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他的評價中西不同，他被賦予了諸多傳奇色彩，他學貫中西大器早成懂得9國語言，他拿到多個博士學位，他翻譯的儒學經典傳至西方，他被西方人稱為東方聖哲，他說自己是民國最後一個大儒，他被聖雄甘地譽為「最尊貴的中國人」，他——就是站在東西方之間的民國大儒辜鴻銘。
關於民國， 即便對於70年來統一思想灌輸下的中國人，也會艷羨的慨嘆：民國，那是一個大師輩出的年代，民國之後再無大師。時至今日說起文化大師，大家記憶中依然是民國時期的陳寅恪、王國維、林語堂、錢鍾書、沈從文等。
前些年民國風回潮，人們才開始發現並懵懂理解了，那個被中國人長期漫畫式嘲笑的人物——辜鴻銘，他的憂國憂民及前瞻性的睿智見解，竟然早了國人100年。至此，對辜鴻銘的認知在國人心目中也逐漸完整清晰起來。
一、博聞強識的辜鴻銘
辜鴻銘，字湯生，祖籍福建，祖輩早年遷居南洋。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出生於英屬南洋檳榔嶼（今馬來西亞檳城）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父親辜紫云為此橡膠園總管，母親是金髮碧眼的西人。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愛早慧的辜鴻銘，收為義子，自幼就培養他閱讀熟背莎士比亞、歌德、培根、彌爾頓等人的戲劇、作品，十歲時帶他返回英國學習。臨行前父親告誡他：「不論你走到哪裏，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從此，開啟了辜鴻銘14年的西學之路。
他就讀過多所學院，取得過各種學位，但他喜歡提及的僅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張之洞幕僚趙鳳昌在傳記中曾提到：辜鴻銘不屑提及自己的學位及掌握外語情況。
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學成回到家鄉。一年後他偶遇清政府官員馬建忠，交談中深感中國文化之博大，引發心中情感共鳴，隨即辭職，從一本《康熙字典》學起，攻讀中國文化，開始了以英文寫作方式向西方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在西方文化界，辜鴻銘是高山仰止的聖人，他們來到中國拜見辜鴻銘。在國人崇洋的年代，這些西方文化名人卻趕往北京椿樹胡同（今柏樹胡同），去拜訪被國內主流文人嘲諷冷遇的辜鴻銘。
他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講孔學，跟托爾斯泰書信交流世界文化的出路，英國作家毛姆、印度詩人泰戈爾、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等也都曾拜訪過辜鴻銘，俄國皇儲來華，贈他鏤皇冠金表。在西方社會流傳有一句話：「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他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六國飯店售票演講，開中國演講售票的先例。在當時京劇名角梅蘭芳最高票價一元二角，辜鴻銘的演講票價卻是2元，還場場爆滿。
即便辜鴻銘辭世6年後的1934年，嘲諷他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認「辜鴻銘活着時就已成了傳奇，如今，他死了，更有成為神話之虞」。
他擔任張之洞幕僚20多年，張之洞贊「辜先生經綸滿腹，的是傑出之才」。孫中山曾評價說，近代中國有「三個半」精通英文者，其一是辜鴻銘，其二是伍朝樞，其三是陳友仁。美國著名學者艾愷說：「在戰時與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啓超。在那時代，辜氏極受歡迎，他的書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所必讀，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西方多位哲學家引用其書為重要權威；西方客人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1916年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遊學歸來時，才知辜鴻銘在西方社會盛名遠揚。在他執掌北大後即聘請辜鴻銘為北大文學教授，主講英國文學和拉丁文。在40年後，當林語堂也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經是學校必讀書，在今天，也還是西方一些大學的漢學課程之一。
杏坡居士的《近代名人軼事錄》中講到，辜鴻銘說自己：「吾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乃東南西北人也。」
二、學貫中西 傳播儒家經典
辜鴻銘翻譯了儒家經典《論語》《大學》《中庸》等，並發表於西方主流刊物上。
在大師們皆摒棄國學而醉心於西學之時，辜鴻銘卻是一位逆行者，他成功的向西方傳播着中國古老的儒家文化。具有深厚西學功底的辜鴻銘，在研習國學後，他看到儒學的傳統理念，可以拯救這個時期各國於交困傾軋中。
辜鴻銘在其《論語》譯序中道：「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學貫中西的辜鴻銘，自如的引述莎翁、歌德、卡萊爾等西方名家言論來註解儒家經典，使得西方人能很好的理解中國文化。他的著作在之後的幾十年間多次再版。
他看到國人對西方人惟命是從，而對待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傳統文化卻缺少尊重和正解。這種崇洋之風，令他憤怒之餘更多的是憂慮，同時也更堅定了他傳播中國文化的信念。
三、他說民國最該殺兩個人
對於1915年至1920年間，胡適、陳獨秀等搞的所謂「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以及他們在《新青年》中提出的「用白話代替古文的革命」，辜鴻銘於1919年8月，在《密勒氏遠東評論》上發表文章，寫道：「初回國的歐美留學生，竟將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間摧毀破壞……」他說古文惟其載「道」乃屬典雅之語，改革者們教人們淪為倫理之侏儒的文學始為「死文學」。他說：「最通俗的語言並不一定是最好的，正如莎士比亞作品的英文比現在流行的英語更為華美一樣，而中國經典也是比市井白話要典雅、華麗的。」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面對崇尚西化、宣揚進化論、視孔孟之道為迂腐、視忠義仁孝愚蠢的學生們的激進，辜鴻銘在英文報紙《北華正報》發表文章指出北大學生是野蠻人是暴徒，招致他們更多的攻擊。隨後辜鴻銘離開北大。
他憂心於「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學者「有識之士」們對傳統文化的摧毀，將使國家、國人走向更深重的災難困苦中。
1936年《國聞周報》中刊登的《凌霄一士隨筆》一文中講到：在一次宴席上，辜鴻銘說「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旁人問哪二人，他說就是嚴復和林紓。嚴復聽後置若罔聞，林紓則當場質問。辜鴻銘憤慨拍案道：「自嚴復譯出《天演論》，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自從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萃萃學子就只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於是人慾橫流。以學說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聽者無從質辯。
