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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長超:六四是中國現代執政黨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敗的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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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樣執行了。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它告訴我一個道理,看待風雲多變的事情,要有歷史的眼光。不以眼前的利害為依據,不以權力的權威為依據,甚至不以主張者或反對者人群的多少為依據。而要以事件本身的是非和歷史的影響為依據。

歷史有時很詭異,很紛爭,但隨着歲月的流逝,又往往會漸趨一致,復歸公正。歷史很嚴峻,它比任何偉大人物更偉大。因此,我們認識事物,要用歷史的眼光,要突破當時社會環境的種種局限。

舉例來說。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多少人投入?有多少人贊成?通過對劉少奇案的定性時,除一個人外,全部代表投了贊成票。那時候,毛澤東如日中天,一句真頂一萬句。然而,毛澤東死去不到一個月,他寄於厚望的妻子江青和侄子毛遠新被逮捕,後來經過審判,江青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首領。全國人民有誰想到,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竟然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屬。

按照中共建國後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待遇,江青有事要請假,運動來了得請罪,要帶反革命分子帽子。毛澤東要檢舉揭發,要宣佈與江青劃清界限。——那年代就是這樣過來的。這個結局,他老人家會想到嗎?億萬人民群眾想到嗎?

然而,歷史老人想到了,並且這樣執行了。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它告訴我一個道理,看待風雲多變的事情,要有歷史的眼光。不以眼前的利害為依據,不以權力的權威為依據,甚至不以主張者或反對者人群的多少為依據。而要以事件本身的是非和歷史的影響為依據。

歷史很嚴峻,它比任何偉大人物更偉大。偉大人物也將是歷史需要評估的對象。

同樣的道理,對於1989年發生的震動世界的那件事情,也要用歷史的眼光來認識它。這段歷史已經過去26年了,歷史的是非越來越清晰了,至少在我的心中早就很清晰了。我對這個事件的認識,我認為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它是一個歷史的拐點。

首先,它是中國現代執政黨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敗的拐點。

那個事件之前,中國也有腐敗,中央也有腐敗,但是,沒有全面的、深層的、整體的腐敗。那個事件後,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陳希同陳良宇的腐敗(有權鬥的因素),又出現了薄熙來王立軍的腐敗。從全國腐敗立案人數、涉案金額等因素看,都是急劇上升。

現在,全國普通民眾的犯罪率為1/400,但是,從現在黨中央已經查明的腐敗情況看,上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腐敗,佔了1/9,前政治局委員中的腐敗比例也不低。從腐敗的金額看,數額非常驚人。單是從某個軍委領導人抄家所獲的就有億元以上的現金。無論是從當代橫向的比較還是從中國歷史上朝代的比較,情況都是空前的。

由於腐敗的面積如此之廣,深度如此之深,如果真要反腐敗,涉及的人數之多之高,都將是空前絕後。如果反得太認真,會造成形象的極端惡劣,造成大批重要崗位的空缺,或者造成強烈的阻力和消極的抵抗,極大地影響行政效率。它也有可能影響根基。而不反,或者選擇性反,則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徹底扭轉腐敗的趨勢。因此,反難,不反也難。大腐敗使中國進入了一種進退維谷的境地。

這個局面的發端,是那個風波事件。中國腐敗如此嚴重,有一個分界線,那就是那個事件。那個事件,成了中國腐敗的催化劑和膨脹劑。

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第一,那個事件起始於反對腐敗,反對官倒

結果是,反對腐敗和反對官倒的人,或者死於坦克之下,或者受到監禁,或者受到處分,或者被迫流亡。而腐敗者受到保護,事件發生後無一人被清算。這等於向人們明白宣告,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要堅決打擊的。

事件的流血處理方式成了一種無聲的鼓勵。它告訴世人,反腐敗者的下場會如何!

