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御前會議
1900年6月16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召集了第一次御前會議。
討論的主題有兩個：（1）對義和團是剿還是撫；（2）對八國聯軍是戰還是和。
這兩個主題，其實二位一體。如果剿義和團，則必與八國聯軍和；若撫義和團，則必與八國聯軍戰。
皇帝在會上顯得很煩躁。
他問內閣學士許景澄：「國命安危，在此一舉。……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務，應當明白大勢，帝國究竟能否與各國開戰，請直言無諱。」
許景澄告訴皇帝：「無論是非得失，萬無以一國盡敵諸國之理。」
據史料記載，許氏的回答深得光緒之心，在稍後的會議過程中，皇帝大談「斷無同時與各國開釁理」，並舉甲午中日之戰為例：
「甲午一戰，創巨痛深。……況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御之?」
據說，皇帝的態度贏得了多數朝臣的讚賞。軍機大臣王文韶伏地叩頭，大呼：
「聖慮及此，國之福也！」
次日，也就是6月17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召集了第二次御前會議。
皇帝與主和的大臣再次成了會議的焦點。
皇帝說：用人心來抵禦外侮本來就是空話，更何況義和團是亂民，皆烏合之眾，並不能代表中國的民心，怎麼能指望他們去與敵人血肉相搏呢？——「戰非不可言，顧中國積衰，兵又不足恃，用亂民以求一逞，寧有幸乎？」
會場氣氛讓太后很不高興。她剛剛看到了端郡王載漪送來的洋人要求自己歸政皇帝的「照會」。當然，她並不知道，照會是偽造的。載漪作偽的目的，是想利用一切機會激化太后和皇帝之間的矛盾——他正期待着自己的兒子被冊立為「大阿哥」以取代光緒。
於是，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太后完全否決了皇帝的態度。她憤憤然說道：
「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
又說：
「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於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也是在這一天，朝廷接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請總理衙門轉奏的電報。
在電報里，這些帝國的砥柱老臣表明了自己堅決主張剿滅義和團、反對對外宣戰的態度。張之洞告誡朝廷，對義和團「如再遲疑不自速剿，各國兵隊大至，越俎代謀，禍在眉睫」；而若對外宣戰，則後果難以預料：
「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爛，悔不可追……」
地方督撫的反對，迫使慈禧太后在6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會議。
皇帝已經喪失了發言權，對外宣戰的呼聲前所未有的高漲。
太后對反對開戰的王文韶與聯元拍了桌子：
「此話早厭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則且斬若！」
太后召集此次會議的目的，不過是強迫朝廷通過宣戰的決定。但會議的結果並不理想，主戰的呼聲雖高，主和的人數也依然龐大。
太后明白，此戰前途未卜，除非將絕大多數朝臣一併綁架到戰車上，否則戰敗後，自己將無法避免引咎歸政的政治命運，而發動這場戰爭的核心目的，亦正是為了抵禦列強要求自己「歸政」的政治壓力。
在對大多數朝臣的綁架未完成之前，太后決定暫緩宣戰，同時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國使館交涉，阻止八國聯軍進入京城——如果交涉成功，聯軍答應不入京城，自無法對自己施加歸政的壓力；如果交涉失敗，則王文韶等人將不得不贊同對外宣戰。
皇帝則把希望寄托在了榮祿身上：
「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審慎。好在兵權全在你手。」
6月19日，大沽淪陷的消息傳入京城，太后似乎覺得自己倉皇「歸政」的淒涼命運馬上就會變成現實，迅速又召集了第四次御前會議。
會議不再給官員們討論的機會，強行作出了與洋人決裂（並非宣戰，所謂的「宣戰詔書」僅是內部動員詔書）的決定。會上，太后將自己的憤怒和緊張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各使未請歸政以前，尚有嚴懲團民之意，乃歸政一事，朝廷自有權衡，非外人所得干預也。……現已定奪與洋人決裂，不可再為挽回也。」
老太后命令許景澄去給各國使館送照會，限使館人員24小時內離開北京，由政府派兵護送到天津。史載：皇帝當時臉色白如死灰，不顧君臣尊嚴，離席上前抓住許景澄的手，求「更妥商量」，太后厲聲呵斥：「皇帝放手，毋誤事！」許景澄作過多年駐外大使，因太過了解這一決定的後果，也是神情恍惚，竟至於「牽帝衣而泣」；太后對這種哭哭啼啼的氣氛很不滿意，厲聲呵斥：「許景澄無禮!」……
21日，太后發佈內部動員諭旨，其中有「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豪言壯語。
南中國集體抗旨
在義和團這個問題上，地方督撫與朝廷之間有着嚴重的意見分歧。
