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抖音上，有人說「求你了，千萬別回來，我還想好好過五一」。
——題記
4月底，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32歲的矽油生產廠技術員周順寶在抖音和朋友圈各發了一段話：「疫情之下的印度，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恐慌與混亂，國家既沒有崩潰，人民也沒有慌張。留守的國人們都非常自律自愛。」
他還配上了背景音樂，《誰在意我流下的淚》。
他試圖用這段話安撫親朋，但即便是身處偏遠的工業區，他依然能感受到疫情的嚴重程度。這些天來，只要風從市區方向吹來，焚屍的氣味就隱隱約約地飄過來，天空中一些零零碎碎的灰黑色絮狀物跟着落在工廠的地上。周順寶睡不着，不得不藉助印度當地鎮靜安神的藥物來輔助入眠。
自5月以來，人們對印度的關注度有所下降——「印度」這一詞條的百度指數從7萬下降到了不到3萬；但與此同時，印度疫情仍在不斷惡化：5月11日，印度的總確診數為2299萬，單日新增為32.9萬。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息，印度的病毒突變體已經帶來了全球的健康威脅，它比原始病毒更容易傳播，有可能可以逃避疫苗的保護。不過，世衛組織仍承認疫苗的有效性。
就在5月11日這一天，印度一間ICU的供氧量突降，造成11人死亡，5人狀況危急；富士康的印度工廠出現大規模感染，該工廠負責加工的手機已經減產超過50%；而在古吉拉特邦，民眾在自己身上塗滿牛糞，以預防新冠病毒。
在印度的中國人和周順寶一樣，正在目睹和經歷疫情的逐步失控。在拉賈斯坦邦，一個女孩見到過哭聲震天的火葬場，重症患者需要的注射藥物先被炒到3000多元一針，隨後馬上變得有價無市，而制氧機則每倒一手，都能炒出新價格。
歸不了的國
焦慮每時每刻都存在，其中最大的難題在於回國時間遙遙無期。
2021年2月，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發佈公告，對在印中國人歸國的健康碼要求做出規定：未感染的申請者需要提供雙陰證明；有感染史的申請者則要提供肺部CT或X光結果的診斷證明、兩次核酸檢測陰性，隔離14天以及登機前48小時內核酸和IgM抗體檢測複查結果。
當地時間2021年4月12日，印度哈里瓦爾，大批民眾在恆河內沐浴，慶祝大壺節。
但多位受訪者告訴全現在，儘管他們完全按要求完成了檢測、隔離流程，仍然沒有獲得綠碼。
住在南部泰米爾納德邦的周慧從4月就開始多方打聽，由於沒有直達航班，只能選擇中轉航線，有德國、尼泊爾和阿曼三條線路。她選擇了最近的尼泊爾，很快訂好了機票。
臨近出發時，她突然收到了使館工作人員的通知，叫她不要走了。
「是不發綠碼了嗎？」周慧問。「可能是。」對方回答。周慧還是做了核酸檢測，提交了健康碼申請。轉天，結果下來，紅碼。
4月23日晚，之前一直與其聯繫的使館工作人員給她發來一條信息：「我發燒了。先休息。有急事可以打暱稱上的電話。」根據尼泊爾駐華大使館官方網站發佈信息，如未獲得無駐始發國使領館審發的綠碼，一律無法經尼泊爾中轉回國。一周後，往德國與阿曼中轉回國的綠碼停發。回家的路，只剩包機撤僑這一條。
工程師張浩清身在距離德里44公里的古爾岡，他告訴全現在，在過去的大半個月裏，他周圍沒有任何人拿到過綠碼。他曾趕往附近的醫院做了肺部X光片和核酸檢測——他的簽證過期了，醫院以此為理由拒絕了他，他不得不偽造了一張，才得以檢測。但這些結果也沒能換到綠碼和歸國的機票，「在家隔離好，防護好，等待後續通知，」這是他和同事們得到的唯一回復。
