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的事跡，早在1950年代初，隨着電影《趙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特別是趙一曼死前給她的兒子寧兒留下的遺囑，更讓人耳熟能詳，記憶猶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陳達邦。
寧兒名叫陳掖賢，一直由伯父陳岳雲撫養，在陪都重慶度過了他的童年，12歲時，才和親身父親陳達邦相認。陳掖賢的女兒陳紅1980年代初移居成都，這是趙一曼和陳達邦尚在國內的唯一後人。陳紅在接受我們訪問時說：爺爺和奶奶在莫斯科結婚後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個人回國，爺爺繼續留在莫斯科，後來到法國和吳老（即吳玉章——編者注）一起辦報，抗戰期間回到重慶，中共竊政後在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人民幣上有他寫的字。
我們根據陳紅提供的線索，經過多方調查了解，陳達邦終於躍然紙上。莫斯科的「陳院士」
陳達邦於1900年出身於湖南長沙縣的一家書香門第，在陳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陳家與任弼時一家是姑婊親，陳達邦小時候曾和任弼時一起在長沙求學。陳達邦有一個妹妹，名叫陳琮英，是長沙一家紡織廠的女工，由雙方父母包辦，與任弼時定下兒女婚姻。任弼時參加革命後，於1921年被派往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為了照顧任弼時的工作，經黨組織安排，調陳琮英到上海與任弼時結為夫妻。
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後，廣州黃埔軍校成立。任弼時和陳琮英都覺得這是一個培養革命幹部的好機會，便聯名寫信到長沙老家，動員陳達邦投身革命，報考黃埔軍校。陳達邦接信後，按照妹弟任弼時指引的途徑，在湖南黨組織的幫助下，於1926考進黃埔軍校，成為第六期學員，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政變後，經黨組織決定，將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當時選派黨員去蘇聯學習，和陳達邦一同出發的共有幾十人，學員們每10人編為一組，陳達邦被指定為組長。在陳達邦的小組裏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寧。她是四川宜賓人，1927年初，經四川黨組織推選，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兵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汪精衛「七一五」政變後，疏散到上海，經上海黨組織選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李淑寧本是大家閨秀，投身革命後，在武漢軍校時身體也算強健。但是，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輪，怎經得起那種顛簸？李淑寧因為暈船而嘔吐得一塌糊塗，幸虧有組長陳達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對其產生了感激之情。進入中山大學之後，李淑寧的中文名字改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瑪秋娃。李一超在國內沒有學過外語，初進中山大學學俄語，方法不對，進步較慢，也是在陳達邦的啟發下，改變了學習方法，提高很快。陳達邦天資聰慧，俄語、法語、英語成績都很好，並且能夠應用，蘇聯老師講俄語，很多同學聽不懂，他就主動當翻譯，同學們佩服他，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陳院士」。據曾在中山大學學習的柳溥慶老人回憶，陳達邦還是中山大學名噪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即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該名詞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產生）之一。
陳達邦李一超因為二人長期相處，情投意合，經校方批准，於192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期間結為伉儷。李一超懷孕後，經組織安排，離蘇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北、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李一超到達東北之後，改名為趙一曼。
巴黎印刷廠廠長
李一超回國後，陳達邦繼續留在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中山大學解散，陳達邦繼續留在蘇聯，任莫斯科外國出版社中國印刷部主任，專門負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印刷業務，同蘇聯印刷界有廣泛交往。
1938年2月，共產國際中國部決定將《救國時報》遷往美國印刷出版，命吳玉章先行回國，進行必要的準備。陳達邦繼續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務。這一等就是4年。在美國出版報紙的計劃一直沒有消息，陳達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藝，以經營印刷業務謀生。後來知道在美國出版報紙已經不可能，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也陸續撤離，陳達邦才於1942年從巴黎動身回國。
