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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文革大屠殺中南寧「422」派部分倖存者的往事今生

——永難忘懷的血淚史

南寧、乃至整個廣西,在文革運動初始階段的1966年5月至1967年的11月間,基本情況與全國其它地方相比是大致相似的,並無什麼特殊之處。如由開始時的批《海瑞罷官》、“三家村”、“四家店”,都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的;其後中共文革運動《十六條》的公布,北京紅衛兵的出現,影響到全國,學校停課,破“四舊”,學生打校長和老師、游斗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大串連,無政府主義空前泛濫。緊接着是兩派的出現,內鬥,再到上海爆發所謂的“一月革命”,毛澤東號召“從走資派手裡奪權”,解放軍“支左”——等等,直到此時,機關幹部、工人、市民、農民都被捲入到運動中,緊接而來的是兩派武鬥的出現,使一些工廠停工,交通時有中斷,到處都處在一遍混亂不堪的局面中。在這樣的形勢下,南寧及廣西各地形勢雖是昆亂,經濟受到影響,個別地方武鬥中有極少數人被打死,對此百姓們當然是苦不堪言,怨聲載道;但此時的廣西並未見有隨意亂殺人的事件發生。

到了1967年的11月,廣西“422”和“聯指”兩派代表在北京達成“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協議”,中央同時下達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廣西區革委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也正式成立。此時的廣西人民(特別是受壓的“422”派)是高興的,他們以為廣西形勢從此會變好了。然而後來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人們之所料,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愈來愈糟,終至出現大武鬥、大屠殺,使十多萬鮮活的生命慘遭殺害,這是善良的人們怎麼樣也不會想到的,更是無法理解的。

關於廣西各地從1967年冬至1968年8月(不少地方乃至9月、10月)的大武鬥、大屠殺情況,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作者本人的《廣西文革痛史鉤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兩書,以及其它文革的親歷者、研究者們有關廣西文革的許多文章,廣西各縣的縣誌——等等,對此都有詳盡的記述、論述,在此不必贅述,關心此事的朋友們可以去參閱這些有關的史料,對廣西1968年大屠殺的問題定會是一目了然,觸目驚心的。

在這裡筆者僅就近年來在南寧結識的原“422”派部分倖存者,從他們口述的當年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的一切,這都是歷史的真實見證,現把他們的回憶和反思整理成文,以享讀者,定會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文革期間筆者生活在桂林,是一個單位“老多”(造反)派的負責人之一,親歷了這裡文革運動的一切。那時在桂林就久聞南寧“422”派的負責人龍智銘、曾春生、曹東風、石懷宇、黃達升、熊一軍,以及朱仁等人的大名,可惜從未曾有機會與他們結識交往。

文革結束後,轉眼數十年過去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筆者退休後得以在南寧生活,從2000年起開始了對廣西文革問題的回憶、反思與寫作,但始終未曾結交南寧“422”派的相關人員。直到2016年初始之時,一次偶然的機會使筆者有幸結識了盛國福先生,從交談中得知他在文革中是南寧”422”派的骨幹成員,他向我講述了不少當年文革的辛酸往事;其後他又介紹我與張紹佺、熊一軍、朱仁、史妙甫、曾春生、張俊秋、秦尚群、高麗霞、高興學、唐莉娜、李曜增、王雲高、黃振仕、鄭紹興、黃可釗、賀曉晴——等等一批當年“422”派的倖存者結識,令我十分高興。這些倖存者可以說都是那個荒唐時代下湧現的風雲人物,文革開始後,那時他們非常崇拜毛澤東思想,忠實於毛的革命路線,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勇敢地站出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造走資派的反,成立造反派組織,這些風雲人物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造反派頭目,或者是骨幹成員。那時毛澤東支持學生們起來造反,因而“造反派”這一名稱在那時是很吃香的。但好景不長,到了1968年開始之時,毛澤東打倒政治對手劉少奇等一批人的目的達到,就把“造反派”拋棄了。在南寧,這批風雲一時的“造反派”大小頭目及骨幹成員,隨之飽受磨難,有的人険些喪命。但他們卻僥倖活下來了,也是不幸中的萬幸。經過與這些人的接觸交談,其中與一些人還有過多次的交往,從他們的口述中,使我進一步得知了在文革中南寧大武鬥和大屠殺的更多真實史料。

