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半張殘破的紙片,它對我們來說太珍貴了[1]。這是父親邱會作被關在北京秦城監獄時偷偷寫的[2],1980年6月由我們探監時暗中夾帶出來。紙上的大字是監獄工作人員寫的供在押者借閱的圖書目錄,小字是父親的手跡,寫在紙的下邊空白處和背面。他利用私藏下來的半張紙片,寫了個短訊。
父親在這半張破紙片上寫的內容是:
1)從去年十二月十九日開始重新進行審查[3]。今年四月底以前為全面審查,五月以後幾個問題重點審查。目前正進行揭發交代,也可以說是深挖。深挖的高峰已過去。對我來說,無論怎麼挖,也只能挖出一隻空棺材來。何時結束不得而知。不管他們用什麼方法,我都不害怕,因為我對自己有什麼問題始終是心中有數的。勿念。
2)這次的來人不善,我亦不惑。至今為止他們得到的是:(一)同林的關係、(二)反對、(三)死人[4]。「武」「謀」「逃」他們始終未正式提出[5],只有影射。我則有什麼說什麼。對我的交代,他們多數似滿意。
3)在整個審查中,他們的言談:吉凶並重。對前者不幻想,對後者不懼怕。他們流露過,下面提出過要公審。這可能,似乎不會這樣辦的,即使如此,我也毫不在乎。
4)他們公開說過,出去的日子不會很久了。又說,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是幾個人的問題。我估計,我們四個人會一起處理[6]。以我推測,他們未必抓到了黃、吳「武」「謀」「逃」什麼證據。
5)我寫的這點意事(思),路光可能理解得多一點[7],因為前兩次你們來時,他的一句半句的說話就涉及到這方面的問題。路光這次可能不來。你們可把意思抄給他。不要給你媽說。以免增加她的負擔。此件絕對不可外傳。千萬,千萬!
我的悽慘這不說了,但願有面談之日(完)
只有這一片紙可利用,故寫得很簡單。我知道你們七一前後會來的。又及。
現在我找出這封信重新讀,好像又回到三十多年前。
1971年9月24日,我的父親邱會作被「隔離反省」,從那以後很長時間我們不知他在哪裏,是生是死。文化大革命中許多老幹部被批鬥關押折磨去世後,實行嚴格保密,根本不通知家人。我們擔心這樣的事會發生在我們這。
1979年底,我們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可以到秦城監獄探視關在那裏的父親。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天大的喜事,知道了父親還活在世上。遺憾的是,因為我在無錫工作,於次日早上趕到北京不可能,錯過機會。1980年2月又通知可以到獄中探視時,我和愛人提前帶着不到兩歲的女兒匆忙趕到了北京。我們到了秦城監獄,看到了久別十個年頭的父親。他非常消瘦,面色灰黯,衣衫襤褸,一付飽受折磨的樣子。但他思維清晰,目光有神,顯示出坦蕩不屈的神情。探視時間不到一小時,旁邊有公安幹警監視,父親不可能說什麼「分外」的話。那一年6月,公安部又通知可以探監,我因正在外地出差,不能趕去。事後,我的兄弟把一個殘破的字條給了我。它是父親私留了監獄裏囚犯借書時傳看的一張目錄紙的半張沒有歸還,利用它空白處和背面寫了一些話,偷偷藏在身上多日,已磨損得近乎破碎。紙上面沾滿了污漬,但字跡清晰,意思明確。等到家人來探視的那一天,父親和子女們緊貼着坐在一起,任憑看守人員在旁邊盯着,全然無事一樣。父親察言觀色,趁着看守鬆懈之機偷偷地把字條塞在子女的手裏,帶了出來,最後傳到我這兒。我仔細地看過之後,把它小心收藏,直至今日。
這個紙條原始地記載了一個被關押與世隔絕多年的人所知、所想,和對事態發展的推測。它雖然只有五百多字,卻把我們當時想要知道父親的狀況簡要地說明了。主要是:
1)自一九七一年九月後,那場轟轟烈烈的批判揭發運動已歷經九年,雖然指責父親他們的「罪名」在鋪天蓋地宣傳,說的聳人聽聞,可居然對他拿不出什麼可信的證據。父親說對自己有什麼問題始終是心中有數,這令我們放了心。那個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過去四十多年了,仍然不公開相關檔案,像一個「謎」一樣留在那裏。
2)揪着父親不放的問題是三個,即和林彪的關係、反對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單位里死人的問題。這些被認為有據可查,坐實了案情。然而,它們卻都是人事歷史關係和具體工作上的問題。當權者想抓的「要害」被父親概括成「武、謀、逃」三個字(即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企圖外逃),對這麼大罪行,卻不敢理直氣壯對他們正式提出,只是影射。那時,在全國作了那麼多大批判,說出那麼多「證據」,扣上那麼多「帽子」,恰恰是「武、謀、逃」這最為關鍵處沒有舉出真正的證據。當權者雖然信誓旦旦,其實有些心虛,在父親面前閃爍其詞,躲躲閃閃。我琢磨這一反常態的舉止,豈不是正好證明了父親的無辜。
