歲的少年對同班同學哪來的深仇大恨？這時我才明白這是「出身」引來的禍！
從那以後，同學們以「出身」劃為不同的群組，「紅的」絕不會與「黑的」往來。像我這樣「灰的」也有一個組，既然「灰」已經接近「黑」了，我也就不在乎了，照樣與「黑的」來往，只不過不敢在明處，怕被「紅的」罵成「不分階級界線」。
兩年後，我們「灰的」「黑的」全部被分配下鄉務農。又因為「出身」，一出生就「身負原罪」而受到懲罰。
另一個是芳芳，我的小學同學，一至六年級她都與我在同一個班級里。她學習成績好，尤其是算術，沒有做不出來的題，人聰明，大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居里夫人」。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區裏的重點中學。沒有想到的是在文革開始時的1966年，由於她的家庭出身，被她的紅衛兵同學圍攻，毆打，遭受人身迫害，精神受到強烈的刺激，患上了精神病。雖然長期治療，卻時好時壞，一直無法正常地生活。
她長期養病，進進出出精神病醫院，孤獨地生活在醫院裏，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她是一朵早凋的芳花，可惜一個花季少女成了那場運動的犧牲品。小學同學們都記得她的善良，純潔，凡事認真而有些執拗死板的樣子，熱心幫助同學和慷慨大方。而她的不幸，不僅使我們憐憫，悲痛，更是憤恨命運對她的不公，譴責那些迫害行為和無法無天的殘忍。
芳芳同學走了，她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呢？如果她的父親不是留學英國歸來的知識分子，她是不是不會被毆打呢？但她的父母不願意追責而選擇了沉默，把悲痛埋在心底。這是我無法理解的心痛……我無數次地問自己，如果我考上了那所重點中學，被毆打的會不會是我？（當年小學通考，我有幾道算術題做不出來，沒有考上重點學校）我慶幸沒有考上，不然我的命運不知如何……
因為「家庭出身」，1968年學校分配就業時，我不可能被留在北京，唯一的出路是下鄉，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我一直都對「家庭出身」困惑。記得1985年，我被選送去日本學習，人事處處長找到我，談到要「政審」。他說他看了我的檔案，裏面太「黑」，有親戚在美國、中國台灣和香港，問我是否知道？我想起母親告訴我的家事。
母親小時她的父親，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外公曾是當地一個有名的律師，家裏有房有地。外婆在外公去世後把房子和地全部都賣了，帶着錢和孩子到上海投奔弟弟妹妹（外婆是大姐）。生活所迫，外婆一直租房子住，把錢全部花在維持全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上，才使得所有的孩子都讀了大學。
我真的佩服外婆的勇氣，如果外婆當年守着老家的家產，那一定會被劃為富農或地主的，那麼她和孩子們後來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而進了城市，她成了貧民，無房無地無工作，她的成分就變好了。這是不是與電影《活着》的某些情節有點相似？不同的是，葛優扮演的角色是把家產賭輸了，而不是賣了。
外婆的弟弟們各奔東西去國外謀生。有關這些親戚，我只是聽母親講過，知道一點點。我問那個處長，為什麼把這些親戚都寫入我的檔案中，而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沒有見過面。他說這些都是從我母親的檔案里抄來的，是在1966年的文革期間，怕漏掉任何「里通國外」的蛛絲馬跡，哪怕是一個只有16歲的孩子也不會放過的。現在改革開放了，這些事情都不揪了，有許多人還恨不得有個國外的親戚呢。就這樣，我的政審通過了。
從那以後，我出國再沒有被「政審」過。從挖地三尺地搜索一個人的祖宗三代到改革開放後全面正視一個「人」，這也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吧！