現將這些風雲人物的辛酸往事簡述如下:

1、盛國福:是我在南寧第一個結識的“422”派倖存者。他1942年出生於東北黑龍江省一個農民家庭,漢族,初中文化,1961年入伍當兵,1965年複員後被安排在廣西南寧橋樑建設部門工作。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之時,作為生產建設部門的職工,他只是在單位黨委領導之下參加運動,寫大字報,參加批判會、聲討會之類的,其後雖是參加了南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也只是一般的投入到運動中而已。但到了1967年“1月革命”之後,特別是當廣西軍區砸了南寧“工總”總部,並逮捕了總部宣傳委員熊一軍,這激起了盛先生的極度不滿,認為這是公然的侵犯人權,是極其錯誤的,從此使他全力投入到了文革運動之中。

1967年“一月革命”後,廣西軍區受廣州軍區的指示,在群眾中做“讓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由於此時韋國清尚未檢查錯誤,必然會遭到許多人的反對,但也有不少人聽軍區的話,支持韋國清。到了4月,南寧就出現了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與打倒韋國清的“422“派。從此,兩派圍繞韋國清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終至出現武鬥。

盛先生當時是“422”派“工總”的負責人之一,也是“422”派的赴京代表,1967年6至11月周總理曾八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盛先生參加了前面的4次接見。

在1968年6月開始的南寧大武鬥中,盛先生受命駐守解放路據點,成了該據點負責人之一。在“聯指”派及部隊多次的聯合進攻中,“422”派負責人及部分人員戰死,最終解放路據點在8月5日被攻破,“422”派全軍覆沒,據點內全部人員被抓,許多人被當場打死,相當多的人因到下水道中躲藏逃生,不幸被水淹死。

盛先生說,當據點被攻破後,他與少數人仍在據點內的民房中躲藏,直到8月6日中午因飢餓他們才手舉白旗走出來,但“聯指”派武裝人員仍向他們開槍,走在前面的一人(屬南寧航運公司的職工)被當場打死,一人受傷。此時走在後面的盛先生高喊“不要開槍,我們是徒手岀來投降的”;當他們幾個人扶著這個傷患走出來後,看見有解放軍,盛先生就向解放軍呼救:“解放軍同志,救救這個傷患吧”,誰知這個軍人卻說“你自己不死就算你命大了,管他幹什麼”。聽了這話,盛先生心裏一陣悲傷難過。

據點被攻破,盛先生算是逃過了一劫,保住了性命;但其後他被押送到公安廳的看守所關押,不久又把他送到茅橋監獄,直到1974年才把他釋放。在被非法關押期間,他曾多次被嚴刑拷打,逼迫他承認是“反共救國團成員”,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嚴重的摧殘,是他一生中經受的最大磨難。

釋放後,盛先生雖恢復了工作,但並未獲得平反,非法關押期間的工資也未補發,直到1983年文革“處遺”開始時才獲得平反。90年代後期盛先生退休後,除了與朋友辦公司做生意而外,他經常邀請當年“422”派人員相聚會歺,回顧文革中的辛酸往事。不幸的是在2018年6月他因病去世了,使“422”派的倖存者們失去了一位可親可敬的團聚組織者,使大家十分悲痛。

2、張紹佺:是我在南寧第二個結識的“422”派倖存者,是經盛國福先生介紹的。他本是南寧郊區亭子公社的幹部,1967年一月革命後,他也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其後成了南寧“422”派“農民造反總部”的負責人之一。1968年南寧局勢緊張時,他也駐守在解放路據點,是據點的聯絡員。當據點被攻破後,他被“聯指”派抓回鄉里,受盡折磨,幾乎九死一生。在解放路和被抓回農村後,他親眼看到地上擺滿了許多屍體,許多“422”派人員及“地、富、反、壞、右”人員被槍殺,或者被棍棒打死,刀捅死,慘不忍睹。他自己曾多次被斗、被打,萬幸的是保住了一條性命。直到1973年他才被釋放回家,其後恢復工作,80年代初“文革處遺”時才被平反。