3)父親說,對他們的審查是軟硬兼施,吉凶並重。當權者自己想要公審,卻說是下邊提出來的,顯得有些虛偽。與此同時,又言稱不久就要釋放他,這種矛盾心態顯出了沒有證據情況下的某種無奈。當然,這也可能是在對父親進行誘供,或是對自己手握他人生殺大權的一種炫耀。但無論哪種情況,都不那麼光明正大。這個早在公審之前就由當權者預先欽定下來的內幕,令人感到它有政治報復和羞辱的意思,把法律當作打擊政敵的手段了。
我剛拿到這張紙片時,反覆閱讀,思索着字裏行間的信息。父親說的「九一三」的情況,居然和當局的宣傳是如此天差地別。我提醒自己不要感情用事,畢竟父親是與世隔絕多年的人,只在這個紙片上寫了簡單幾句話,事情還得小心觀察,要看真相如何。畢竟,最具權威的不是權力,不是高居權位者的意志,也不是蒙難者一方的表白,而是事實!在社會公正和人類良知面前,它們必須公開。然而,事與願違,當權者躲閃了父親涉及「武、謀、逃」事實舉證,避開了「九一三」的認真查證,急於對他定了罪。之後相關事態演化和真相的逐步披露,正是如父親當初在獄中判斷的那樣發展了下去,這令我驚奇不已。
當時初讀這封信,我很悲哀。父親那句「我的悽慘這不說了」的話,道出了他受到的肉體摧殘和精神迫害。文革中對我們這樣的子女都不肯放過,往死里整,更不用說對待他了,這我深有體會。父親寫過這張紙條後幾個月里,承受了密集的人身折磨,並被施以公審,判處16年有期徒刑。這對一個近七十歲的老人來說是多麼巨大的打擊。我曾想,父親要恢復虛弱病殘的身心,須要相當時日,也可能從此他就會默默無聞、終老到死。或許當局也是這麼認為,那些判罰會變成「鐵的歷史」,不容任何人窺視內幕,可謂「蓋棺定論」了,即便釋放了父親,也永遠剝奪了他的話語權,哪怕是對他解除羈押也無妨了。
父親在公審中剛被定下如此「彌天大罪」,判了長期徒刑,卻被立即釋放安置。這個突然而來的頗具戲劇性的事,對我來說是有思想準備的。父親曾寫着,「不管他們用什麼方法,我都不害怕,因為我對自己有什麼問題始終是心中有數的。」仔細品味此話,看來他對自己以後要作些什麼,早已有了打算。
果然,父親剛剛有了點自由,在身體還很差的情況下,不顧治病養傷,立即開始了寫回憶資料。他克服各種困難,認真勤奮地工作,筆耕不止,直到2002年他八十九歲去世之前。
父親留下了數百萬字的回憶遺稿、談話錄音、短文,專題著作、書信、日記等。他以親歷者的目光,重新審視反思了他經歷的八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革命之路,特別是他親歷的文化大革命。父親在寫作之中走完了他生命最後二十一年的路,其中的艱難和辛苦,難於言表。但他竭盡晚年傾心之力,留下大量真實的史料,成就了他一生中的最後奉獻。在這裏,我從父親那些年裏寫給我的幾十封信中選出二十幾封,向讀者展示他的那段經歷,並把它們集成一部《邱會作家書》出版,以紀念為此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的敬愛的父親的一百年華誕(1914—2014)。
這些信的原始手跡影印件在書中全部展示了出來,但讀起來多有不便。我把每封信都用印刷體文字刊印、配以注釋,後面再寫一些背景情況介紹。希望這樣能夠有助於讀者進行閱看和理解。父親的信按着時間順序先後排列,一一串起來,其中還插入了一些信中提及的手稿、信函、錄音稿和相關作品作為附件,把它們和那些信配合起來看,更能顯示那二十多年來父親的心路歷程和堅持不懈的努力。
2014年4月
【注釋】
[1]這是長約19cm,寬為13cm的半張紙。上邊的內容寫在了正反兩面上。這裏展示的是原件的正面和反面掃描圖像。
[2]秦城監獄為1950年代修建,位於北京北郊秦城,是中國關押高級政治犯和不同政見人士的專用監獄。
[3]1971年中央專案組曾對邱會作等進行過審查。這裏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9年重新再對他們進行的審查。
[4]指「同林彪的關係、反對文化大革命、總後機關在運動中有人死亡」等三個問題。
[5]指「妄圖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外逃」等罪名。
[6]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他們是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主要成員。於1971年9月被隔離審查。
[7]路光,指邱路光,邱會作的大兒子,程光的哥哥。
選自程光編注《邱會作家書》,明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