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用紀馬鏞提出的「利源分類」作為分析框架，筆者根據在澳門得到的公開資訊，分析澳門疫政後的經濟前景。
利源分類
此分類框架由紀馬鏞提出，介紹如下：
任何行業乃至個人都有其進財的憑藉，稱為「利源」。「利源」分五類：工農業生產、本地人口、交通物流、資金流、特殊資源。按此五類利源分析一個地區的產業，即可得知該地就業前景，從而獲得職涯發展的資訊。
第一是工農業生產，對應的地區功能是農產區、工業區、學術中心。一切商品莫不來自工農業生產。只要生產出來的商品不單本地人口消耗，還能銷售至外地，即屬此類。請留意，學術、科研和技術創新若要變成利源，無論專利發明還是論文，都必然依附於工農業生產，因此學術、科研、技術創新的中心不會遠離工農業生產的產地。
第二是本地人口，對應的地區功能是居民區。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會產生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民生需求，這些需求本身就能支撐很多公司行號的經營。諸如本地食肆、超級市場、學校、各種零售店、電影院、醫院、本地交通、政府的內政部門、社福機構、維修業務、自來水、電力、燃料供應、電器、汽車服務、理髮、美容等，這些公司行號能經營的基礎是本地人口的消費，即使在缺乏外來旅客、外來資金的情況下，仍能持續經營。
第三是交通物流，對應的地區功能是交通線和交通樞紐。只要一個地方的經濟活動沒有完全自給自足，就必然需要從外地輸入物資，也需要從本地輸出商品、服務來交換本地的消費品。遠距離輸電、輸水、輸油、郵務、長途客運等依賴線路流動的業務亦屬於此類。
第四是資金流，對應的地區功能是金融中心和仲裁中心。吸引大量資金流進流出，關鍵在於當地法律、政策能否降低資金處理的成本和風險，以及法庭的仲裁是否公平、執行判決是否有實效。
第五是特殊資源，對應的地區功能是礦床、聖地、勝景，以及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特殊資源的特點是只要佔有就可以持續獲得利益，因此，旅遊景點是特殊資源，宗教聖地是特殊資源，自然保護區是特殊資源，礦床、油田是特殊資源⋯⋯對個人而言，名聲、江湖地位是特殊資源，酬庸的職位是特殊資源，用於出租的田地房屋是特殊資源，持有就會升值的資產是特殊資源⋯⋯最值得注意的是，權勢可以控制公共利益的分配，因此權勢也是特殊資源。
以上是五種利源的分類方法。
尋找澳門的利源所在
為免受疫政影響，此處採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8年澳門產業結構資料，粗略按利源分為五類在下方列出。
上表只是拿着便於取得的資料作出粗略分類而已，實際情況需要納入資產淨值變化、土地買賣與租賃等特殊資源，納入各種未被政府統計的非法經濟活動收益，以及依各行業的分類細項重新分析利源。由於本文目的不在於作出精密的量化分析，筆者也無能力調查非法經濟活動的收益，因此只能勾勒一個概略的圖景，供讀者參考。
預測澳門的疫政後各利源的變動
以下以澳門居民的生活經驗與可得的公開資訊，在此依序檢視工農業生產、本地人口、交通物流、資金流、特殊資源五種利源。
以工農業生產為利源：
澳門除了非法種植大麻之外，已無種植可供販售的農作物。澳門曾經有過輕工業生產，但自從2000年後近乎所有工廠都遷往人力成本低廉的廣東省。若想重新開發工農業生產，則須儘量降低人力、土地、技術、運輸、行政、稅務、風險等成本，以至於成為鄰近區域生產成本最低廉的地區；可是單看人力和土地成本顯然不可能低得過廣東省，二十年來也未曾見過遷出的工廠回到澳門再設廠，可知澳門在工業上並無發展優勢。澳門並不以學術見稱，即使是要為鄰近的科研中心開發新技術，也有更多擁有研發能力的大學、研究所、實驗室在廣州和香港，而且學門種類繁多，澳門難以插足。
因此，澳門缺乏由工農業生產所帶來的利源。
以本地人口為利源：