90年代中期他退休後,有幸隨子女移民到了美國,生活在美國這個民主、自由的世界裏,他感到十分幸福。他每年都要回廣西兩次,住上幾個月,與朋友們相聚。自我與他結識後,每當他回到南寧時,常帶我去拜訪“422”派的倖存者,看當年武鬥及殺人的現場,這些常常都會引起他對辛酸往事的痛苦回憶,為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史料。不幸的是他在2018年初回南寧時,3月初時我與他和幾個朋友還一起聚歺,不曾想到4月中旬他到北旅遊返回南寧時中途遇車禍身亡,使“422”派的朋友們萬分悲痛。

除這二人外,另外結識的十多名倖存者,都是近三年來由盛國福先生和張紹佺先生二人多次邀集的早茶會、聚餐會,大家會聚一起喝早茶、中午聚餐相識的。

3、史妙甫:他的祖藉是上海人,上世紀40年代中出生於上海,父親是商務印書館員工,1950年到南寧印刷廠工作,史先生隨夊親移居到南寧,是在南寧上學、成長的。文革開始時他是南寧一中高三年級的學生,運動初期他參加盾牌紅衛兵這個保守組織,其後很快就反戈一擊參加造反派組織,後來成了一中“指點江山”的負責人之一,成了文革造反派的領軍人物。1967年6月開始,廣西兩派代表赴京學習和談判期間,他是“422”派代表之一,曾參加過周總理的四次接見會。

1968年韋國清和“聯指”派的幕後操縱者們挑起武鬥時,他是南寧“422”派指揮部的副總指揮,解放路一片據點的總指揮,領導這一片據點內“422”派人員多次擊退“聯指”派的進攻。從7月下旬開始,在部隊和“聯指”武裝的強攻下,8月初解放路據點終被攻破,8月6日他在樓上被抓,幸好抓他的是解放軍,不是“聯指”暴徒,因而沒有被打。後以“現行反革命”、指揮“殺人放火”、“壞頭頭”等罪名把他押送到公安廳看守所關押,其後又送到監獄關押。開始時把他和另外21名被抓捕的“422”派負責人和骨幹成員五花大綁押到展覽館搞“活人展覽”,組織全廣西各地的“聯指”派人員分批來參觀。史先生說他心裏一直不服,曾嚴正的對展覽組織者們聲言:“你們想用這種手法來羞辱我,實際上是羞辱你們自己”。在關押期間曾幾次把他押回學校進行批鬥,在關押中沒有被打,但在學校被批鬥時曾幾次被暴打。

他的所謂“罪名”都是胡說八道強加的,在監獄他被非法關押了九年多,從沒有經過司法正式判刑,直到1977年才從監獄中放出來,1984年廣西文革“處遺”時才被正式宣布平反。

由於他一直沒有機會找到合適工作,1980年他結婚成家了,只能靠打零工維持生計。80年代改革開放後,他開始做些小本生意,後代理廣西的水菓批發生意,銷售到北京等地。經過艱苦地創業,逐步地掙了錢,不但改善了生活,還建了一座八層樓的房子。步入老年生活後,常與朋友們聚會用歺,回顧和反思文革中的辛酸往事。2016年春接受過香港電台電視部紀者的採訪,製成“1968——廣西故事”在電台播放。不幸的是2018年春節前夕史先生因病去世了,使“422”派中的眾多倖存者朋友們無比悲痛。

4、高麗霞女士:她的祖藉是江蘇徐州,父親是廣西田陽糖廠員工,1941年他出生於田陽,是在這裡長大上學的。高中畢業後,她到南寧工作,先到西廂塘一所小學任代課教師,文革開始時是新陽小學的教師,1967年“一月革命”後參加造反派組織,成了一名骨幹成員。1968年南寧大武鬥時她駐守“422”派的解放路據點,是據點內的廣播員。

