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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輝:洗腦片避談兩大慘禍 毛檢討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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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發後的1967年2月,毛曾對阿爾巴爾亞代表團巴盧庫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就是劉少奇。

圖68-2:大躍進大煉鋼鐵中,河南寶豐縣女社員小隊在砸鐵礦石。(公有領域)

不久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家網信辦主任莊榮文向外界傳遞了當下中共對文革的最新看法,即中共建政到文革結束的27年,是「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的27年」,「儘管這一時期充滿艱難曲折,甚至遇到重大挫折,但總體上是在探索中前進、在曲折中發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這與之前的官方論述有着巨大的差別,此前中共是批評否定為主,以強調毛的個人錯誤為主。

這只能說明,中共當局不要臉、刻意歪曲歷史的程度又一次刷新了高度,而其撒謊、誤導國人的手段也更加隱蔽、嫻熟,從中共3月底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就可以窺見。

洗腦片第三十一集《一五計劃》、三十二集《走自己的路》、三十三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三十四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四集講述的歷史時間跨度從1953年至1962年。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這段時間中共除了進行農業集體化、工業化、肅反外,還與蘇聯在如何評判斯大林問題上產生摩擦,並因為擔憂東歐自由化浪潮影響中國而發動了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發起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而隨後的大饑荒則導致至少3500萬人被活活餓死。

然而,奇葩的是,洗腦片中可以侃侃而談毛和中共的各種會議,可以談中共文件《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出爐的前前後後,可以大談特談中共高官們下基層調研發現真相後的感慨,但一場震驚中外的大躍進鬧劇,兩大人間慘禍,卻不見洗腦片中有任何提及,而是巧妙地隱藏在上述會議、文件、對話和調查中。中共洗腦手段真是上了一個新台階:公開避談,且是通過中共高官和文件堂而皇之地將這段歷史隱瞞過去,從有利於中共的角度大大歪曲,而這對絲毫不了解黨史的年輕一代危害尤大。

先說說中共避談的第一個慘禍:反右運動。1953年蘇聯暴君斯大林死去後,繼任的赫魯曉夫於1956年初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內稱斯大林是暴君、獨裁者,進而掀起了揭發、批判斯大林的運動。蘇聯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東歐國家的變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識分子為主導的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最為激烈。蘇聯為此出兵鎮壓,而中共則支持鎮壓。鎮壓導致2萬多匈牙利人死亡。

蘇共對斯大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對中國不能不發生影響。彼時在中國國內因毛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也引發了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不滿,一些有識之士開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系列政策。

不想放棄斯大林式獨裁統治的毛和中共,因擔憂國內發生匈牙利事件,因此採取「引蛇出洞」的方法,引誘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隨後再通過運動將他們打倒,這就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出爐的背景。不少天真的知識分子果然上當,紛紛指出中共的問題,其中《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更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頭目毛、周二人,其結局自然可想而知。

反右運動從1957年6月開始,1958年5月結束,其結果是:定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萬多,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萬多,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萬多。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運動中,很多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教育,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學或參軍,他們也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等,而他們的悲慘遭遇並沒有因為運動的終結而結束,在隨後的文革中,他們再次被批鬥,或是被迫害致死,或是生不如死。

對於這場摧殘知識分子的慘禍,中共迄今沒有道歉。2007年,反右運動50周年之際,北京上海、浙江、重慶、山東等十幾個省市(區)的近千名存世的「右派」,以真名集體上書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認錯改錯、賠禮道歉,開放言禁,賠償經濟損失,總結歷史教訓。但中共並未作任何回應。中共元老胡啟立亦先後兩次上書中央政治局,要求徹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錯誤」的結論。對此,江胡兩任都拒不接受。

在反右運動剛剛落幕,中共就掀起了大躍進的鬧劇。起因是1955年,雄心勃勃的毛提出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超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1957年11月,毛出訪蘇聯。在回應赫魯曉夫的「蘇聯要15年趕超美國」的說法時,毛稱要讓中國在15年內趕超英國。

毛回國後,中共中央在1958年初做出了「全面大躍進」的戰略決策,希望推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而1958年正好是中共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端。

大躍進的基礎,是中共建立紅朝之後的連年「大豐收」。中共洗腦片稱「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各項指標超額完成」,其中農業平均每年增產3.7%。可惜,除了初期的豐產,後期靠的是名徵實搶和造假。

比如,1954年,統購統銷的第一年,廣東省超額從農民手中統一收購7億斤糧食,可是當年廣東全省缺糧成災,何來大豐收?再如,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中《農業稅秋征的任務一定要完成》中說:「去年全國竟有15個省市沒有完成任務……而且公糧尾欠數字大於往年。今年夏季豐收的省份中,也有的沒有完成夏征任務。」如果真「豐收」了,怎麼完不成任務?

從近年來解密的資料看,中央內務部統計(並不全面)的春荒數據:1955年全國逃荒的農民已經是1953年的3.5倍,是1954年的2.5倍,1953年非正常死亡(春荒餓死)263人,1954年475人,1955年1477人,1956年10,012人,連年暴增。這些都在給一五期間「農業大豐收」打臉。

然而,農業歉收,城市失業問題日益嚴重,並不能阻止中共開始大躍進。毛和中共大肆提倡「敢想、敢說、敢幹、敢做的大無畏精神」,並信誓旦旦地稱「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再加兩年,七年,搞一億五千萬噸,超過美國,變成天下第一」。

在毛和中共的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的激進路線下,中國大地掀起了史無前例的經濟上的「大躍進」。不僅全國到處大煉鋼鐵,而且在農村還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即農民的土地、生產工具和牲畜全部歸集體所有,所有人統一吃飯,統一幹活,以提高生產效率。