陪都「印刷大王」
陳達邦的五哥陳岳雲，早年在湖南長沙開辦紙印公司，北伐戰爭開始後，紙印公司遷到武漢。陳岳雲的紙印公司是陳、任兩家的一個聯絡點，兩大家族的幾十口人分散在全國各地，有的還在國外，主要通過這個紙印公司進行聯絡，實際上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國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寧兒。去東北參加抗日之前，她和陳琮英一起，把寧兒送到武漢，托陳岳雲夫婦撫養。在離開陳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寧兒去照相館照了相，給陳達邦寫了一封信，表達對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將寧兒放在五哥家中寄養的事，信封內裝着她和寧兒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學。
抗日戰爭爆發後，武漢淪陷，陳岳雲的紙印公司隨着淪陷區大舉內遷的浪潮，遷到了戰時首都重慶。這時，紙印公司已改名為「中國印刷廠」。
陳達邦回國後，輾轉來到重慶。在陳岳雲家中，親人久別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寧兒叫到陳達邦面前讓他叫爸爸。這時寧兒已經十二三歲，高高的個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陳達邦把寧兒拉到自己身邊，左看右看，搜索著那張照片的記憶。看到寧兒健康成長，陳邦達對兄嫂的精心教養，充滿了感激之情。他撫摸著寧兒的頭，輕聲問道：「媽媽有信來嗎？」孩子低頭不語，五嫂長嘆一聲，沒有言語。五哥示意五嫂把寧兒帶開，自己和八弟進入內室，促膝談心。
五哥接着說：「後來聽說她被日本人殺害了。既然這麼多年沒和你通信，那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寧兒有這麼大了。」陳達邦聽着，眼睛濕潤了。五哥寬慰他說：「現在你回來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適的，就準備續房吧。」陳達邦兩眼慢慢地掉下淚珠，最後終於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五嫂和寧兒聞聲進來，五嫂掏出手絹擦拭着眼淚，寧兒依偎在爸爸身邊，也大哭起來。
而關於自己的妻子、寧兒的媽媽李一超就是趙一曼的重大信息，陳達邦則是多年以後才得以知曉。1950年，電影《趙一曼》很快攝製完成，在全國上映。從此，趙一曼的事跡傳遍大江南北。然而連編劇于敏都不知道趙一曼究竟是誰。1953年5月，周恩來的辦公桌上擺放着一封來自四川宜賓的普通信件，內容是李坤傑打聽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過的李一超的下落。婦聯主席蔡暢和勞動部副部長劉亞雄看信後，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況。
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陳琮英對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無法將李一超和趙一曼兩個名字聯繫到一起。寧兒已長大成人，從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後，被分配在北京工學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媽媽李一超是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卻也難以想像自己的親生母親就是電影中的趙一曼。
1957年底，當陳達邦從蘇聯回國後得知趙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時，更是百感交集。為了表達他對愛妻的懷念之情，應四川宜賓「趙一曼紀念館」之約，寫下了一段情深意篤的回憶。這篇回憶至今仍完好無損地陳列在展櫃中，供人們參觀。
當然，這都是後話。當年在重慶，五哥盡力排解陳達邦的悲痛，並問起他在國外的情況。陳達邦談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別提到他在蘇聯和法國掌握的最新印刷技術。五哥聽了高興地說：「我看你回來別的都不要幹了，乾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陳岳雲在經營理念上，不以牟利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戶歡迎。陳達邦在現有條件下，採用在蘇聯和法國學到的新技術，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質量，使中國印刷廠的客戶迅速增多，業務不斷擴大。陳氏兩兄弟聲名遠播，被譽為「印刷之王」。
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局科長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突發腦溢血，在北京逝世。陳達邦作為任弼時的親屬趕往北京悼唁。其間，他見到了曾在巴黎辦報的老領導吳玉章，還見到了曾長期在重慶南方局工作過的董必武。董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開山祖師，曾為提高人民幣的印刷質量而煞費苦心。兩位老人都對陳達邦的印刷業務十分了解，聯名將他推薦給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當時，南漢宸正在籌備貨幣改革，正是用人之際，於是批准調陳達邦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任綜合科科長，具體負責人民幣的印刷工作。
