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福利國家之後》及《貧困與福利國家》中，作者和編者湯姆·G·帕爾默對增進人類福利、解決貧困問題的方式進行了一個排序。由好到壞分別是：自助，即個人生產財富的自由；互助，即個人自願結成的團體；慈善；最差的是通過徵稅以轉移支付。本文從反方向對這些方式進行一一解讀。
這是一篇長文，總標題是《個人自由是最大的福利》，今天推送第一部分：「法定慈善」是最壞的福利。若有時間，大概還會寫其他部分。第二部分的標題大概是「自願慈善作用有限」，第三部分是「互助組織增進福利」，第四部分是「個人自由是最大的福利」。
人們往往把「福利」首先設想為一種政府行為。例如會用一個國家是否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發放救濟金的覆蓋面和數量，來衡量它是高福利還是低福利國家。
這種認識有幾個明顯的認知錯誤。首先，它認為福利是國家賜予的，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其次，國家並不生產財富，財富是芸芸眾生生產出來的，所以國家並不能從無到有地發放福利，它必然是從一部分人那裏拿來，交給另一部分人。最後，這意涵着生產之上可以有一個單獨的分配行為存在，而這個分配的巨大權力，理所當然地由國家掌控。
如果我們承認財富是個人積極生產的結果——事實上這毫無疑問——那麼每個人當然就有擁有他生產的成果的權利。如果我們都反對劫掠和剝削，那麼，把一個人的勞動成果強制性地拿走一部分給另一個人，是不是劫掠和剝削？它的正當性何在？
有人說，我們要對弱勢群體有同情心。沒錯。人類有悲憫情懷，面對自己同胞的苦難會自然流露出同情心，並有一種精神力量驅使人們去幫助他人。我們之所以會讚美這種行為，就是因為這種行為是自願的結果。如果強制性地要求一個人去幫助另一個人，我們還會讚美這種行為嗎？
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慈善行為分為自願慈善和』法定慈善』。前者為兩個階層之間建立了道德聯繫，後者則去除了這種道德性。法律剝奪一部分人的盈餘，而不用參考其意見，會使他們把窮人視為立法者招來瓜分他財富的貪婪的陌生人。」
所謂的「法定慈善」，實際上就是以強制性徵收為前提的收入再分配。這本身就是一個語義矛盾，因為所謂慈善，必然以自願為前提。
需要首先明確的是，市場上並沒有一個獨立於生產過程的「分配」存在，商品的價格、用途、受眾不同，自由交換的過程完成，財富的「分配」就自然完成。市場上這樣的分配方式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財富隨時在發生著轉移。這是最公平正義的「分配」，因為它以服務消費者的能力大小來確定收入的高低。
其次，這是侵犯財產權。財產的生產與分配方式密切相關，當自己生產的財富註定不屬於自己時，會打擊生產和財富積累，最終結果是普遍貧窮。
再次，它會摧毀人的道德。「國家能發放多少福利，就能製造多少窮人」。當一部分人可以藉助強制力拿走別人財富卻心安理得時，整個社會就會發生道德潰敗。人們不再自立自強，而是好逸惡勞，紛紛向權力靠攏，組成各種壓力集團，去爭取不勞而獲的特權。但是要換取這樣的特權，就必須付出交出自由、聽令於權力的巨大代價。這是往奴隸社會的倒退。因為家長式照顧與家長式權威總是緊密相連。
最後，巴斯夏說：「財產權先於國家而存在，國家的唯一任務就是保障財產權。」那麼，必然要思索的問題是，能不能賦予國家分配財富這樣巨大的權力？它不但要拿別人的錢養活自己，而且要充當一部分人的保姆？
讓我們聽聽曾經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否決「退伍老兵養老金法案」、「德克薩斯種子法案」的、美國唯一分開任兩屆（第22和24任）的總統克利夫蘭的深刻洞見：
「我在憲法條款中找不到任何允許這種撥款的根據，而且我也不認為政府應該有救濟個人痛苦的權力和責任，對於公共服務和福利來說，這樣的方式是不恰當的。在我看來，對這種普遍存在的、無視政府權力和義務限制的傾向，我們應該堅決予以抵制。最終應該不斷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政府是由人民所資助的，但政府不應該反過來對人民加以資助。
我們的同胞可以通過他們的友好和慈善來減輕其他同胞的不幸，這一點已經得到反覆論證，並且最近也得到了證明。在這種情況下，聯邦援助會助長人們對政府照顧的期望，削弱我們民族精神中的堅韌程度，同時，這樣的做法還會讓人們逐漸不再傾向於相互幫助，而正是這樣的幫助讓大家像兄弟般團結在一起。」
其含義與米塞斯的箴言異曲同工：「公民靠納稅支撐的國家才能是民主的，而國民能夠搞到補貼的國家則不可能再是民主的。人民如果為獲取政府的資金而彼此爭奪不已，則必然會卑躬屈膝地服從於那些承諾給他們最多資金的獨裁者。」
因此強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是最差的福利「增進」方式。事實上，它是在減損福利。那些研究所謂「福利經濟學」的人，只要足夠誠實並做到邏輯一致，不難發現：
首先，國家實行再分配，以及它存在的根本前提是憑藉在一定地域內的強制性徵斂，而不是自願交易。征斂行為不創造任何財富，而是從社會中抽走了財富，不利於資本積累和生產結構的延長，不利於分工合作的擴展，不利於就業。
其次，資源是稀缺的，徵收行為就是將稀缺資源用於供養不事生產的食稅階層，造成可用於滿足人們需求、提升消費者福利的資源更加短缺，由此造成供給受限，價格提高，人們生活成本上升。
第三，花費這些稅收的過程，又會造成一次資源配置的扭曲。國家會用稅收在市場上競買生產要素，一方面會推高要素價格，另一方面會造成滿足個人更加迫切需求的資源變少。它還會用稅收去投資或者補貼自己中意、而不是消費者滿意的產業。看得見的是激動人心的大型項目，看不見的則是以人們的福利受損為代價。整個過程都是讓個人的目的服從於國家的目的，它實質上是一種消耗財富的消費。
第四，國家沒有盈虧計算，沒有利潤激勵機制，因此必然造成浪費和低效。
第五，權力的存在，必然要管制和干預，而且會「干預遞增」。自願交易必然增進雙方福利，管制和干預則會使人們的財產權處於受限狀態，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它還會造成強制交易，或者讓人們的選擇變少，或者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滿足自身需求。因此任何管制和干預措施，必然減損福利。
綜上所述，收入再分配，及其賴以存在的基礎——征斂和管制干預措施，本質上都是反福利。所謂北歐模式中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本身就是反福利的組織。中國實行簡政放權、減稅降費，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歸根結底是讓個人有更多的經濟自由——這些措施落到實處，才會切實增進人們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