當8月初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她被“聯指”派武裝人員抓埔,先在水牢里被關了三天,沒有任何吃的,飢餓難耐,險遭餓死。後被送到茅橋監獄關押,期間曾與另外被抓埔的21名“422”派人員被押送到展覽館作為“現行反革命”、“壞人”展覽了三個月,供“聯指”派人員參觀。想不到韋國清這個廣西土皇帝、獨裁者、迫害狂也來參觀這個“活人展覽”,當他和一批廣西的高官及“聯指”派頭目走到高女士身邊,看到高女士被捆着綁坐在那裡被展覽,竟無恥的說:“高麗霞,你這麼年青漂亮也來參加反動組織,當反革命,早知道我把你送到越南打美帝去了”。那幫隨行者聽後則發出了卑鄙的奸笑聲。

在監獄中她受盡了磨難與羞辱,直到1972年才被放出來,仍被送到街道工廠管制監督勞動。“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後才恢復工作,直到1984年文革“處遺”時才被宣布徹底平反。80年代改革開放後,她辭去工作,走上了經商之道,而今已成了一個擁有三個門麵攤位的老闆,經營幹雜品生意。業餘生活喜歡唱歌,由她牽頭組織了一個合唱隊,常有聯歡表演等活動。除此而外,也常會參加“422”派倖存者朋友們的聚歺會,回顧和反思文革往事。

5、熊一軍,南寧人,生於1937年12月,文革前就是南寧橡膠廠的員工。文革開始後,他回應毛主席“關心國家大事”的號召,積極支持學生的造反運動,自己也和一幫人組織工人的造反派隊伍,成立“工人造反派總部”,是負責人之一,擔任宣傳工作。1967年“一月革命”後,是南寧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的領導者之一。不久軍區和南寧警司以“工總”中成員不純而砸了“工總”,並逮捕了“工總”宣傳委員熊一軍,使他蒙受了半年多牢獄之災,直到1967年11月才在周總理的過問下得以平反出獄。

1968年南寧武鬥時他是“422”派解放路據點的負責人之一,當韋國清組織部隊和“聯指”派武裝頻頻向解放路等多條街道進攻時,街道房屋常被炮彈和燃燒彈擊中着火燃燒,多處房屋被燒毀。為保護銀行資金不受損失,在熊一軍親自組織領導下燒毀了解放路銀行儲蓄所中的50多萬元現金。當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他被逼無奈帶領一批武鬥中未死的人員打着白旗走出據點投降,全被抓捕關押,有的被當場殺害。他因是“422”派的領導成員,早就是知名的造反派,當局為了得到他的口供,因而未被殺害。他先被關押在公安廳的看守所,後轉至茅橋監獄關押,為了獲得他的口供,多次對他刑訊逼供,多次遭受毒打和非人的折磨,險些喪命。在70年代初期曾被法院以搞“反革命暴亂”、“搶劫銀行”、“殺人放火”等莫須有的罪名判處死刑,是在公判大會上宣判的,只是後來沒有執行而已。妻子也因他而受連累,被單位管制多年,兒子在80年代初考上大學時不不允許去上學,使家屬子女苦不堪言。

1983年廣西開始文革“處遺”時,熊一軍於8月5日才被釋放回家,但並不是平反,法院的人對他說“是假釋,放你回家就不錯了”。其後不久雖然恢復了工作,但被非法關押期間的工資分文不補發。到1984年文革“處遺”結束才獲得正式平反。

而今熊一軍重病在身,2016年夏季的一天張紹佺先生帶我去拜訪他時,他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見我們的到來,他熱淚盈眶,只能細聲的與我們作了簡要的交談,更多的是由他的夫人代他說的。見到此情此景,我們也不忍心過多的打擾他,與他夫人了解一些情況後,我們就告辭了。臨別時我與張先生和他緊緊地握手告別,祝福他好好治病,早日恢復健康,一切多保重。他則叫他的夫人拿了一本書送給我,這是一本明鏡出版社出版、旅美文革史研究學者宋永毅作序的《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一本十分珍貴的史料,令我非常感動。

去年底我曾給他的夫人打電話,詢問熊一軍的病況,他夫人回答說已經可以下床走動了,但仍不能出門下樓,他只希望靜心地調養,對過往之事不願再回首了,不希望有人去打擾他。我們本想再度去拜訪他的,也只好作罷。在此,只能祝願他早日康健了。