陳達邦調入中國人民銀行之後不久，貨幣改革工作已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貨幣改革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不久，政務院召開第六次政務會議，聽取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關於物價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在會上指出，最近的通貨膨脹，是因為我們所「解放」的地區擴大了，票子發得很多，物價當然會上漲。會議決定成立專門小組，研究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中共政府的金融貨幣是在戰爭年代逐步形成的。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共內戰的硝煙中宣告成立，並開始發行人民幣，成為全國建設的金融支柱。但是，由於第一套人民幣是在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條件下印製的，存在許多不足，如：券別種類繁多(共12種面額62種版別)、面額較大(最大為50000元)、紙張質量較差、票面破損較嚴重、文字說明單一、防偽技術含量低、容易造假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進一步健全貨幣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改革幣制的決定。
人民幣改版方案沒有啟動的原因是，毛澤東、周恩來率代表團訪蘇之後，正醞釀請蘇聯「老大哥」代印人民幣。貨幣決定國家經濟命脈，貨幣的印製，屬於國家高級機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會讓別國來插手。為此，中國代表團和蘇聯進行接觸時，提出了請蘇聯代印人民幣的要求，得到蘇方應允。於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增設國外業務局印刷處，陳達邦由印刷局綜合科科長升任國外業務局印刷處處長，並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全權代表）秘密赴蘇處理印鈔事務。
赴蘇印鈔秘使
1952年4月初，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印製局副局長賀曉初、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陳達邦一行作為秘密使者前往莫斯科，會同我駐蘇大使張聞天、代辦戈寶權、溫寧等，與蘇聯財政部長茲維列夫為首的蘇方人員洽談人民幣印製事宜。4月6日，在蘇聯財政部長的辦公室里，中蘇雙方就代印人民幣一事進行專項談判。我國政府請求蘇方代印總金額為40億元的人民幣，印製票面額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蘇方口頭承諾，有關代印人民幣的原則問題，俱由蘇方財政部長茲維列夫解決；有關技術性的事項，俱由蘇方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決。中方則由賀曉初和陳達邦留在莫斯科，與蘇方接洽具體印幣技術問題。陳達邦留在莫斯科，多次和蘇聯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技術人員洽談，在技術問題上達成共識，為正式簽訂印鈔協議打下了基礎。
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就蘇聯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項目進行雙邊談判，其中也包括請蘇聯印刷人民幣。周恩來等回國時，留下李富春、葉季壯、陳達邦等人就有關問題繼續磋商。9月22日，張聞天、李富春等再次和茲維列夫進行會談，陳達邦和蘇方技術人員在座。這次會談，雙方對各種票面的數量、印製要求、交貨期限等問題，很快取得共識，並達成了委託蘇方代印人民幣的正式協議，協議以1954年底為交貨期限。
國內印鈔準備工作進展順利。陳達邦和國內印刷局密切配合，緊張地進行着各項印鈔技術準備。現存檔案里留存的中方向蘇方提交的物品清單顯示，國內製作的人民幣樣版，包括國徽、行長圖章和深線花紋鋼版，套花畫樣，各民族大團結、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裝飾及文字鉛版、票樣本、規格尺寸等等，樣樣俱全。但是，蘇方技術人員收到國內的人民幣樣版之後，經過檢驗，卻認為中國國內的設計不合技術要求，只有重新製版才能印刷。當陳達邦與蘇方交涉人民幣的樣版技術時，國內正醞釀改變印鈔計劃。
人民幣上漢字的題寫者
1952年11月中旬，周恩來親筆簽發的一份電報提出：取消原定100元、50元票額，「採用不超過三元和五元的票面」，總金額由40億元增加到45億元，要求於1953年底交貨。這樣一來，印鈔工作量相當於原計劃的3倍，交貨時間反而縮短1年，按要求時間完成很困難。11月21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庫梅金和財政部部長茲維列夫緊急約見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麵談。當晚，在蘇聯財政部部長的辦公室里，茲維列夫、庫梅金和葉季壯進行了一番長談，對計劃改變後的可行性和可能出現的問題作了探討。