1958年7月,工農業「衛星」不斷上天,湖北長風農業社早稻畝產15,361斤。農業部公報夏糧產量比上年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四十億斤。汽車工業也出現大躍進,半年全國各地研製出二百多種汽車,不但製成了汽車,還採用了V型發動機、液壓動力轉向、自動變速裝置等先進技術,使中國汽車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種種荒唐的數字讓世人瞠目結舌。

由於知識分子被打倒,被整怕,對於中共的異想天開,知識分子或選擇沉默,或選擇附和,如有着中國「飛彈之父」之稱的錢學森甚至還提出了「畝產萬斤」的說法。這一時期,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

大躍進導致了另一場慘禍的到來。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收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而徵購量隨着產量走。由於浮誇上報,1958年的徵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250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21斤。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1958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的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餬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其最為直接的後果就是1959年到1961年,一場大饑荒席捲全中國。在城市,人們憑票購買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農村,農民們在有限的口糧吃完後,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可以說,農村是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無數人被餓死。

這場大饑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中共在1959年至1962年的檔案解封後顯示,全國總計餓死3,755.8萬多人!2007年,海外學者丁抒先生在《陽謀》一書中,指出大躍進一共造成了3,500萬人到4,000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2009年底,水稻專家袁隆平在接受採訪時,首度提到當年大饑荒時餓死了4到5千萬人。2010年,荷蘭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馮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專著《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大災難的故事》中認為,有4,500萬人死於大饑荒。

毛在世時,一直將災禍歸咎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但。根據國家氣象局當年的統計資料,那三年中國的自然災害與往年相比並沒有特別的嚴重。也有人說,是因為蘇聯逼債,但實際情況是蘇聯並沒有逼債,是毛為了爭一口氣,要提前還債。

而很多中國人並不知曉的是,即便在國內缺糧,不少人餓死的情況下,中共仍慷慨解囊,出口了大量糧食。如助非洲的幾內亞共計一萬五千噸大米,援助阿爾巴尼亞一萬五千噸小麥。

根據《中國統計年監》的數據,1958至1960年期間的糧食持續淨出口。1958至1960年期間每一年的糧食淨出口分別為265.99萬噸、415.55萬噸和265.41萬噸。1959年和1960年兩年淨出口合計680萬噸糧食,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就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這讓中國人情何以堪?

顯然,這場慘禍的始作俑者正是毛和中共。毛髮起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以及中共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的一黨制,才是真正的禍首。

或許是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大饑荒走過的1961年1月,毛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發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隨後中共領導人紛紛下農村去調研。洗腦片中特意提到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回到了家鄉湖南省寧鄉縣,並向農民們承認了錯誤:「去年遭了旱災,恐怕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輕飄飄的一個「錯誤」,輕飄飄的一個「旱災」藉口,就將中共犯下的罪行掩蓋,洗腦片洗腦的手段不是一般段位。

調研結束後,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有7118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通常稱為七千人大會。毛計劃1月27日開大會,由劉少奇讀討論會修改過的報告稿,然後再討論。報告定的調子是:「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我們的困難時期已經度過了」,「將進入一個新的大發展時期」。劉還在報告中提出一個新概念「分散主義」,目的旨在讓大會認可中共過去的政策,走一下過場,然後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批判「分散主義」上去,把「大躍進」造成經濟困難、糧食短缺、餓死人的責任,通過這次會議推卸掉,推到地方去。

但在討論中,很多人對「分散主義」的提法反應強烈,毛只得下令重新改稿子。

在大會的發言中,彭真認為毛也存在「錯誤」,而周恩來則是「自我批評」的姿態,主動承擔責任,並為毛開脫,稱「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劉少奇在發言中稱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其對彭德懷「反黨集團和裏通外國」的定性,使其無法得以「平反」。劉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講話贏得了很多人的認同。

而善於見風使舵的林彪繼續吹捧毛,說「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是人民的創造,是黨的創造」,「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的毛病。大躍進,事實證明,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在困難時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領導,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領導,相信毛主席的領導。只有這樣,才更容易克服困難」。林彪發完言,毛站起來帶頭鼓掌。

然而,林彪的發言讓很多與會的地縣級領導十分不滿,說林彪為虎作倀,因為大家都清楚,大躍進和大饑荒的始作俑者正是毛。他們私下埋怨說,毛為什麼不下台,為什麼不得病……有人甚至引用《左傳》中的典故比喻:「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當天會場上還出現了一條標語:「打倒毛澤東!」這無疑是很多人內心真實的想法。毛破例沒有讓追查,怕擴大影響,只是嚴禁傳播和擴散。

此時,毛的威望已經降到谷底,而劉少奇的威望上升。迫於眾人的壓力,毛才在大會上做了檢討,不情不願地稱「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毛還在會議結束時告訴中央書記處安排呼兩個口號:「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以顯示黨的團結。毛還面帶笑容,拉着劉的手說:「我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官當大了,不做調查研究了。少奇呀,你聽到了嗎?現在是兩個主席,兩個萬歲,很好嘛!『萬歲』的重任,你挑起來啦!」

七千人大會後,毛被迫提出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劉少奇開始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可以說,劉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讓毛很被動,很憋氣,毛幾年後發動旨在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就是此時種下的因。

文革爆發後的1967年2月,毛曾對阿爾巴爾亞代表團巴盧庫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就是劉少奇。

同年4月12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上,江青又一次道出實情:毛「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此時的劉少奇已被徹底打倒,而毛當年的檢討不過是走走過場,又何嘗是意識到自己深重的罪孽?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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