6、朱仁:廣西柳城縣人,出生於1930年,解放初期就參加地方工作,後到東北師笵大學讀書,畢業後分配回廣西,到區黨校任教。文革前參加過“四清”工作隊到農村搞過“四清”運動;文革開始後被調到“區黨委文革接待站”搞接待工作。因支持學生的造反運動,“一月革命”後開始參加造反派組織。當1967年4、5月間廣西因韋國清問題分裂成“422”和“聯指”兩大派後,他是“422”派的一員,雖然他不是“422”派的負責人,但卻是一個比“422”派負責人名聲更大的“422”派成員。1967年廣西兩派代表赴京學習、談判時,他長期在北京活動,為“422”派效力。

1968年初廣西柳州鐵道學校四名學生寫出《今曰哥達綱領批判》一文,影響很大,此文被康生定為反動文章,康生並指出學生是寫不出這樣文章的,是背後的黑教師爺寫的,當時朱仁就曾被懷疑是這樣的”黑教師爺”。其後廣西南寧、柳州、桂林發生大武鬥時,朱仁也在北京活動,為“422”派奔走效力。當中央領導人在7月25日接見廣西兩派時,一味的指責“422”派,並不許“422”派代表申辮,特別是康生、溫玉成這樣的領導人,在會上公然叫罵:“南寧主要是朱仁、曹東風,柳州主要是白監平、王反修,桂林主要是劉振林、劉天賞”,把韋國清和“聯指”派挑起的武鬥、殺人、放火——等等罪責全部推到“422”派和桂林“老多”派的頭上。此次接見會後,朱仁等一批人在北京即被抓捕,後押送回南寧關押。

朱仁是作為要犯押回南寧的,以“反革命罪”長期關押在公安廳的看守所,受盡折磨。直到1982年才被釋放出獄,文革“處遺”時才獲得平反並恢復在區黨校的工作。其後調到廣西大學任教,被評為經濟學科的教授,出版了《簡明發展經濟學》等多部著作,為培養人材和經濟建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而今他雖已是88歲高齡的老人,但仍是身體健康,精神飽滿,能常參與“422”派倖存者們的聚歺活動。我曾多次與他接觸交往過,他與我談過許多文革時的史料,他說他掌握的許多資料在被關押期間都被搜去了,十分可惜。我對他說,我們都年老了,要認真地回顧一下往事,趁身體尚好的時候多寫點東西,多留點文字在人間,為總結和反思文革,給後人多留下寶貴的史料。朱先生回答說,他一定會寫的。但願能早日能看到他的大作問世。

7、高興學:1939年出生於廣西賀州,家庭出身貧農,漢族,初中文化。1958年到南寧電業安裝隊工作,1961年應徵入伍當兵,在部隊入黨,1965年從部隊轉業回到南寧,仍在電業部門工作。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後,他回應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積極支援學生們的造反舉動。1966年11月,當南寧也出現工人的造反隊伍時,他是第一批工人造反隊員。由於他是共產黨員,出身好,被大家推舉為工人造反隊伍的負責人之一。

1967年6月南寧兩派出現武鬥時,他是成了“422”派的負責人之一,曾在武鬥中負傷。在1968年的兩派武鬥中,他負責駐守“422”派的展覽館據點,是該據點的總指揮。中央“7·3布告”下達後,他和一些“422”派負責人被中央指名接到北京學習,為此他參加了7月25日周總理等中央領導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的會議。在接見中,中央領導嚴厲地斥責“422”派,把武鬥、殺人放火、搶劫——等等罪名都算到“422”派頭上,並不允許“422”派代表發言申辯。此次接見後,“422”派在北京的負責人全被公安抓埔。高興學先生是8月底被從北京押回南寧的,關押在公安廳看守所,後被轉到茅橋監獄關押。在看守所、或者在監獄關押的初期,都經受過“逼供信”和嚴行毒打,逼迫他承認“422”派的所為是“反黨、亂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部”、是“反革命”、“反共救國團”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這是他人生中最悲慘的一段苦難歲月。

在關押期間,他被開除了黨籍、公職,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程式的審判,被非法關押了9年多,直到1977年12月才被釋放回家,恢復在電力部門的工作,1983年廣西開始文革“處遺”時才獲得平反恢複名譽。