澳門本地人口約64萬（2019年），但本地人口的消費偏向哪些方面則需要從人口構成以及本地文化去探求。在澳門，人口老化、少子化、新移民增加以及貧富懸殊都是比較值得關注的現象。無論如何，超級市場、水電、燃料、醫療服務、食肆等行業都直接與本地人口數量掛鈎，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和本地人口數量相關。
不過有某些行業本來應該是依靠本地人口作為利源的，但卻由於權勢的介入而變質，其利源變成依賴權勢的支持———學校教育即是一個標誌性例子。澳門的中小學校教育在1999年仍處於自由市場狀態，家長根據坊間對學校的評價與家長對辦學團體的偏好而為其子弟選擇學校，學校也透過收取學生學費來營運。但澳門治權移交後，中共藉教青局透過「免費教育網」兼併學校教育的市場、制定法律限縮學校的教學自主空間和學校的財務自主空間、透過立法改變校長的任職資格從而換走了各校原有的校長，甚至控制對學校的資助批核，使得學校的營運資金和教學資源不再從自由市場取得，而是視乎學校的辦學團體、校長有沒有與中共建立良好關係，以及這一層關係是否足以令教青局不敢不批出資助。上述整個政治工程在2018年夏天完成，從此澳門學校教育的利源從本地人口改變為特殊資源（權勢）。從操作型定義來看，這種改變與「腐化」並不牴觸。
由此可知，在其他地區以本地人口為利源的行業，在澳門竟可以是以權勢為利源的。套一句澳門旅遊局的標語———「澳門就是與別不同」。
縱然如此，只要澳門居民的普遍收入沒有大幅下降，失業情況不嚴重，那麼澳門的本地人口數量就可以維持穩定，真正以本地人口作為利源的行業就可以繼續發展。
以交通物流為利源：
澳門並非重要的交通樞紐，只有從海外前往珠海、中山、江門才會考慮經澳門過境。進口到澳門的大宗貨物，要麼經過廣東中山的三鄉物流基地，要麼在香港葵涌貨櫃碼頭清關，可見澳門並沒有以物流為利源的條件。
因為地利之便，以珠海、中山、江門為目的地的走私活動會經過澳門，而當香港深圳打擊走私活動的時候，澳門的走私渠道也可以是替代選項。但走私並非帳面上可查到經濟規模的行業。
自從大陸與台灣開始「三通」之後，台灣商人進入中國境內已經不必從香港澳門過境了。現時澳門的交通物流主要還是滿足本地人口的需求，因此澳門的交通服務大部分還是以本地人口為利源，以外地人為服務對象的交通從帳面上可謂微不足道。
以資金流為利源：
資金流銀行業、金融業處理資金流並不奇怪，但為何把博彩業與保險業也歸類為以資金流為利源？在此筆者稍稍說明澳門的博彩業與保險業。
澳門的賭客和保險買家最大的來源地是中國。中共自建政之初已經厲行外匯管制，以防範境內資金和外匯流出，但中共治下的富人始終不信任中共體制能保障他們的財富安全，甚至有些根本就是不法資金，因此中國富人急欲將資金轉移到境外並希望得到銀行受理。澳門的保險業和博彩業正好滿足了這方面的巨大需求。
保險合約可分為消費式保險和儲蓄式保險，其中儲蓄式保險可以在一定年期後取回本息，甚至還附帶有人壽保險的服務。中國人在澳門購買保險，就有充分的理由從中國境內匯款至澳門。單純購買個人的儲蓄式保險，保額有限，但公司買保險的保額就相當可觀了。何況不繳交保費大不了就中斷保險合約，但只要有保險合約作為藉口，就可以持續匯款到澳門。即使引起甚麼民事糾紛，礙於澳門和中國境內的法律體系不同，在澳門的法院判決不會在中國境內執行，中澳兩地的司法合作也主要着眼於嚴重刑事罪行，所以一般狀況下不會引起麻煩。雖然單靠買保險並不能完全滿足中國富人轉移資金的數量，但對澳門保險業來說，這是重要利源。
關於博彩業，很多人會着眼在賭枱上的勝負，但實際上博彩就是一種把賭本變成贏錢的活動。賭場確保利潤的辦法，固然有一部分靠賭博遊戲的勝率偏差（通常小於2%；百家樂遊戲的莊家勝率最低，約1%），但最主要是靠抽水。抽水的意思是從贏家的贏錢當中抽取5%作為賭場收入，具體做法是賭場賣給賭客「泥碼」，「泥碼」不能直接兌換成現金，必須經過賭博後，賭場賠給賭客「現金碼」，賭客才可以拿着「現金碼」被賭場「抽5%水」之後兌換成現金，並可以由賭場開立收據證明兌換後的現金是賭客贏錢。這個資金處理過程只要換一種想法，就是一種金融活動———若有一筆資金不便說明來源而導致銀行基於反洗黑錢法規而不能受理，只要有辦法先兌換成泥碼的話，就可以在賭場上賭博後變成現金碼，然後就可以將這一筆不便說明來源的資金變成銀行可以受理的合法資金，這種操作與「洗黑錢」的操作型定義並不牴觸。只要把賭博的勝率偏差和賭場抽水視為手續費，那麼只要支付約6～7%的手續費率（實際操作可能還有其他服務費或行政費用），就可以確保不明來歷資金變成合法資金，而且不必擔心被侵吞的風險。這只是最基本的賭場功能，還有很多在禁賭地區難以想像的「特色金融服務」。