這次談話的焦點，在於票面的改版。中國提出改換人民幣的面值，蘇方認為中國國內製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鈔技術要求，應由蘇方人員重新製版。為此，葉季壯經過中國駐蘇大使館向國內請示，得到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的電報指示，同意在中國技術人員協助下，由蘇方人員重新製版。在蘇方人員重新設計製版過程中，因為新版人民幣採用的漢字題字，沒有墨稿，無法製版。經請示國內，得到的答覆是：在儘可能保持原有風格的前提下，可由技術人員作靈活處理。於是，具有魏、隸書法功底的陳達邦，親筆題寫了新版人民幣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在內的所有需要更換的漢字書法字體。
陳達邦經手在蘇聯印刷的人民幣，以十元面額券最為勞神費力。1954年10月，張聞天大使就新增十元券20億元人民幣一事，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一、新印十元券20億元，計2億張，近因此項設計稿樣經審查後尚須重新設計，因而該設計稿樣，需延至今年12月間始可轉交蘇方，交貨期限是否因此亦須相應順延，亦請考慮。
二、增加五元券的印數20億元，計4億張。
事實上，十元券版樣圖案，「中經數次修改」，審批、繪製到正式定稿，蘇方幾次催促，直到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蘇方。由於交付版樣圖案拉長了時間，為製版、印刷並按期交貨增加了難度。經過中蘇雙方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保質保量按期完成了製版和印刷任務。因為有前幾個票種要在蘇聯重新製版的教訓，新增十元券人民幣，國內只提供版樣圖案，交蘇方後由中蘇技術人員共同作技術處理直接製版，版樣上的文字也照前例，由陳達邦參照已印出鈔樣，在保證原有風格不變的前提下作了靈活處理。
陳達邦和蘇聯技術人員一道，互相配合，除了負責人民幣票版的技術處理外，還參加了印鈔數量的清點和裝箱運輸等工作。整個印鈔和運鈔工作，都是在絕對保密狀態下進行的。蘇聯印幣廠對外從不公開，而是以木材公司名義執行印鈔任務。中蘇雙方的交接在滿洲里火車站的列車上進行，白天交貨，以免意外。交接時，10人同時開啟10個車廂，上午10個，下午10個，一天完成。陳達邦按照南行長的指示，和蘇方人員進行交涉，並認真檢查落實。
1953年9月底，首次裝有成箱人民幣的列車從莫斯科開出，到1957年最後一批十元券運抵滿洲里，蘇聯代印人民幣的工作持續了5年時間，中蘇雙方共在滿洲里交接人民幣9批次，總金額85億元，其中3元券人民幣比原定計劃多印了95萬張，金額達285萬元。
1955年3月1日，蘇聯印製的人民幣三元、五元券和國內印製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幣共10種開始發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發行了十元券。第二套人民幣的印刷和發行，對於抑制通貨膨脹，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實現及其後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達邦在製版過程中調整題寫的漢字書法藝術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幣，至今仍清晰可見。
留着青史的遺憾
但是，隨着蘇聯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中蘇關係逐漸緊張起來，蘇聯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幣版樣，擅自印發鈔票，擾亂中國金融市場，為此，中國人民銀行發佈了《關於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告》，決定從1964年4月15日開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紙幣，一個月後停止收兌，不再流通使用。與此同時，國內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文革」開始後達到頂峰，許多和蘇聯有一定關係的幹部被打成「蘇修特務」，遭到殘酷批鬥，陳達邦亦未倖免。
陳達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兩條：一是「二十八個半」成員，並且長期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黨」；二是和「蘇修」「內外勾結」「篡改」人民幣上題字，「投敵叛國」。這時印製人民幣的機密已無密可保，當時參加過批鬥陳達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陳達邦於1966年被迫害致死。臨死之前，他對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眾，相信黨，相信你的父親是清白的，人民幣改版題字是經過領導批准的。寧兒懷揣告狀信獨闖中南海為父伸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後自縊身亡。
1979年3月1日，國務院為陳達邦平反昭雪，並在八寶山公墓舉行了追悼儀式。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