得知義和團摧毀鐵路、電線，並正向北京蔓延的時候，張之洞曾急電榮祿，催促他對這些「亂民」格殺勿論。張在電報中說：支持義和團，只會挑撥清政府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勢，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淵。
山東巡撫袁世凱，面臨的局勢比張之洞要複雜百倍——義和團正在他的轄區內如火如荼，如何處置義和團，既關係到他個人的政治生命，也關係到帝國的未來前途。前者要求他支持義和團，後者提醒他不能支持義和團——於是，袁展示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智慧」——他在各州縣張貼佈告，鼓勵義和團「北上助戰」。佈告中說，真正的義和團，現在都去了京津地區與洋人作戰，真有志於報效國家的拳民，應該趕緊北上，不可再在山東逗留。凡逗留山東境內者，都將被當作亂國的匪徒抓起來。
決定與洋人決裂的前一日，朝廷還曾接到兩廣總督李鴻章的電報。電報中說：
「眾議非自清內匪，事無轉機。」
在剿滅義和團與抵抗八國聯軍之間，李鴻章選擇以前者為先。
內部動員諭旨發佈後，朝廷即派軍隊與義和團攻打使館，並正式招撫義和團，稱其為「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且命令各省督撫將各地義和團「招集成團，借御外侮」。
朝廷的「動員」和「招撫」電報，被時任帝國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私自扣了下來。盛囑咐各電報局，對這幾件上諭「但密呈督撫」，「不許宣揚」。
盛扣留電報的目的，是暫時不讓地方官接到這份他個人無法認同的命令。隨後，盛緊急發報給李鴻章，分析當前形勢，提出「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建議。盛說：朝廷以一國之力抵抗眾多強國，理屈勢窮；眼下，俄國已佔據榆關，日本萬餘部隊已從廣島出發，英、法、德等國也必將發兵；國家即將瓦解，已無法挽救；為今之計，須要保全東南地區，各省督撫必須採取措施，聯絡一氣。
盛也給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發去了內容大致相同的急電，提出「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 大陸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的處置建議。
這些電報，勾勒出了庚子年「東南互保」的雛形：
（1）南中國拒絕捲入朝廷的對外戰爭；
（2）地方督撫與列強另行簽定「和平條約」。
盛的急電，得到了接電者的積極響應。但他們面臨一個現實的難題：朝廷已經頒佈了「動員詔書」，地方督撫沒有外交權，如何以條約的形式與列強維持和平局面，在操作上成了一個死結。列強也對督撫們是否有決心和能力來違抗朝廷的旨意，以維持南方地區的和平局面，缺乏足夠的信任。
盛宣懷提出的辦法是：宣佈朝廷的「動員詔書」是偽詔！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誕昏庸，同時與列強為敵，是因為內部出了拳黨，暴民脅迫了政府。「動員詔書」並非皇帝本意。
李鴻章在給盛宣懷的回電中，對此辦法深表贊同。電文中說：
「俄據榆關不確，……二十五詔粵斷不奉，所謂矯詔也。」
他還希望，盛將這封電報密送給劉坤一和張之洞。
李鴻章的態度，為「東南互保」一錘定音。據《庚子國變記》記載：
「當偽詔命各省焚教堂殺教民，諸疆臣失措，李鴻章久廢居京師，方起為粵督，乃各電商鴻章請所向。鴻章毅然復電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各省乃決劃保東南之策。」
6 月26日，由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人牽頭，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撫派代表參加，在上海與各國駐滬領事議定出了「東南互保」條約。
美國駐上海領事，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稱讚該協議使得外國人的權利得到了有效保護，維持了東南地區和平。
但列強的擔心並未消失，畢竟清帝國的外交權掌握在北京手裏。嚴格地說，這個協議沒有合法性。會議當天，盛宣懷的好友，《新聞報》老闆弗格森還問他：
「今日定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遵旨否？」
議定協議後的第三天，一直秘而不宣的朝廷「動員詔書」在上海正式公佈，輿論譁然。盛宣懷再次致電劉坤一、張之洞，請他們堅持原議。劉、張二人表態：
「無論北事如何，仍照原案辦理，斷不可易。」
劉、張二人還致電各督撫，請予支持，以擴大互保範圍，獲得頗多響應。閩浙總督許應騤走得最遠，他表示要與俄、美、日等6國按照《東南互保條款》的精神，訂立一個《福建互保協定》。
李鴻章與張之洞的猶疑
廣州。催促李鴻章北上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擊斃的時候，榮祿電報里的語氣已經近乎於哀求。做了一輩子滅火員的李鴻章，這一次的反應卻顯得相當遲鈍——帝國的航船無疑已經嚴重偏向，但他還不能確定，這種偏向，是否已經嚴重到了需要更換船長和舵手的程度。