雖然澳門有上述兩個行業的配套優勢，但受到兩方面的外部因素打擊，使得澳門的「特色金融服務」前景黯淡。一方面是技術創新，使得加密貨幣可以提供相當廉價、巨量且即時的資金偷渡和洗黑錢渠道，偏偏澳門的金融法規禁止交易加密貨幣；另一方面是澳門赤化步伐已然加速，再加上中共與文明世界為敵，全世界利用疫政切斷對中國工廠的依賴，當香港由白區被赤化成紅區之後，澳門也將失去繼續維持特殊地位的條件。當資金流量逐漸減少，以資金流作為利源的博彩收入也會萎縮，這在澳門近年的博彩收入的已見端倪。
以特殊資源為利源：
在澳門，只要持有就能產生利潤的事物，以旅遊資源、房地產、收藏品、權勢四項為最顯著利源。在其他地區還可以有礦山、油田、宗教聖地之類，但澳門並沒有這幾項。
旅遊資源方面，雖然澳門歷史城區是世界文化遺產，但實際上多年來的旅遊調查結果都顯示，遊客來澳門的目的主要還是賭博和探親訪友，極少以澳門歷史城區為游澳目的。即使澳門有各國美食和大型豪華渡假村（賭場配套的酒店和娛樂設施），但面對香港和廣東省而言並不佔優勢。反而澳門居民經常到廣東省旅遊，說明廣東省的旅遊資源比澳門更吸引。
房地產市場分為買賣與租賃兩個市場
買賣樓宇本身可以是資產保值的工具，自從2004年樓市低谷之後有將近15年時間澳門的樓價隨著資金流量大增而不斷飆升，在這種背景下在澳門形成了「樓價只升不跌」的民間信仰（香港比澳門更早形成這種民間信仰）。但房地產買賣價格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按揭貸款的成本、按揭貸款的門檻、業主償還房貸的能力，這三方面在澳門都已經往推高樓價的方向推到合理範圍的邊界，再加上「澳門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期限已經剩下不到30年，房地產的產權假如變得和中共境內無異，那麼澳門的房地產不比廣東省的房地產更有吸引力，因此澳門的樓價恐怕難有上升空間，不宜繼續把澳門的房地產視為資產升值的投資工具。
房地產租賃價格直接就是本地居民和外來勞工的居住成本，與本地居民和外來勞工的收入中位數直接掛鈎。2004年後澳門經濟起飛，賭場和隨附的公司引進了大量需要在澳門居住的外地勞工，推高了澳門的房地產租賃價格。但隨著博彩業的不利因素浮現，外地勞工在澳門居住的人數已經顯著減少，這是一個對房地產租賃價格不利的長期趨勢。
當然，房地產市場投資是一門專業，也許專家們會提出另一種結論。
澳門的收藏品消費依附於香港和廣州的收藏品市場，其中在市面上容易看到的公司行號是當鋪和金行，因此與本地富裕家庭人口和外來賭客相關，應歸類為以本地人口為利源和以資金流為利源這兩個類別。因占就業人口的極小部分，不特別說明。
在澳門的各種特殊資源當中，權勢是影響社會最深遠的一項。權勢作為利源，有兩個主要源頭：中聯辦、澳門特區政府，都屬於中共管治澳門的機構。澳門特區政府有75%的收入來自博彩稅，而博彩稅率達到75%，博彩業收入又長期超過澳門GDP的一半—這意味着澳門GDP有一半是由政府分配的。只要好好運用這一筆款項，中共就可以運用權勢按自己的意願改造澳門社會。
權勢對澳門社會的影響深遠
早在葡萄牙統治時期，中共對澳門的滲透、統戰和控制就已經取得相當大的成果。在1966年12月3日爆發的「澳門一二三事件」，中共已經顯示出有能力在澳門掀起全面的暴動，當時葡萄牙人的統治幾乎被推翻，中華民國駐澳門領事館也在該事件後被迫退出澳門。在澳門治權移交後，中共通過中聯辦，利用澳門的社團文化，對澳門社會的滲透、統戰和控制日漸加深，以至於很多公司行號從自由市場的競爭者，變成依附中共權勢的尋租者。前文所述的學校教育是其中一個案例，還有中共在澳門舊有的隨附組織（也就是中共學者田飛龍所指的「忠誠的廢物」）也是明顯的例子。可以確定的是在各行各業的行業龍頭、大老闆、高階管理層、社團理監事，即使一般經營，也都需要「拜碼頭」，維持與中聯辦的良好關係才容易得到資助和減少營運風險。