8、曾春生:文革運動開始時是廣西醫學院(現在的廣西醫科大學)的學生,文革造反運動在南寧興起時,他與一幫學生率先站出來造反,成立名曰“闖”的造反派組織,他是該組織的主要負責人.。1967年4月開始,廣西出現”422”和“聯指”兩派嚴重對立時,他是“422”派的負責人之一,與另一名“422”派負責人龍智銘(廣西水電廳的年青干郚)成了廣西造反派中的領軍人物,名聲威震廣西。後作為“422”派代表赴北京學習、談判。1967年11月廣西“區革籌”成立時,他作為“422”派代表成了“區革籌”的成員一之一。

1968年初,在韋國清和“聯指”派幕後指揮者的挑動下,廣西形勢巨變,“聯指”派四處挑動武鬥,打壓“422”派,抓人、打人、甚至殺人,使廣西出現了嚴俊的形勢。在此種形勢下,曾春生、龍智銘等一批“422”派人員失去了反抗的鬥志,被韋國清拉過去了。而“422”派的另一些頭目黃達升、曹東風、石懷宇、史妙甫、熊一軍——等一批人則堅決站出來與韋國清和“聯指”派鬥爭,為維護“422”派廣大成員的人權、民主和自由而英勇奮鬥。由此“422”派的隊伍被分裂成了曾春生、龍智銘領導下的老“422”和黃達升、曹東風、熊一軍等領導下的新“422”兩部分。那時新“422”派的宣傳曾指責曾春生、龍智銘等人是“叛徒”、“右傾投降派”。後來廣西的“422”派被韋國清和“聯指”派殲滅後,“422”派人員不是被殺就是被抓埔關押,而曾春生和龍智銘兩人卻在1968年8月26日廣西區“革委會”成立時成了副主任,走上了領導崗位。

不幸的是,1971年廣西開展清查“5·16”運動時,曾春生和龍智銘兩人都被作為“5·16”的清查對象而被審查。那時筆者在桂林,因文革初期是一個單位“老多”派的負責人之一,也被作為作為“5·16”份子而被審查,廣西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5`16”,但當時廣西卻大張旗鼓開展清查所謂清查“5·16”運動,是把當年“422”派和桂林“老多”派在文革初期造反運動中所作的一切都翻出來,作為“5·16”的“罪狀”進行清查,實在是可笑至極。在此過程中龍智銘想不通而卧軌自殺身亡,喪失了年輕的寶貴生命。而曾春生在清查中也受到了極大的冤屈,直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後得以解脫,恢復職務,此後任廣西衛生廳的廳長,直至90年代後期退休。

我與曾春生先生的結識,,是在2017年4月,盛國福先生組織的一次“紀念‘422’派成立50周年”聚歺會,邀請了南寧的十多名“422”派倖存者參加,桂林“老多”派的風雲人物楊福庭、李日明等人也被請來聚會,大家回顧歷史,交流謾談,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曾先生不願過多的談論什麼,只是聽其他人的說話。之前我曾寫了一篇《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暨‘422’派興亡紀亊——值得回顧與反思的歷史》的文章,分發給曾先生及其它與會者們參閱,從未見曾先生有任何反應。

人各有志,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是客觀存在的,不必強求一致,大家能互相交流探討就可以了。筆者以為,原“422”派的人們今天也不必罵曾春生先生之類的人是什麼“叛徒”了,那時的形勢複雜多變,在那種形勢下,各人有不同的選擇,只要自己不做過傷天害理之事,就不必計較太多。當年南寧被非法殺害了數千人,這是一場反人類的大屠殺,要把仇恨記在韋國清及“聯指”派壞頭頭、眾多殺人兇手們的頭上,要切底清算他們的罪行,這是文革經歷者們的歷史責任。而今大家都已是古稀之老年人了,大家能很好地安度晩年,有時能聚會交流一下,回顧過往,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能給後人留下一點歷史資料,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很了。

其它我所結識的“422”派倖存者,如賀曉睛女士、王雲髙先生、黃振仕先生等,關於他們在文革中飽經磨難的歷程,我已專們寫過拜訪他們的文章在《議報》丄刊出過,在此就不必再重述了。

作於2018年11月上旬

--原載《議報》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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