北上之前，他決定先見一見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卜力希望他能夠以兩廣為基地，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新政府。
卜力不是第一個企圖給李鴻章「黃袍加身」的外國人。早在甲午年間，美國人就曾經策划過一場密謀，試圖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時候，在中國改朝換代，由李鴻章父子取代清朝統治中國。
這場密謀涉及到的三個美國主角分別是：李鴻章的私人秘書兼顧問畢德格（w.pethick），美國陸軍軍官、鐵路工程師兼承包商威爾遜（j.h.wilsion），以及美國前任國務卿、馬關議和期間擔任李鴻章顧問的科士達（j.w.foster）。時間是1894年9月。
為人謹慎的李鴻章沒有留下太多關於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其幕僚劉學詢與孫中山的書信往來，得到了他的默許。當劉學詢將與孫中山聯絡的結果報告給李鴻章的時候，這個擔負着維持帝國南方政局穩定的大員，既沒有砍掉孫中山使者的頭，也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承諾。
李鴻章乘坐的平安號輪船在香港靠岸時，卜力已在碼頭上等待。在呈給英國政府殖民部的電報里，卜力分析：反滿起義預計近期將在南方爆發，信任他的中國紳士向他保證，造反者並不排外，且希望在取得一定勝利之後得到英國的保護。卜力還說：「如果贊成孫中山和李鴻章總督締結一項盟約，對英國的利益將是再好不過了」；在李鴻章是否會「背叛」清政府這個問題上，卜力的判斷是：「這個李總督正向這個運動賣弄風情，謠傳他想自立為王或是當總統。」
李鴻章被從輪船請入密室。在一番避重就輕的外交辭令之後，李鴻章不做任何鋪墊，直截了當地問卜力：「英國希望誰做皇帝？」……停頓了一下，他又補充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也許是個漢人？」
與廣州的李鴻章類似，坐鎮湖北的張之洞也心境蕭索。
1879年於天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與前美國總統（1877年卸任）尤利西斯·S·格蘭特。
慈禧「紅顏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韙，以一孱弱之國，同時與一籮筐西方強國決裂，讓許多有遠見的地方督撫寒心。當朝廷要求地方督撫派兵北上勤王的時候，張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銳的部隊，只撥給太后一群缺彈少藥的老弱病殘。
相比李鴻章曾在兩廣獨立問題上的猶豫再三，張之洞走得更遠。他不但有過組建新政權的想法，而且還為此積極進行了實踐運作。
甲午前後，日本曾派遣大量武士和浪人來到中國，偵查中國的軍政民情。宇都宮太郎即其中之一。庚子年，宇都宮太郎回到日本參謀本部工作。他身後留下了一本日記，其中一些章節，披露了張之洞在庚子年試圖拋棄清廷、尋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國南方組建一個新政權的秘密用心。
庚子年春夏之交，張之洞長子張權，率領眾多張之洞湖北系部隊武官（隨行的還有後來大名鼎鼎的黃興，不過當時他叫做黃軫）前往東京，明為考察軍事、購買武器，實際上亦負有運作此事的目的。
這個規模龐大的軍事考察團的日本之行，並未得到清廷的批准，它是張之洞的私人行為。當幕僚錢恂向宇都宮太郎坦承張之洞有組建新政府的用心時，張權已經在日本活動了一個多月。」
張權考察團抵達日本，正值朝廷盲目自大，慈禧血湧上頭，與列強決裂。在張之洞看來，清廷極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張權此時緊急赴日，顯有未雨綢繆預留退路之意。隨後，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倉皇西遁，老糊棚匠李鴻章入京善後，張之洞亦授意錢恂，委婉地向日方透露了自己不排斥建立新政權的立場。隨着李鴻章的議和漸有眉目，慈禧也準備返回京城，大局將定，張之洞亦命張權一行人等自日本返國。
合法性喪失殆盡
其實，1900年的「南中國集體抗旨」，並不僅限於地方督撫。
這年夏天，著名報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報》上，發表了《論保東南宜創立國會》，文章宣佈：八國之兵，毀一國之都，已造成「國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實，國民已淪為「無國無主之民」，當務之急，是「七省督撫立公共政府，佈設國憲」，在南方組建一個新政府。
稍後，又有「中國議會」在上海成立，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推舉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推舉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為幹事。議會成員囊括了戊戌維新以來的各種求新力量。議會的十二條秘密宗旨，可歸結為十個字：
反對清政府，建立新政權。
太后保住了她的權位。但在這些人眼裏，清廷的執政合法性，已蕩然無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