嚴復和林紓與辜鴻銘同為福建人，同樣翻譯大量作品，民國時期，被稱為「福建三傑」。然而不同的是，嚴復和林紓極力推崇西洋文化、輸入西學，是西學東漸；辜鴻銘是輸出中國文化東學西漸。
在西方被信神人士視為「魔王的聖經」的達爾文《物種起源》，嚴復卻視如寶藏，他認為「以夷制夷」不僅僅是要學洋人造堅船利炮，還要學西方的思想。1898年，他翻譯發表了《天演論》推行達爾文的進化論。林紓，雖不會外文卻譯述了《茶花女》等眾多外國小說。這些對於正處於風雨飄搖、經歷天翻地覆變革、在嘗試尋找出路的中國人，無異於引鴆止渴的一劑麻藥，以問題解決問題，也必將帶來更長久的問題、麻煩，以致災難。
當時，受嚴復影響下的文人，就有胡適、魯迅、陳獨秀和毛澤東等。魯迅更是對培育了他的傳統文化極盡詆毀，他在其《朝花夕拾·鎖記》中說，「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魯迅在之後說，中國文化充滿了「瞞和騙」，打開就是「吃人」二字。還在《論語文改革》中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魯迅、錢玄同、陳獨秀、趙元任等人認為，應該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應該拉丁化。一時間，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用詞充斥着各類報刊。
至於胡適（筆名），名字來源於適者生存。他發表文章推廣西化、白話文改良。辜鴻銘發文批評：「現在的人，包括那些自以為是的文字教授，用詞作文都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字典里也只有『從良』這個字詞，指的是娼妓棄邪從正，沒有說『改良』的。『改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經是『良』了，還改什麼？難道要把『良』改回去退而從『娼』嗎？」
在禍首嚴復的晚年，也開始逐漸認同辜鴻銘，生活困窘下還染上了鴉片煙癮。1921年10月，嚴復在病痛折磨下離世。然而，嚴復、林紓二人散播的余害，被之後奉行無神論並反天反地的中共所信奉利用，灌輸毒害着一代代中國人。
今年，厄瓜多爾時間5月17日，那座給達爾文靈感讓他開始編纂進化論否定神的「達爾文拱門」坍塌了，這也標誌着欺騙、為禍毒害世人一個多世紀的騙局「進化論」土崩瓦解。
四、辜鴻銘相信中國傳統文化能曉喻四夷之邦
辜鴻銘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最偉大的文明，能夠教化世界人民，是世界的希望。
1901年後，他發表《中國札記》《中國的牛津運動》《尊王篇》《中國學》等論著，論述中國文明於世界的寶貴价值。
二千多年前孔子作《春秋》，為此孟子道「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復興周禮修訂《春秋》微言大義，使得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放肆，所以戚戚焉。1915年，辜鴻銘也用英文發表了《中國人的精神》，中文名為《春秋大義》，表達他的意志。此書在西方社會引起轟動，被譯作德、日、法等文字出版。在當時，大學裏有「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甚至普通民眾都知曉，讓身處戰亂中的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充滿嚮往。
他指出：「西洋人入學讀書所學的一則曰知識，再則曰知識，三則曰知識；中國人入學讀書所學的是君子之道。」他例舉西方人關於「中國人缺乏精確性」，寫道：「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春秋大義》所闡發的中國傳統文化於世界的深遠價值，讓西方人領會到，中國人超越表象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精神意境。
他說衡量一種文明，要看「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並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
他說中國文明是「以禮來自我約束」，「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宗教是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在當時歐洲正逢一戰炮火之中，辜鴻銘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就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把中國人的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講述給歐洲，「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這正是他《春秋大義》要展示給西方的精神。
五、中國的希望在於自己的文化與精神
在人們紛紛外求於全盤西化這一靈丹妙藥「救國」時，辜鴻銘告訴人們，中國文化才是國人的希望。
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一文中，這樣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當時許多人嘲笑他的辮子，他說：我的辮子在腦後，你們的辮子在心裏。為此，辜鴻銘在1912年用英文發表的《雅各賓的中國》中寫到：「我許多外國朋友嘲笑我對清室的愚忠，……我是經由對清室的效忠而效忠於中國之宗教，效忠於中華民族之文明事業。」
他說：「如今要想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最應關注的問題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偉，建築是如何華麗，道路是如何通達；不是其所製造或能製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適，儀器、工具或者設備是如何巧妙實用；甚至也與其創造的制度、藝術和科學無關：為了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應該探求的問題是人性類型，也即這種文明產生了什麼類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是文明的產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可以說，揭示了文明的靈魂。」
這番話，對在當下同為深陷中共無神論騙局中的中國人同樣適用。正如《周易》中講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道德成本換得的夢幻繁華不過是一場煙花秀，終將散去。
縱觀辜鴻銘一生，從之初的西學造詣，到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後的為之傾倒，成為傳統文化的堅守捍衛者，源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度理解和熱愛，使他在亂世中能處變不驚地清醒看世界。他是民國真正的大師，他在「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坦然和孤勇中，寫就了他一生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