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偉大討嫌
平心而論，毛澤東的要求也並非完全無理。例如，廬山會議上林彪等人群攻張春橋的一個最主要的罪證是張在討論《憲法》時不同意「（毛澤東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其實，這三個副詞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和圈去的，在以前的中央文件和九大黨章里就發生過。而林彪從來不親自閱讀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聽秘書「講文件」。後來，連林的秘書都承認這是林彪的疏忽。
此外，根據今天陸續問世的材料，林彪又確實是廬山會議上以設國家主席和保衛「天才論」為名，企圖搞垮張春橋等文革派的幕後推手。從毛澤東的視角來看，林彪是應當高姿態地做一個自我檢討的。而他一直沒有點林彪的名，已經是很保護他的了。但林彪並不領情，堅決不做檢查，開始了和毛長達一年的「冷戰」。並在不同的公開場合向毛鬧了情緒。從宮廷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非常不智之舉。在皇太子政治中，任何一個極其個人的和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導致儲君的廢黜，更何況是用鬧情緒來向最高皇權示威呢？對於這一點，文革研究學者陳益南認為：「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澤東認錯並作出檢討，那麼，他的下場便遠不會有後來所發生的那樣慘……」這當然是歷史假設的一家之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林彪以冷戰對抗「聖威」，大大加速了毛澤東對他從一般的「埋怨」到「憤怒」的過程。要知道，「從不服軟」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同樣是毛澤東的梟雄個性，而他則是一念間可以決定「儲君」林彪興亡的「君主」。在這一性格衝突中，失敗者必然是林彪。原林辦工作人員官偉勛就舉過這樣「一個例證」：
1970年斯諾來訪是一個例證。據Y秘書講，斯諾來京之後，毛主席指示林彪首先接見，林彪就是不見。……一拖就是幾個月。毛主席怎麼能高興？你不是說我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嗎？我讓你接見一下斯諾你都不見！後來毛主席自己接見了，「四個偉大討嫌」這句要命的話就出來了。
林彪在廬山會議後處理和毛的關係上舉措失當還有另外的個人原因，那就是他的心理疾病的加劇導致他病態性的固執、使他更悲觀消極地應對。因為精神病常識在今天的普及和政治禁忌的打破，無論是林以前的家庭醫生、秘書，還是主張為他「翻案」的研究者，都公開地認為林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大陸的林彪研究學者舒雲在採訪了林彪女兒林豆豆以後，得知當年蘇聯專家診斷林彪的精神病症是嚴重的憂鬱症。在日常生活中，
在1970年9月的廬山會議上失敗後，林彪顯然是精神受到刺激極大，情緒極其消沉，出現了「恐懼害怕、敏感多疑、委屈易哭、悲觀失望、不願見人、不想說話」等多種精神病的症狀。屬於精神憂鬱的焦慮症、疑病症、恐懼症都時有出現。對此，原林辦秘書們的回憶錄中對此都有很多的記載，如「1970年廬山會議後，本來就深居簡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緒低落到谷底。……更多的時間是一個人蜷縮在沙發里。看來他是更加鬱悶了。」1971初，林在蘇州時和葉群一起抱頭痛哭。又如，林對警衛李文普極其悲觀地說：「北戴河的房子不要蓋了，反正我活不了幾天啦！」再如，他突然抱着來訪者大哭。這些症狀雖然還沒有到主導林彪正常思維的地步，但對他的性格的變異還是有不小的影響的。
超天才讓毛忍無可忍
最後，「望子成龍」的血統世襲的思想造成了林彪在處理儲君和最高皇權關係上的最大失策——他錯誤地把自己的兒子林立果當作「接班人」的「接班人」來培養。且不說這一做法原本就可能大大觸犯沒有兒子接班的毛澤東的內心深處的禁忌，又和毛所心儀的第二代接班人（張春橋）唱了對台戲。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挑戰了在變異的中共皇太子政治中，只有最高皇權才能決定第二代接班人的權威。此外，林彪還極不適當地縱容和幫助林立果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將班子。無論是林立果身邊的「調研小組」還是後來擴展而成的「聯合艦隊」，都帶有傳統的東宮太子府開衙建府的性質，而這正是毛氏皇太子政治最不允許的潛在的第二權力中心。而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組」、空四軍的「教導隊」和廣州的「戰鬥小分隊」等等，又都無一不是緊緊圍繞着這位林「少帥」的私人武裝。這裏林立果又觸犯了毛澤東的又一個更大的禁忌——染指軍隊、建立「軍中之軍」的秘密組織。
更有甚者，林彪還默許並參與了對林立果是「超天才」的造神運動。古往今來，為了證明逆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陰謀家們常常藉助於「天命」說。如歷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禪讓」為名篡漢，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輿論。毛澤東多疑寡信，又熟讀《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之類的史書，他對於林立果被林彪集團吹捧為「超天才」的終極目的當然是心知肚明的。這同時也使毛對林彪對他搞的天才崇拜徹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說法更使毛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後不久就罕見地進行了批評。此外，林彪培植林立果為第二代接班人的種種做法還在陰差陽錯之中，使毛佔領了所謂的「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的道德制高點，並使毛可以背靠黨的政策和路線的大義來進行廢儲。總之，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帥夢無疑是觸發毛澤東下決心罷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1971年9月13日，毛林之爭寫下了最後一章，但還是沒有跳出皇太子政治的怪圈。它在「九·一三事件」前夕進入了這一惡性循環中的最常見結局和最悲劇性的一步：皇太子被逼造反、不久兵敗身亡。縱觀毛林之間由數十年的「最親密的戰友」到成為「接班人」以後迅速反目為仇的經過，不難告訴世人他們之間註定翻臉的制度原因。毛澤東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傳承其實是一種以禪讓為外形、以封建世襲獨有的立儲為實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里，最高領袖還擁有哪怕對世襲制中皇帝也所有限制的、完全憑個人喜好來立儲或罷黜的絕對權力。和傳統的皇太子政治相比，這一「接班人」制度還在革命的名義下變異出不少新的規則來，諸如絕對不允許有「接班人」的潛在「第二權力中心」、最高皇權有隔代指定儲君的「接班人」的權力等等。因為這一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隨意性，不僅造成了國家最高權力交接無序的危機，還使皇權和儲君之間的一些個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為無法調和的衝突，從而大大增加了儲君被廢或被逼造反的變量。簡言之，相比較本來就處處刀光劍影、步步血雨腥風傳統的皇太子政治，它的革命的變異使「接班人」通向最高權力的一步之遙更難跨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