多年後，我回國探親又遇到人事處長，他問我，要不要把我的檔案帶走。我說，我才不要呢，你留着做個紀念吧。我告訴他，在美國，個人的履歷是從大學開始寫的，連我的10年北大荒經歷都無法計算在內，更別提什麼父母，祖父母，和其他親戚了。那才叫真正的「重在表現」呢！我就是我，什麼「出身」「成分」都與我無關。我真正地感到自由地放飛了！
說到「出身」，不得不說說我先生。他的父親（我的公公）是個孤兒，十幾歲就在餐館當學徒，為的是每天能吃上免費的三餐。好不容易學出了徒，離開家鄉到上海找工作，在錦江飯店做川菜。當年參加了工會，是工人階級的一員。解放後想自己立業，就跑到北京開一家餐館（因為上海比較貴），還從老家叫來了幾個年輕徒弟當幫手。
1953年公私合營，剛開兩年的餐館就被「合營」了，他就留職在曾是自己的餐館裏，成為裏面的一個師傅。由於他有產業（餐館），被劃成資本家。他很不服，去找領導，最後按受僱的人員來定，具有3個僱工以上的定為資本家，3個以下的定為小業主。
還好，他的一個徒弟後來離開了，才救了一命，給授予小業主。這個出身最多算個「灰色」，好像還接近「黑色」。所以，我先生也是被分配下鄉，遇到了我。在農村，他努力表現，得到好評，曾幾次被推薦上大學，可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家庭出身」，政審通不過，失去了上學的機會。
我先生對於他的「出身」，心裏一直犯嘀咕，如果按規定從解放前3年來劃界線，他父親是地地道道的工人。怎麼到他父親劃成分時，這條規定就變了？變成解放後3年了？難道哪裏「黑」就往那裏靠？他不只一次地告訴我，他拒絕填「出身」。我說：你可以填工人呀，那就是「紅色」了。他說他填過，但被上級叫去談話，讓他改過還受到批評，不許他亂改「出身」。好在，我不在乎什麼「出身」，因為我自己也搞不清，弄不懂。這是他最欣賞我的，因為我單純，說不好聽的，就是「傻」，如果不是他告訴我，我可能連問都不會問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父親的兩個徒弟，因為是學徒工，成分就是工人。一個被重用，提拔當了餐業部門的領導，另一個被請去為一個高級首長做特餐，因為「根紅苗正」。但他們很感激師傅傳教給他們的手藝，逢年過節來看師傅，還常常請教，切磋廚藝，沒有一點把他們的師傅當做「階級敵人」，「剝削階級」的想法。
後來，我先生在美國開餐館，我才知道，開餐館起碼要有3個人才能轉起來。（為了節省一個人力，他常把我當成免費勞動力）也就是說，當年他父親雇了2個徒弟才能使餐館開張。而這僱工給他父親帶來的是數十年的「黑成分」，文革中的批鬥，陪鬥，還直接影響到他的孩子們的成長。如果他知道會是這個結果，我想他當年就是咬着牙也要一個人在上海打工，（堅決不開餐館）弄個好「成分」呀！
「出身」這個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專用名詞，曾經風靡在故鄉這片土地上，讓一部分人遭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斥，歧視，冷遇，使他們不得不被迫用體力勞動，吃苦受難來「還原罪」。基督教的「還罪」是在自身懺悔以後，而他們是在不知何事何物的情況下，只是因為「家庭出身」這個肆意製造出來的名詞而受到打壓。這種「打壓」的合理性在哪裏？
1980年代初，我的公公又一次開起了餐館，他的廚藝吸引了遠近的吃客們。多年來，他的餐館薄利多銷，即賺到錢又得到了無數顧客的青睞和誇獎，體現了老一輩生意人的做人之本分。我先生考入了財經學院，進入他所喜歡的「工商管理」專業學習。
如今，當我站在講台上，講述殘疾人受教育的權利時，我常常會聯想到曾經的「家庭出身」，猶如封建時代的標籤，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級，造成一部分人壓制另一部分人。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旗幟下，以「成分」或「出身」限制和束縛了青年人的發展，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學習和工作的機會，也使社會人才受到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