第二,那個事件之後,當局為了讓社會遺忘和淡化那個流血事件,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掀起了一個鼓勵追求利益的熱潮。當時,下海成風,謀利成風,權力尋租,權錢結合,資本尋找靠山,成了一種時尚。從此開始,中國掀起了一股腐敗的逐利的狂潮,可以說,中國特色的腐敗,不僅是有權者的腐敗,也不僅是有錢者的腐敗,而且是整個社會的腐敗,是一種全民族的腐敗。

今天,考試考核中的作弊現象鋪天蓋地,商品中的假藥假煙假貨見怪不怪,假博士假專着假論文司空見慣,不就是全民腐敗的標誌嗎?中華5000年的作假之風,未有今日之盛,中華5000年的腐敗之風,未有今日之猖,這一切,始於那個89年的拐點。

第二,這是民心的一個拐點。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總體而言,黨群之間,官民之間,即使有矛盾,或者有很深的矛盾,但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希望。文革前將幾千萬地富反壞打成賤民,將300萬右派打入地獄達20年之久,文革中將大批幹部、知識分子打成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冤案遍於中華。

胡耀邦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群眾仍然信任你,胡極大地改善了黨的形象和黨群關係。但是,當你指揮着野戰部隊駕着坦克、端着衝鋒鎗,向手無寸鐵的市民進行屠殺的時候,你的形象發生了質變。這種屠殺行為是不可原諒的,而且,你26年來,沒有給無辜被殺的市民一個說法,沒有對這個事件一個說法,民心難平。

人同此人,天同此理。當谷開來為了瓜瓜發燒強要薄一波的司機帶孩子看病時,司機被戒嚴部隊開槍打死,他也是很悲痛,很憤怒的。向人民殘忍地開了槍,又沒有任何悔悟之心,你要說這件事,還要繼續狠狠地整你,例如年年要將失去孩子的丁子霖軟禁,人民怎麼會對你有所希望呢?它的態度是想努力讓人們遺忘,但是,這麼大的歷史事件,人民是不會遺忘的。

光州事件不會遺忘,二二八事件不會遺忘,天安門事件更不會遺忘。這本來也可以成為一個資源,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中共的形象並沒有破壞,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復。但是,鄧後的政治家,沒有一個有這樣的見識和魄力,他們或者不明白世界潮流和歷史的是非,或者是營營之徒,苟且之輩,以為用暴力維穩就能長治久安了,開着坦克鎮壓,就是一個男兒了。

那個事件是用暴力處理了,它也開了一個先例,助長了暴力迷信綜合症的發展。暴力維穩成了新常態。孫志剛因為沒有帶身份證,竟被在收容所打死,錢雲會反對強拆,竟然被推土機活活壓死,四川,南京,上海的一些市民,因為反對強行動遷而被燒死打死,反抗強遷而自焚者的一群親屬也被暴力鎮壓,西藏發生了100多自焚事件,警察向民眾開槍事件屢屢發生。活體解剖事件的真相雖然若明若暗,但越來越震驚世界人民的良心。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人類的文明在不斷進步,有些人卻對暴力如此迷信,自然會越來越站在失去民心的境地。再加上舉世無雙的腐敗,要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是越來越遙遠、越來越困難了。

第三,這是歷史拐彎的拐點

這個事件,如一粒催化劑,引起了迅速的化學反應;如一粒火星,引起了一堆易燃物的熊熊燃燒。

先是引發了堅固無比的柏林圍牆的倒掉。這是一垛鋼筋水泥製造的牆,全長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板牆104.5公里、水泥牆10公里、鐵絲網55公里。牆高約3.6米,相當於兩個彪形大漢的高度,也相當於世界一流的女排運動員摸高的高度。這還不算,沿牆修建了253個瞭望塔、136個碉堡、270個警犾樁、108公里長的防汽車和坦克的壕溝。此外,還有一接觸便會發出信號的鐵柵欄119.5公里和供邊防軍士兵巡邏用的巡邏道119.5公里。

總之,這道牆是一道現代化的牆,一道高科技的牆,也是一道軍事化的牆。這道牆護衛下的東柏林固若金湯。它保衛着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保衛着無產階級專政,保衛德國共產黨的領導。