中聯辦所發出指示的方式和內容、中聯辦直接給予的資助數額在澳門不屬於公開資訊。澳門特區政府受澳門法律規管，必須公開年度預算和審計報告，可以查看得知，獲得批核最多資助的公司行號，通常前十名都是中共在澳門的隨附組織。澳門特區政府批核資助的偏好其實也不見得是逢迎中共，也有受那些隨附組織的威壓而撥款的情況———從隨附組織的社交圈不時傳出「哪個議員拿着企劃案到政府部門去質問『為甚麼不批這一項？』，出來之後就每項都撥款資助了」的消息，從對話情節可以看得出他們正為自己所擁有的權勢而沾沾自喜。
經過多年來的發展，已經有香港的公司專門來到澳門靠申請政府資助而營利，有些是引進香港技術和商品供應澳門特區政府的，有些是競標政府採購案後外判給本地商家執行。由此可知，澳門特區政府的資助款項已經養了很多人，以至於連香港的公司也來分一杯羹。
天主教會數十年來都被中共港澳工委視為主要敵人，近三四年開始積極向中聯辦示好，從澳門特區政府得到的資助開始變多，但也看到天主教會改變傳統，從力求自主莊敬自強，變為委曲逢迎趨炎附勢。按照歷史上中共的統戰記錄，中共採取的策略都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在主要敵人之中尋找合作者作為次要敵人，然後扶植這些合作者從主要敵人的組織內部掌權，並掌控主要敵人的財政來源，透過這些合作者執行任務挑動矛盾分化主要敵人，瓦解主要敵人的組織能力，在主要敵人無法自保的時候收割成果，再對付那些身為次要敵人的合作者們。目前天主教會正是處於財政來源被中共逐步掌握的階段。中聯辦直接給予資助的方式和數額雖然不公開，但依照歷史上中共在白區統戰的慣例，那些資助都會暗中直接給予那些從內部瓦解主要敵人的合作者。可以預期長遠而言，澳門的天主教會將會失去組織能力，屆時澳門所有經濟活動都將會在中共及其隨附組織的籠罩下，徹底被赤化。
天主教會投共，對澳門社會最大的危害在於，澳門徹底被赤化後就會失去維持特區的必要，也代表澳門的經濟活動不再有自主空間，由2000年《美國-澳門政策法》保護的、憑藉澳門特殊地位而繁榮的博彩業就不再存在，澳門的房地產市場價格也會無以為繼，澳門居民的資產淨值與每月收入都會大減。
此外，合作者通過削弱自身團體的自主能力而取得中共獎賞，這件事從傳統的角度來講就是鼓勵背叛，是非常傷風敗俗的惡政，將會使澳門居民的風俗變得與中國境內無異———人人都被訓練成不敢信任他人也不對他人負責，徹底散沙化。徹底散沙化的居民無法自行組織出有力的反抗力量，從此變成專制政府最容易統治和剝削宰割的順民。
結論
只要中共不打算犧牲全中國的利益來供養一個澳門特區，那麼疫政後澳門的資金流將繼續萎縮，其他利源也無從開拓，最後澳門只剩本地人口和權勢這兩個利源。假如想為自己和下一代的未來打算，就要想辦法將自己的收入來源轉型為這兩種利源。
這兩種利源將會繼續供養澳門居民直到澳門特區被撤銷為止，估計這個事件在30年內將會發生，也就是現在出生的人到他們出社會後不久就要經歷這個歷史時刻。
超越結論的未來圖景
若為疫政後作一點推演，可想而知，想以權勢作為利源就要搶佔少數可以尋租食利的地位，搶不贏的落敗者就只能轉而依靠本地人口來維持生計，取得權勢的人又可以進一步將本地人口的利源改造為由權勢控制，反覆下去，只要行政技術提供足夠的社會控制能力（智慧路燈、監控鏡頭、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行政助手等），就會形成由權勢徹底控制社會所有利源的局面，所有人都在金字塔式的體制下被固定在某個階級位置上，生存所需的物資分配就只能仰仗掌握權勢的上級施捨，「大步邁進共產主義天堂」。
無論是澳門人、香港人還是台灣人，你會希望這樣的未來臨到你和你的後代頭上嗎？
※作者為香港中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