感染
林蘭住在德里。印度第二輪疫情爆發以前，她的生活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健身房、餐廳、電影院和商場都開着。聊到疫情，印度同事態度平和，「沒關係，得了就得了，躺個兩三天就好了。」
在這樣的氛圍下，林蘭也放鬆下來，今年2月，她還去西海岸的果阿邦玩了一個月。直到四月，宵禁和封鎖政策突然公佈，她才意識到不對勁。德里一夕之間變得冷清，街道上行人稀少。
金奈街景
沒過幾天，她和男友開始發燒、咳嗽。兩人沒去公立醫院，而是去一家治療不孕不育的私立醫院做了核酸檢測，雙雙感染。林蘭沒法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裏感染——根據BBC報道，在4月中旬，當德里每天進行近10萬次測試時，記錄的每日病例數約為16000。
確診後的生活變得單調。林蘭大部分時間和男朋友居家隔離，隨着病情發展，她開始覺得有些呼吸困難，每天除了吃藥就是躺着休息。幸運的是大多數生活服務都沒有停滯，他們還能在網上點到外賣，不至於斷水斷糧。
林蘭屬於輕症患者，接受治療兩周後病情就大幅好轉，只是藥物有些副作用，「前一陣子特別低落，感覺人生沒有意義，整個世界都癱瘓了。最近兩天又變得特別亢奮。」
但林蘭的幸運無法複製。旅居在拉賈斯坦邦的申妮（微博@搞也搞不懂）說，她一位做珠寶生意的印度朋友，花了近3萬盧比（相當於2600元人民幣）才進了醫院，但也只換得一張地鋪——轉為重症，進入ICU之後，他也不幸去世。在古爾岡，張浩清的一位台灣同事在某一天突然開始嘔吐，「老闆起初說扛一扛，扛一扛就過去了」，但這位年近50歲的同事被送去醫院，兩日之後就去世了。
後來，張浩清的另5位台灣同事離開印度時，將逝者的骨灰帶了回去。
如果需要入院治療，情勢就會變得更加複雜。根據澎湃新聞5月8日的報道，一位在新德里感染新冠的中國人曾高燒39攝氏度，他致電醫院，但對方表示，醫院已經人滿為患。「無論你現在是有錢還是沒有錢，都進不去醫院。印度建議我不要進去，醫院情況非常糟糕，連主要的救治大夫都被感染了。」
醫院之外，藥物和器材也被炒出高價。張浩清向全現在透露，一台淘寶上只要1000元出頭的制氧機，在市場上被炒到七八千元。申妮則說，她從印度房東那裏分兩批，買到5台制氧機，第一次的原價是人民幣1250元，房東要價是2300元；而第二次，600元的制氧機成了3000多元。
由中國運往印度的制氧機
即便這樣，申妮還是覺得自己運氣不錯。她一位朋友網購的制氧機被半路攔截，「對方說要錢可以，要機器沒有。」
拿到制氧機的申妮不斷收到周圍人的求助信息。他們算好時間，每個人幾乎都只能借一天，等血氧指數升回來了，就要馬上把機器歸還。申妮用酒精和熱水給機器消毒，再借給下一個人。
周慧曾是記者，目前在印度做自由撰稿人。據她觀察，印度每個地區針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與蔓延態勢都都各不相同，總體來看，印度北部，尤其德里與孟買這兩大城市與恆河流域疫情較為嚴峻，而她所在的南部則較為緩和。
在醫療體系方面，周慧所在的金奈市在此次疫情爆發期間並沒有發生像德里與孟買一樣擠兌甚至崩潰的現象。她表示，印度醫療在分級分科上做得比較好，例如存在專門的掃描檢測機構與醫學生物檢測機構，這樣一來，患者無需前往綜合醫院進行新冠症狀的排查檢驗。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與泰米爾納德邦在醫療條件上較北方行政區更好。周慧透露，在金奈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觸者中的無症狀與輕症患者，在專門機構檢測後會進行居家隔離，或在政府統一安排的建築中隔離。