它奪去了1065個青年活蹦活跳的生命;260個青年在牆上流了血,負了傷;更有3000多人因企圖越牆而被拘捕,被關到更堅固更狹小的大牆之內。無產階級專政顯示了強大的威力。

1989年11月10日,那個風波事件後5個月,存在了28年之久的柏林圍牆倒了。它不是年久失修之類的物理的原因而倒坍的,它是被人民拆除的。

那個風波事件發生後半年,1989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市暴發了萬人遊行,表達對齊奧塞斯庫統治的不滿。齊下令警察開槍,把風暴鎮壓下去了。12月21日,齊奧塞斯庫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群眾大會,慶祝鎮壓的勝利。但是,參加集會的群眾卻乘機舉行了反對齊奧塞斯庫的遊行,齊氏急忙派軍隊進行鎮壓。但是,軍隊不願意向人民開槍,回到了營房,國防部長自殺。民眾包圍了總統府,齊奧塞斯庫夫婦從樓頂上乘上直升飛機逃逸。但是,全國到處在舉行着反對他們的示威遊行,直升機的駕馭員也不願意為他們服務。齊氏和妻子兩人躲來躲去,最後終於被反對他們的士兵抓獲,經過特別法庭的審判,被判處了死刑。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接管國家一切權力,易國名為羅馬尼亞。

那個事件發生後2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發生了劇變。1991年8月19日:副總統亞納葉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等共八人,組成"緊急狀態委員會",利用總統度假的時機發動政變,宣佈總統因健康原因不能視事,由副總統依法接替,並軟禁總統於克里米亞。在莫斯科,則調動坦克師、摩托化師、空降師和其它部隊,包圍俄羅斯政府辦公大樓"白宮"。五萬群眾聞訊聚集"白宮"廣場,支持俄羅斯政府。坦克兵態度友好,葉利欽走出"白宮"登上坦克,向群眾演講,堅持改革,反對政變,要求放回戈爾巴喬夫。電視實況傳播全世界,反響強烈。吉爾吉茲、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別克等共和國總統宣佈反對政變。8月20日,空軍、空降部隊、海軍、戰略火箭部隊司令等宣佈反對政變。莫斯科軍區空降師、塔曼摩托化師等拒絕政變者命令,掉轉槍口,保衛"白宮"。8月21日,政變失敗。政變首犯八人,內務部長自殺,七人被捕,以叛國罪起訴。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總書記,蘇共解散。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佈停止蘇聯總統職務,蘇聯結束。

一場本來是反對改革的政變卻催化了改革,催化了轉型。

在這幾起事件中,德國領導人昂納克,羅共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和蘇聯的政變集團,都曾經利用軍隊鎮壓人民。但是,最後或者懼怕嚴重後果而未下令開槍,或者軍隊沒有聽從命令未開槍,結果未造成大規模流血事件,基本實現了和平解決或極少量的流血,實現了和平轉型。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流血事件在資訊時代迅速傳播,產生了重大影響,震動了整個世界,受到了世界性的譴責,也引起了軍隊的覺醒。

有些領導或軍人出於害怕承擔歷史的責任和世界性的輿論壓力,沒有下令或執行開槍的命令,因而實現了比較和平的社會轉型。從這個意義說,中國的風波起了社會轉型的催化劑的作用,也起了推動國際社會和平轉型的作用。在人類歷史上,這是有重要的進步意義的。

後人是否會這樣認識這個事件?我不知道。後人也許會批駁我的這種認識。不過,我相信,後人一定會比較客觀公正理性地評價這個事件,對它的歷史結論,決不會如當年鄧小平所定性的動亂或反革命暴亂。我這樣相信,因為我相信,歷史不可欺,民心不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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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長超1944年生,上海南匯人,研究員,九三學社會(社)員。196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化學系,1982年畢業於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專業。後又修完華東政法法學院法學本科、華東師大漢語文學系本科,並通過了心理諮詢師3級2級的考試,此外還學過中醫等,粗通文理,略識中西,有開闊的知識面。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工作。社會兼職: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思維科學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長,上海南市思維進修學校校長。現為上海社會科學學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思維科學學會籌委會副理事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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