病毒圍城
無論是在中部的德里和古爾岡，還是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會為周圍的當地人而感到憂慮。不少當地人只戴着圍巾和面巾，就算有口罩，也總是拉到鼻子下面，等警察來了，才會暫時掩蓋口鼻。
張浩清覺得奇怪，「病毒是從鼻孔裏面吸進去的，」他儘可能用簡單的語言向當地人解釋，希望對方能用口罩遮住口鼻，但對方不理解，也不接受。
「你不知道印度人是怎麼想的，」申妮說。上個禮拜，她和男友馬怒坐車經過城市裏的火葬場，民眾圍在火葬場附近，哭聲此起彼伏地從牆內傳出來，司機突然說，「原來是真的有（中共）病毒。」
在火葬場的牆外能聽到哭聲
到這一刻，申妮才明白了印度人鬆懈的原因。過去一年，她偶爾聽司機和廚師談起對新聞的看法——他們儘管從不會說新冠是個騙局，但談到具體新聞，就會說「假的」、「是政府亂搞」。
由於濕熱的氣候與衛生條件，印度歷來屢遭包括霍亂、登革熱在內的疫病洗禮。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著作的《瘟疫與人》一書中提到，印度最突出的種姓制度與佛教文化都與瘟疫有關：雅利安人來到印度次大陸，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必須採取社交隔離，所以劃分了種性等級；古時印度人為在災難中尋找出口，才會信奉和傳揚講求來世輪迴的佛教與印度教，隱忍於現世，這也塑造了印度人人生哲學的生死觀。
「他們戴口罩，不是因為害怕病毒，而是因為害怕罰款，所以警察來了就戴上，警察走了就摘掉，」申妮說。她的司機和廚師都是穆斯林，因為總理莫迪信仰印度教，因而總對官方消息抱有強烈的警惕。
印度教徒也並沒有更相信科學。和當地人打交道久了，申妮逐漸明白，對方從小接受的教育就和自己不一樣。去年第一波疫情期間，一位和申妮關係不錯的本地朋友當着她的面，打開了一瓶從恆河裝來，放置了一年多的河水，倒一點在手上，當着她的面，以一種很虔誠的態度喝下去。
「這不乾淨吧，這是野外的生水，又放了很久，」申妮問。但對方回答，「恆河水就是乾淨的，這是我們課本里講過的，恆河水可以淨化髒東西。」
「那如果我在這瓶水裏洗手呢？」「那就不能喝了，但如果在恆河裏，洗手我也可以喝。」
「那如果在恆河裏，我在你旁邊搓腳呢？」「那也不能喝，但離得遠一點，也可以喝。」
申妮說，當地人的常識里總摻雜着宗教觀念，他們往往能為矛盾之處找到自圓其說的方法。
發現司機不信新冠病毒之後，申妮就不停地給他和家裏的廚師看醫院、火葬場和墓園的視頻——那些人潮擁擠、哭聲震天的場面都讓對方無法反駁。「要是感染了新冠，你活着要在醫院排隊，你死了就要在火葬場排隊，」她說，「就連死，都死得不體面。」
她有時也拿宗教說事兒，「你的宗教、你的神讓我碰到你，就是因為還不想讓你去見他。我和你講得這麼清楚，也是神的旨意。」
循環數次之後，家裏的司機和廚師起碼有所改觀。他們開始規範地戴口罩，進門以前也會按照申妮的要求為門把手、帶進來的東西仔細消毒。「這就是用魔法打敗魔法，」申妮說。
關於印度疫情，有個笑話是，「全世界都在擔心印度，印度人民在擔心自己家的保姆明天還能不能來」。周慧提到，她了解到的幾個印度家庭，都是因為傭人傳播導致感染。「又可氣又可恨，但你又覺得無可奈何。」她認為，中印兩國在社會文化與個體行為邏輯上差異巨大，很難真正相互理解，也不需要站在自我角度去鄙視和貶低對方。
對於更多的中國人來說，自保的唯一途徑就是「自閉」。工廠停工，張浩清就儘可能地減少外出，甚至覺得室外的空氣和人一樣可疑，連洗過的衣服都不會掛到室外晾曬——不過30攝氏度的熱風吹進屋裏，曬衫也不是大問題。他偶爾下樓買菜，就戴上一次性手套、兩層口罩和護目鏡，看到賣菜的商販把口罩拉到下巴上，他就心裏一緊，回去要把蔬菜多衝洗幾遍。
當地時間2021年5月10日，印度新德里，印度首都新德里宣佈延長封鎖措施至5月17日，街頭行人稀少。
「在工廠里，我看到本地工人就會老遠繞開，」古爾岡附近的技工段成鋼說，即便是疫情嚴重，老闆也沒有宣佈停工，他只能每天在工廠里與兩位本地工人一起工作。如果對方有話想講，他會假裝聽不懂，然後大聲回絕。
工廠里的感染
在張浩清所在的工廠，最近又有兩個大陸人、五六個台灣人感染病毒。
工廠的管理者謹慎地躲過了第一波疫情。從去年以來，工廠在確認員工都是陰性之後就開始封閉管理，在工廠里吃住，遠離住宅區。但自2020年底印度的疫情有所緩解後，老闆為了節省成本而解除了封鎖，員工們有時會逛街、外出吃飯，本地工人也會回家吃住。不過兩三個月，有工人咳嗽、發燒，陸續有人確診新冠。
工廠里的聚集性感染並非特例。張浩清說，另一家生產電子產品的工廠，20多個到印度工作的中國員工里，有十七八個人感染。
「印度員工的工資不高，一個月只有相當於1000多人民幣，他們害怕感染之後不能上班，沒有錢賺，有時還會瞞報，」張浩清說，後來，工廠明確提出可以請病假、不扣工資，但為時已晚，老闆不得不宣佈在目前的原料做完之後暫時停產。
然而，並非所有企業都能承擔停產和為員工支付病假工資的成本。同樣在古爾岡，小工廠的技工段成鋼不得不帶病工作。
他所在的工廠，加上中國來的老闆也只有6個人，其中3個印度員工。前段時間，一個印度工人確診了新冠，老闆要他別再來上班了。除此之外，一切照舊——沒人在工廠做消毒，也沒人要被動或主動隔離，剩下的4個員工仍然一起住在那間百來平房的房間裏，段成鋼時常感到孤立無援。
當地時間2021年5月10日，印度新德里，新冠肺炎患者接受治療。
他在2019年底到達印度，老闆直接從新德里機場把他帶到了工廠——段成鋼只知道自己在古爾岡附近，甚至連具體的地點也無法描述。
最近幾個月，段成鋼感到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他的頭總是昏昏沉沉，在工作時暈倒過幾次，吃的大多是米、洋蔥、辣椒和土豆，幾乎買不到肉。他變得越來越瘦弱，體重直接掉到90斤以下。
他不大懂英文，更不懂當地語言，要去做體檢和新冠檢測就只能請老闆找翻譯——他向老闆提了要求，對方拖了又拖，最終不了了之。直到現在，他還是得每天工作。
在廠子裏，雖然賺得錢不多，但吃住都由老闆承擔，外出又一個字都不識，這間工廠就是段成鋼唯一的棲身之處。
在過去的一年半里，他只離開過一次工廠。那是去年年底，他和另一位同事、老闆一起填寫了歸國申請，然後請了翻譯，去醫院做了核酸檢測。他拿到雙陰證明和可以登機的承諾——只要起飛當天支付機票錢，他就能回國。
起飛當天，老闆收到通知，登機名單上並沒有他們三個。
如今，為了爭取回國，周順寶、張浩清和段成鋼一百多名同胞加入了一個微信群，聯名給中國駐印大使寫信，申請包機撤僑，目前聯名人數已經將近400。5月10日，有群成員稱收到回覆：「有關撤僑事宜，請報案人以公司單位為單位將有關情況和建議意見上報國內公司總部逐級上報，同時抄報我館，以便配合國內有關部門研究解決問題對策。」
「其實國內人的風向評論對我們傷害才是最大的」，周順寶說，在那條報平安的抖音下，他收到一條評論：「所以說你留在那挺好的，別到處說瑟瑟發抖，盼着國家接你回來，呆那就挺好」。4月27日，一個名為「軍姐記錄印度生活」的用戶在抖音發佈了一個標題為「印度疫情完全失控」的視頻，下面有評論說：「求你了，千萬別回來，我還想好好過五一」。「軍姐」回：「好的，五一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